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甘地和尼赫鲁是印度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正是他们领导了印度的独立斗争，推翻了几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把印度引向了独立，彻底改变了印度的命运。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和甘地、尼赫鲁齐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们。他就是堪称“印度瑰宝”的安培德卡尔（1891—1956）。甘地和尼赫鲁是印度的巨人，安培德卡尔是巨人中的巨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安培德卡尔和甘地、尼赫鲁一样可以称为伟大的政治家以外，还为印度历史作出了甘地和尼赫鲁做不到的贡献：安培德卡尔又是印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贱民领袖、宪法之父和佛教改革家。安培德卡尔出生于印度的贱民种姓——马哈尔种姓。自小深受种姓人的侮辱和欺负，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贱民的孩子，他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居然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和英国伦敦大学理学博士，成为当时印度的法律学和经济学权威。一个贱民，能同时获得美国和英国的博士学位，这在印度贱民中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就是在当时所有的印度知识分子中也极其罕见，凤毛麟角，大长了贱民阶层的志气，灭了种姓阶级的威风。凡是对印度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种姓（Caste）制度是印度社会的一大特色，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持久的社会等级制度。可以说，种姓文化延续了印度的整个文明史。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1500—前1000年，它源于印度教经典中最重要的赞美诗《梨俱吠陀》。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Braham）——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刹帝利（Kshatriya）——武士和国家管理人员、吠舍（Vaishya）——工商业者和首陀罗（Shudra）——工匠和奴隶。其中婆罗门居于最高，首陀罗居于最低。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阶层——“贱民”阶层。贱民即“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种姓之外，被称为“阿瓦尔纳”（Avarna，无种姓）。多个世纪以来，贱民构成了印度社会的最底层，贱民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各个方面的歧视和虐待，与他们接触，他们的身影，甚至他们的声音都被种姓印度人认为是污染。他们被禁止饲养家畜、使用金属器具；他们只能穿戴特定的衣服，吃特定的食物，饮用特定的水源，居住在村镇之外肮脏、暗淡且烟雾缭绕的小屋里；男人只能穿戴一条围巾和一条缠腰布，女人只能穿盖住膝盖的连衣裙。在印度，贱民无权使用公众用井，无权饮用纯净水，其子女不容许进入种姓印度人的学校读书。尽管贱民敬拜印度教的神，过着与印度教徒同样的节日，但印度教的庙宇从未向他们开放过。种姓印度人宁愿将糖果扔给蚂蚁和疯狗吃，也不愿给贱民一滴水喝。贱民是从未受过教育的文盲，所有的公众服务对他们从未开放过，他们能从事的职业就是清扫马路、捡破烂和修鞋。社会、宗教和居民权利的剥夺使他们没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一旦生为不可接触者，那么悲惨的生活将伴随他的一生。总之，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在债务中诞生，亦在债务中死去，他们生是贱民，活着是贱民，死了还是贱民。自贱民制诞生以来，印度曾出现过几次试图摧毁这一邪恶制度的斗争。早在基督诞生前500年，佛陀（Buddha）就使这一体制动摇过，并将贱民变成了佛教徒；11世纪，罗摩奴奢（Ramanuja）建造修道院与寺庙，并向贱民开放；卡那塔克（Karnatak）国王的大臣巴萨瓦（Basav）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推翻这一体制。此后连续几个世纪，刹克罗达尔（Chakradhar）、罗摩难陀（Ramananda）、迦比尔（Kabir）、柴陀尼耶（Chaitanya）、伊克那陀（Eknath）、图迦罗摩（Tukaram）、罗西达斯（Rohidas）和考迦弥罗（Chokhamela）相继为宗教信仰的平等问题而斗争过。紧随其后的是罗摩·摩汗·罗易（Ram Mohan Roy）发起的社会宗教复兴运动，但最具活力的要数1848年由圣雄普莱（Mahatma Phooley）在浦那（Poona）建立的第一所贱民学校，尽管受到了反对分子的羞辱、耻笑和驱逐，但普莱还是和他的妻子无所畏惧地为贱民的教育和解放而奋斗。圣雄普莱的追随者和宣传者戈帕尔·巴巴·沃兰迦（Gopal Baba Walangkar）发起运动，为受压迫的贱民解放而战，达耶难陀（Dayananda）也为消除不可接触制而努力奋斗。但是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安培德卡尔一样，从理论上、实践上如此坚决、彻底地反对贱民制度，为贱民争取公平权利，成为贱民共同拥戴的领袖，成为贱民斗争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为了恢复人权，改变人的生活状况，改变不公的社会，他坚持不懈地斗争。他是为贱民争取人权的使徒。安培德卡尔摈弃了祖先的贱民观，他要从根本上改变贱民的意识，不仅要改革占据统治地位的种姓教阶制度，而且要彻底提升贱民的社会地位，他的思想和行动涉及了贱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解放。在为人权的斗争中，他以笔为枪，以知识为子弹，以单纯且贫穷的广大人民为军队。他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找寻贱民受压迫的根源，发现种姓印度人和贱民的社会不平等不是名义上的，而是法律上的。1927年3月，安培德卡尔发动“马哈德水塘事件”，鼓励贱民放弃种姓高低之分的思想，通过自助和自尊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要求孟买立法机关制定议案，允许每个人都能使用公共水池和水井。“马哈德水塘事件”为贱民第一次争得了公共饮水权。1930年3月12日，安培德卡尔发起了“纳西克寺院事件”，为贱民争取进入印度教寺庙和参加一年一度的寺庙节日的权利。为了提升贱民的社会地位，他不但发动了社会运动，而且在政治层面努力将其制度化。安培德卡尔一生的使命就是解放贱民，打破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他将毕生的心血奉献给这一事业，他的一生是服务与奉献的一生，他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实现了这一使命。安培德卡尔是伟大的，他将不可接触者变成了可接触者，将受鄙视的贱民变成了受尊敬的公民，并将其权利写入了宪法。不仅千千万万的佛教徒和贱民敬拜他，而且所有热爱公平的印度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敬拜他，他的思想使他成了一名人类英雄。安培德卡尔对种姓制和印度教的揭露和批判撼动了几千年来印度人一直遵从的宗教根基，触动了久久积压在印度低级种姓和所有受压迫者心中的反抗意识，这是安培德卡尔人道主义思想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展现，也是他在斗争过程中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安培德卡尔是印度最伟大的法律学家，是当时印度法律学的权威。1947年，鉴于安培德卡尔高尚的人格和无与伦比的才华，尼赫鲁总统任命他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在制宪会议上，因他对法理学的研究和博学多才，他在辩论中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他所关心的不只是起草宪法，而是想让其成为社会变革的基础。实际上，他进入制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压迫阶层的利益。他在宪法中表明了建立民主社会与政治的意图，其实质是为建立一个人类社会秩序提供各种法律依据。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尼赫鲁总理组建国家政府，他的内阁成员中有一些非国大党成员，安培德卡尔就是新参与者之一。安培德卡尔被任命为自由印度的第一任法律部长，随着英国向印度权力的移交，制宪会议开始变得自主起来。8月29日，制宪会议成立了最重要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安培德卡尔和其他六人组成，安培德卡尔任起草委员会主席。制宪会议聚集了杰出领袖、著名律师和社会精英，但安培德卡尔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他是制宪会议上学历最高的成员，他拥有美国哲学博士、英国理学博士和律师资格。其次，他有着教育家、律师和管理者的经历，也参与过1919年蒙太古—查姆斯福特改革法案的制定。1920年，安培德卡尔去伦敦深造前做过经济学教授，1923年回国后，他在孟买政府法学院做过多年校长。再次，他曾是孟买立法委员会成员，出席过孟买立法会议和三轮圆桌会议。最后，他曾做过总督行政委员会委员。因此，以他的智慧、学识和经历，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印度制宪的领袖人物。印度宪法序言如下：我们印度人民庄严决定，将印度建设成为主权民主的共和国，并确保一切公民：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享有公正；思想、表达、信念、信仰和崇拜的自由；在地位和机会方面的平等；在人民中间提倡友爱以维护个人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民主”一词和“友爱”一条的选用清楚地表明了安培德卡尔的哲学思想。安培德卡尔作为现代印度宪法的设计师，将保留政策写入宪法是他对印度贱民的一大贡献。他力图通过宪法建立一个无种姓和无阶级的现代印度社会，为此他十分重视社会和经济问题，他认为除非有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否则和平、幸福和繁荣对印度而言都只是一个梦想。印度的宪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之一，安培德卡尔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对印度社会的深刻认识，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制定出了最符合印度实际国情的国家大法，保证了国家沿着民主道路稳步地走下去。从印度独立至今60多年来，印度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宪法也没有出现大的修改，说明宪法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充分显示了安培德卡尔的远见卓识，安培德卡尔是当之无愧的印度“宪法之父”和“现代摩奴”。作为独立印度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安培德卡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安培德卡尔研究了大量的宗教文学，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佛教，他将佛陀描述成人类最伟大的导师，“第一个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将佛教的信条——自由、平等和友爱看成是对抗婆罗门教的主要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佛教的自由、平等和友爱与婆罗门教的仪式、献祭和规则是完全相悖的。1950年，他在斯里兰卡召开佛教徒会议，之后，在孟买佛寺发表演说，认为要结束人们的苦难，就应该接受佛教，并发誓要将一生剩下的时间献给印度佛教的振兴和传播。1951年，安培德卡尔向政府提出辞职，他觉得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改革理想无法实现。接下来的五年里，安培德卡尔对社会弊病和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在他看来，佛教是根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他不相信任何将不可接触制规范化的宗教。因此，1956年10月14日，在那格浦尔（Nagpur）举行的历史性皈依庆典上，安培德卡尔皈依了佛教，标志着他朝圣之旅的终结。这一日是安培德卡尔及其追随者的解脱之日，安培德卡尔向集结的人群满怀深情地宣布：“1935年我发起了放弃印度教的运动，从此我一直在战斗，这次皈依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和无法想象的愉悦，我有从地狱中解脱的感觉。”那格浦尔的历史性皈依庆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印度的佛教史。自这一日始，印度的佛教复兴运动进入活跃时期，这一日也被称作印度佛教的“安培德卡尔纪元”。安培德卡尔在印度政治思想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将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同步推进，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为这一目标奋斗，但他并没有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当他的思想和目标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总以国家利益为重。佛陀的教诲永远真实，是永存的智慧，但佛陀的教诲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再阐释，这一任务就落在了菩萨的肩上，因为菩萨生来就是为了传播和弘扬佛法。安培德卡尔通过著作《佛陀及其达摩》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使命，此书的出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书中，这位现代菩萨对2500年以来的人类经历和智慧进行了重新阐释，解决了几个世纪以来困惑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一些问题。安培德卡尔对佛法的阐释与弘扬，使佛法得到了重生，更重要的是赋予佛法当下的意义，这一新的阐释引发了一场宗教革命。他的三大行动纲领——教育、斗争和团结——源于佛教三宝——佛陀、达摩和僧伽。因为佛陀是智慧和教育的象征；达摩是斗争的象征；而僧伽则是团结的象征。因此，佛陀、达摩和僧伽构成了安培德卡尔哲学的第三大要素。安培德卡尔社会哲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和友爱，他的社会理想是以此为基础的。他公开表示，他的社会哲学源于佛陀的教育，因为“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个宣传自由、平等和友爱思想的布道者”。印度社会之所以变得如此恶，其原因是失去了佛陀的教义。他为什么要放弃印度教，转向佛教呢？安培德卡尔发现，要在印度教社会取得平等的地位和基本的人权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觉得寻求一种能给贱民“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的宗教是相当必要的。他号召贱民选择一种能让他们得到“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的宗教，通过对不同宗教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结论——佛教是最理想的宗教。我更喜欢佛教，因为它给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这是任何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其他宗教纠缠于神、灵魂和死后的生活，佛教倡导的却是般若（prajna，反迷信、反超灵）、迦鲁陀（karuna，爱）和萨玛陀（samata，平等）。这是一个人在现世过上美好快乐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佛教的这三个原则对我极具吸引力，对世界也应当具有吸引力。无论是神还是灵魂都不能拯救社会。1956年，安培德卡尔表示在印度着手准备“不可接触者”皈依佛教的活动。3月18日在阿格拉出现了第一次版依佛教的高潮，有2000人宣布脱离印度教。1956年5月24日，安培德卡尔宣布将在10月皈依佛教，并号召所有“不可接触者”都来仿效他。他以基督教牧师的语气说：“我是牧羊人，你们是羊，如果你们跟随我，就会在一段时间后隐藏起你们的无知，知道（这样做的）好处。”9月23日，他决定于10月14日（第2500个佛陀诞生纪念日）在那格浦尔举行皈依仪式，邀请佛教首领来主持。1956年10月14日，安培德卡尔在那格浦尔举行皈依佛教的仪式，自此，佛教复兴运动规模变大，这一日也被称作是印度佛教的“安培德卡尔纪元”。不久，安培德卡尔猝然辞世，但在他影响下的佛教复兴运动却愈演愈烈。到了1961年，据统计，皈依佛教的人数达到了300万人。安培德卡尔皈依佛教创造了一个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皈依佛教，据1991年人口统计，印度的佛教徒人数高达640万人，也就是说，1961—1991年30年间翻了一番。除了佛陀之外，所有的宗教创立者扮演的都是救世主的角色。在佛教中，占据神之位的是道德，这是佛法最具革命性的地方，也是对印度教最大的反击。佛教革命不仅是一场宗教革命，更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角是佛教徒，佛教徒是真正的革命者。在安培德卡尔看来，印度的历史是佛教和婆罗门教的斗争史，佛教徒与婆罗门教徒之间的不同就在于佛教徒是革命者，而婆罗门教徒是反革命者。安培德卡尔通过佛教与印度教的比较研究，总结了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不同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印度教相信神和灵魂，佛教不相信。印度教的核心是神和灵魂，要获得灵魂的解脱就必须以对神的虔诚为前提，这只能导致迷信。佛教关注的现世的生活，代替神和灵魂的是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就是道德本身。由于道德是社会构建的基础，因此，佛教就拥有了重建社会的力量。第二，印度教宣扬种姓制度，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印度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种姓制度，只要这种等级不平等的社会制定存在，印度教就不会失去存在的根基。种姓制度在佛教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佛教宣扬众生平等，只要这种等级不平等存在，众生平等就是一句空话。第三，印度教只能制造分裂，而佛教倡导的是团结。种姓制度等级不平等的特点决定了社会分裂的必然趋向，正是种姓制度的等级不平等使得各种姓不可能团结起来，因为每个种姓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佛教的僧伽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议会民主制，它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民主社会的建立。佛教的本质特征是平等，佛教给人们带来的是思想自由和发展自由。非暴力是佛教的另一个本质特点，佛教从不向神举行献祭以获得灵魂的拯救。因此，可以说，佛教给印度民主社会的构建铺平了道路。印度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种姓制度，只要这种等级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这种等级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带来的是社会的分裂，民主团结根本不可能实现。印度教的圣典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它在无意识地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这一切都是与人道主义思想相悖的东西。因此，安培德卡尔最终放弃了印度教。同甘地、尼赫鲁的思想相比，安培德卡尔的思想是反印度教的。安培德卡尔和甘地、尼赫鲁在宗教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甘地、尼赫鲁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印度教。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批评以及社会改革措施，是基于维护印度教文化传统之上的，他们的思想和做法也只是企图在印度教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上嫁接一些新的枝条而已。甘地和尼赫鲁所做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是在承认印度教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种姓制度，因此，只要有种姓制度存在，印度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高低贵贱就永远存在。甘地试图通过废除不可接触制来拯救印度教，最终实现社会改良，但安培德卡尔却想在印度教之外寻求社会改革之法。甘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非暴力，但安培德卡尔却是个坚定的法律信仰者，希望通过国家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安培德卡尔从根本上否定种姓制，自然就否定了印度教存在的合理性。安培德卡尔通过研究发现，印度的不可接触制是种姓制度结出的恶果，要废除这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根本入手，改变种姓制度这一根深蒂固的罪恶制度。他当众把印度教的法律经典《摩奴法典》付之一炬，就是对印度教的公然挑战。他和数十万的贱民皈依佛教，就是对约束人们思想的几千年的印度教的最坚决背叛。他虽然出身低贱，但取得了印度无人可比的学术成就，他的学识涉及了艺术、哲学、科学、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法学等多个领域。从他一生的重大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贱民阶层真正的救星，一位伟大的国家领袖和爱国者，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一名伟大的虔诚的宗教导师，更是一位他的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1991年4月14日，印度举行了他的诞辰纪念活动。同年，他获得了印度国家最高奖——婆罗多瑰宝。安培德卡尔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现象，就像印度苍穹中一颗闪耀的星，他的出现开辟了印度历史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安培德卡尔是现代印度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和人权战士，他的名字不仅被载入了印度史册，而且被载入了人类的自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