这是我的第二本学术论文集，收集了我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去年，我将我有关湘军和晚清湖南社会的研究论文收集，以《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为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自1982年初毕业留校，即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至今正好二十年了。出版这两本论文集，大而言之，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于自己呢，未尝不是借此作一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为二十年的学术工作的念记。如果居然还有若干读者，则是我莫名欣慰的收获了。

1982年1月，我毕业留校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当时，是由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崇汉玺先生担任我的指导教师。在两年多的助教工作期间，除了担任主讲教师的助教，辅导学生、批改作业以外，就是读书。崇老师指定阅读的书目，一是《资本论》（马克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论艺术》（普列汉诺夫）三本理论著作：二是中国史学会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1500万字，几十巨册。在这两年中，我仔细阅读这些资料，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卡片，这给了我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史料的基础，对我以后从事学术撰述以极大的帮助。1984年9月，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的林增平先生。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利用有利的师资和资料条件，广泛的阅读历史资料、游学问师，收获颇丰。林增平先生为人淡泊的心境，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为人、为文以巨大的影响。林先生虽已作古多年，但他对我们弟子的教诲，使我们受益终生。每当夜静人深，疲惫来临，我想起先生宽容的笑脸，便又驱赶倦意，埋头工作。从1985年起，我开始发表论文，到今天，二十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15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2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光明日报》、《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文汇报》等文献摘要、评述、引用。另出版个人专著5本。不敢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贡献，然而可以自信的是，在学术成为教授的敲门砖、官员的装饰品的今天，我还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色，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在教学的岗位，还是近几年来兼任一些行政事务，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始终把学术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从不追赶学术或世俗的时髦，始终坚持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我以为学术应当是学者存在的价值所在，是学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南怀谨先生说，要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我一直引为座右铭。在这转型期的社会，世俗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多，我不敢自言能做多少，但我一直把握自己，不要失去学者的自我。

我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矿工的豁达、深沉，赋予我为人的豁达和宽容；我生长于一个不幸的年代，17岁高中毕业就开始知青生活，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即使是在下乡的日子，读书仍然是我唯一的爱好。每当夜静人深，我总是带着满身的疲惫，在煤油灯下苦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鲁迅全集》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读完的。知青生活的苦闷，在读书中消解。1977年12月17日的第一次恢复高考，我是带着孝走进考场的。我的父亲在1977年12月15日去世。我匆匆告别逝去的亲人，我是带着孝走进考场的。我的父亲在1977年12月15日去世。我匆匆告别逝去的亲人，在悲送父亲的哀乐声中，我开始我的高考。回首往事，我虽然一直为没有送父亲最后一程而抱撼，然而我二十年来的工作，使我可以告慰父亲于九泉之下。完满的人生太少，人生的岁月有限，我已经过了人生的不惑之年，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我学者的职志永不会变。

谨以此书纪念我二十年的学术生活。谨以此书献给我长眠的父亲，献给我的导师林增平先生和崇汉玺先生。

王继平

200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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