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是一门“显学”。演讲和雄辩是当时精英政治和城邦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说它年轻，是因为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在西方文明的早期昙花一现之后，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为学术界重视，成为一门“新学”，成为一门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可以说，西方学术界目睹了一次盛况空前的修辞学复兴。

《西方当代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旨在介绍这次修辞学的复兴运动中出现的主要批评模式和方法。

现在就编译工作向读者作一个交待：

在《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中，我们重点从史的角度介绍了本世纪修辞学的演变，选译了代表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到修辞学再到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演变的最重要的文章。本书《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则将重点放在修辞批评的主要范式上。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修辞学批评只有一种模式——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批评。这种情况自60年代之后大有改观，也许最能说明和反映新修辞学和后现代修辞学特点的是它们多元化的批评实践。

本书第一部分到第四部分介绍了几种最有影响的修辞批评范式，包括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以及批评修辞批评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第二部分介绍修辞学的有关问题，如修辞与道德、修辞与写作、修辞与口语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本书对建立我们自己的修辞学理论和批评有裨益。虽然修辞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一门学科，但它对演讲的关注、对话语行为的关注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投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演讲上来，投向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话语上来，从而发现我们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修辞学理论和批评会走向世界，极大地丰富人类的精神。

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我们三个编者承担。除了翻译上的一般困难外，一些术语的翻译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在此做一点说明。

Rhetoric.我们将它翻译成“修辞、修辞学”。在英语中很少有几个词像Rhetoric那样含义多、范围广。就本书而言，当Rhetoric作“修辞”讲时，在古典意义上，它是运用演讲来规劝或说服听众，让他们接受某一种观点或采取某一种行动；在当代意义上，它是指包括言语在内的一切象征和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当Rhetoric作“修辞学”讲时，它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运用演讲（古典意义上）和话语、象征（当代意义上）来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的一门学问。所以，本书中的Rhetoric不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修辞”，即不是“修辞手法”的意义上的“修辞”。

Persuasion.我们将它译成“规劝、说服”。从古典意义上讲，修辞活动的目的就是去规劝，修辞学也就是“规劝学”。虽然从现代意义上讲，修辞活动不能仅仅局限在“规劝”上，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具体批评中的中心话语之一。

Speech.我们将它译成“演讲、语言”。在古典意义上，Speech主要是指演讲，与public address（公众演讲）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当本世纪初美国成立Speech Association和Speech Department时，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译成是“演讲协会”和“演讲（学）系”。但随着新修辞学运动的发展和深入，Speech一词中作为“言语”的部分得到强调。当代意义上的修辞批评将修辞研究从狭隘的“演讲”扩展到普遍的“言语活动”上，认为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可能是修辞性的，这个时候Speech与Discourse（话语）比较接近。所以同样是Speech Association和Speech Department，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译成“演讲/言语交际协会”和“演讲/言语交际系”。不同时期的文章以及不同的上下文，Speech的意义就不一样。

Discourse.我们将它译成“话语”。这个词同样随着批评的演变而演变。在古典意义上，Discourse是一般的言语形式的通称，如本书中比彻尔的《修辞情景》、布赖恩特的《修辞学：范围及功能》强调修辞是研究话语的。但是，在新修辞学，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中，Discourse还指除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比如，福斯和吉尔的《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知论》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对迪斯尼进行“话语分析”，在作者看来，迪斯尼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

Communication.我们将它译成“传播、交流、交往”。和Speech一样，Communication也因时而异。就本书而言，当Communication作“传播”讲时，它的意义更为传统，常常指由一方向另一方的“传播”，其中，传播者是主动的，被传播者是被动的。当Communication作“交流、交往”讲时，它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合作与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学术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流）行为的理论”（Therie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tersubjectivity.我们将它译成“主体互联”。这个术语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就本书而言，Intersubjectivity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指知识的产生和存在的形式；二是指理想的话语或修辞情境。

Audience.我们根据不同的场合译成“听众、观众、读者、受众”。因为修辞学滥觞于演讲批评，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上，Audience指听众。同样，随着现代批评的影响，Audience可以指所有文化形态的接受者，它可以指演讲或话语的对象，也可以指文字作品的对象，如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译成“受众”。

本书出现大量的人名和地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每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重要的人名和地名附在括号内。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的是，在修辞学领域有两个“博克”，并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是爱德蒙·博克（Edmund Burke），国内译“爱德蒙·伯克”，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演讲成为20世纪许多修辞学者评论的对象。另一个是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他是当代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本书的编译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大力支持。普杜大学传播系的Don Burks教授、Kim Kline教授、Charles Stewart教授和Karen Whedbee教授对本书结构和选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普杜大学外语系的John Kirby教授对本书的一些古典术语的解释提供了帮助。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Alex Leidholdt教授、Lee Trachtman教授和Ralph Webb教授给予热情的鼓励。普杜大学传播系的Kelly Douds秘书协助我们联系有关版权。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美国演讲传播学会、美国中部地区传播学会、美国西部地区传播学会、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等组织给予版权。

本书的编译工作是在我们紧张的学习之余完成的。由于时间和水平的关系，本书中一定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请读者斧正。虽然我们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指点和帮助，但这些不足的地方责任在我们。

编译者

1998年3月20日于美国普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