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

经过三年的沉积和提炼，张妮妮教授的博士论文终于正式出版了，可喜可贺！当年参加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担任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当时读到她的论文，就感觉很是高兴，因为终于看到有博士论文专门研究戴维森哲学，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至少就我所知道的范围来说。至今，我还保留着她的博士论文，当时还专门把给她写的论文评阅书复印了一份，保存下来。令人高兴的是，三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博士论文是以戴维森的哲学作为主题，就连我的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也是做戴维森的行动理论，还有北大叶闯兄的专论戴维森的大作问世，每年在国内哲学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戴维森思想的论文也在增加，这些都表明，戴维森哲学正在成为国内学术界逐渐关注的话题。

戴维森哲学逐渐引起重视，我想至少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戴维森较早并完整地从自然语言出发讨论语义学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20世纪中叶前以形式语义学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哲学研究状况，使得语言哲学的讨论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第二，戴维森在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看作是继蒯因之后的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第三，戴维森的思想涉及了当代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领域，特别是在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讨论中观点独特，在关于自由意志和行动逻辑的讨论中也独占鳌头。这些都使得戴维森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戴维森就把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自然语言，由此诞生了“自然语言语义学”这门新的分支学科，他和哈曼合编的《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和《语法的逻辑》如今已经成为自然语言语义学和逻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戴维森最初是改造了塔尔斯基的形式化的真的定义，用给出意义的方式确定真，把自然语言中关于“真”概念的定义问题还原为给出这种语言中语句意义的问题。这样，戴维森就把形式语义学中讨论的真的问题转换成了自然语言中讨论的意义问题，这也使得对意义问题的讨论变成了语言哲学中最富有成效的部分。戴维森对当代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提出了一整套自己对意义理论的说明，这就是后来常说的“戴维森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意义理论去解释真理问题，而这样的意义理论就是要表明，一个语言的说话者如何能够有效地确定意义，或者说，如何去确定任意的表达式的意义；同时，我们在对自然语言中使用的真理谓词进行结构性描述的时候需要提出一种恰当的语义学标准，而这个标准应当是清楚的和可以检验的；最后，意义问题只能通过分析真理谓词的方式才能得到说明。由此可以看出，戴维森的工作就是把形式语义学中讨论的“真”概念与自然语言中讨论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用意义去解释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语言哲学中过于形式化的建构工作转变为了用自然语言讨论的意义问题，这正是他在《真理与意义》一文中所做的工作。张妮妮教授的博士论文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引起我的注意，也正是因为她抓住了戴维森工作的这个核心。语言哲学的后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戴维森的这个思路进行的，我们今天来讨论意义和真的问题，就必须从戴维森的思想出发，或者无法绕过戴维森的工作。

自蒯因起，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逻辑的因素被引入实用主义的问题讨论中，由此改变了实用主义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把蒯因称作第三代实用主义的领袖的话，那么，戴维森就是第三代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因为他紧随蒯因，在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中掀起了一场哲学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中更多地补充了实用主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好体现了美国哲学注重生活实践和理性活动的传统。在继承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过程中，当代重要的美国哲学家都被赋予到了不同的哲学谱系之中：蒯因被看作是皮尔士哲学的直接继承者；而普特南自己则宣称受到詹姆斯思想的直接影响；戴维森本人虽然没有说过自己是杜威的传人，但罗蒂则把他与杜威紧密地联系起来，称他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类似杜威的工具主义和相对主义。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老一辈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以上这种思想谱系就向我们表明，从蒯因到普特南再到戴维森，他们的思想发展的确是在延续着美国哲学的传统；而戴维森则使得这种传统更加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即把人们的意志活动、欲望以及潜意识行为等都放到理性能力的范围中加以考察，试图由此揭示人类理性活动的本质特征。这就对当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戴维森把对意义和真理问题的讨论放到对自然语言的考察中，通过分析自然语言中的真理问题阐明意义理论的核心，即他的“T约定”；这就使得语言分析活动直接进入了对自然语言的考察，为实用主义思想进入分析哲学传统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戴维森对行动理论的研究直接促成了在分析哲学中引入实用主义，他从蒯因那里得到的“善意原则”和“整体论”方法论，都使得他提出了“没有对照的符合”的观点。这些就使得当代美国哲学家把戴维森看作实用主义最新发展的代表。

当然，戴维森哲学在当代哲学中获得极高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思想非常开放，从来没有把问题研究完全限于某个狭隘的领域，而是不断地开辟新的论域空间，把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放到哲学的显微镜下加以分析考察，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风格和广阔的思想领域。特别是他晚年对非理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历史问题的关注，都表现出哲学家思想不断拓展的空间。应当说，这种拓展的意义已经不限于他对自己思想的阐发，更重要的是启发了更多哲学家从他的问题以及通过对他观点的反驳而形成了更为有意义和价值的讨论，即在心灵哲学中对身心问题的进一步拓展和在实践推理讨论中对自由意志问题的更多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愈加意识到戴维森哲学的重要性，并把他的思想作为自己讨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戴维森思想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思想触角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互动，生发了一些中西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关于跨文化的理解问题、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图式问题以及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问题等等。200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哲学交锋—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充分展现了戴维森哲学对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虽然戴维森因病不幸于2003年8月去世，但“他对跨越文化与民族疆界的共同哲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牟博语），却更激发了我们对这一事业的不断追求。《世界哲学》杂志在戴维森去世后不久就开辟了专栏（2003年第6期），沉痛悼念这位当代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包括我在内的四位作者分别回忆了戴维森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交往的历史纪录。台湾学者方万全写道：“因为有了他的哲学，我们对语言、思想、世界三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有了崭新而更为深刻的认识。”北京学者王路则认为：“像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始终是站在哲学史研究的主线上，思考着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他才是重要的哲学家，他才能被称作‘对人们有帮助的哲学史的解释者’，他的影响才会是重大而深远的。”

正是基于戴维森哲学的这种重要性，我认为，张妮妮教授这本著作的出版，对国内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