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这个令教育和总统着迷的国度，奇怪的是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就美国总统的教育写过一本书。原因可能是美国总统和他们所受的教育之间的联系太复杂，难以明确。
总统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要经受所有人生经历的影响。对于那些具有T.S.艾略特所称的“体验天性”的人来说，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在《白鲸记》（Moby Dick）中观察社会公敌，我们可以说“一艘捕鲸船就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最伟大的自传作家接受的正式学校教育很少，却著有《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阅历造就了总统。但是我们对于教育有一个较狭隘的定义，那就是把它看成是学校和大学所教授的东西——正如“你是在哪儿接受的教育”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式的教育是明确有形的，可以衡量。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总统们当年以学生的身份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与他们在白宫的业绩之间并无必要的关系。
我们普遍认同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三位最伟大的总统。而华盛顿和林肯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非常之少，富兰克林·D.罗斯福却接受过美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正式教育——格罗顿学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但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他们都是人们心中伟大的总统。
这并不是因为在华盛顿和林肯时代的大学教育资源稀少。毕竟，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就是175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于1762年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詹姆斯·麦迪逊则是1771年毕业于新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门罗于1776年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而约翰·昆西·亚当斯，是17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直到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美国才有了另外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
在美国总统史上，一共有九位总统从未上过大学。除了华盛顿、杰克逊和林肯之外，在19世纪，还有马丁·范·布伦、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安德鲁·约翰逊和格罗弗·克利夫兰面临教育方面的挑战。甚至到了20世纪，这个大众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世纪，我们却还有一位从未上过大学的总统，他就是哈里·S.杜鲁门。然而，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通常把杜鲁门归为“接近伟大”总统的范畴。
而美国历史上三位最引人注目的“失败”总统——詹姆斯·布坎南，1809年毕业于迪金森大学；赫伯特·胡佛，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理查德·M.尼克松，1934年毕业于惠蒂尔大学。这三位总统都是大学毕业生。因此，一个学位并不是在白宫获得成功的保证，而没有学位也不见得就会失败。
但是，华盛顿、林肯和杜鲁门这三位总统都因为他们缺少学校教育而倍感痛惜。华盛顿和林肯碰巧使用了同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他们的教育——“残缺的”。华盛顿认为，美国民主的基本实验需要大众受过教育才能使之成功。在他的告别演讲上，他呼吁公民“完善公众教育普及制度。为了与政府让公众发表意见这一点相适应，公民受到教育是必须的”。
华盛顿总统头脑里构思了一项明确的教育制度。1795年他在写给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所国家大学，这一直是我的明确观点，建校所需的场地和资金很久以前就已经预算好了。”同一年，他告之杰斐逊在首都创办大学的梦想，在那里，学校的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法律和政府的政策”，并能从国际化的师资力量中获取知识，“我肯定能联系上苏格兰一些最著名的老师加入其中”。华盛顿补充说，通过招收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所国家大学应当“有助于消除偏见和不合理的妒忌，而那些东西会阻碍或者削弱友谊，并且会危害国家的和谐”。
在他的第八次且是最后一次年度咨文中，他把这项议案提交到国会。华盛顿说：“对于我们各地的部分青年的普通教育，应该得到高度重视……这样一个国家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教育我们的青年了解政府管理。国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资助一项把知识传授给青年的计划，而他们将成为捍卫国家未来自由的卫士。”
这位建国之父的教育计划几乎没有得到支持。在1799年华盛顿去世前六个月，他再度怀着紧迫感重提了这个心愿。华盛顿再一次表达了他想建立一所国家大学的“热切的希望”，并留下丰厚的遗产作为将来建校捐款。然而，华盛顿的继任者中却没有人响应他建立国家大学的号召。
林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政治家，他称教育是“作为一个人能够参与的最重要的事情”。作为总统，1862年他签署了《莫里尔法》（Morrill Land Grand Act），该法为国立大学和学院提供公共基金。华盛顿和林肯这两位伟大的总统，他们自己没能接受太多正式教育，却努力为捍卫美国自由的未来卫士们改善教育设施。
这四十二位男性（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女性）总统不同的教育经历可以说是色彩纷呈，而有些则经历曲折、坎坷，很有戏剧性。书中附加的栩栩如生且富有想象力的插图为文章增色不少。
本书的结论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条条大道通白宫！
小亚瑟·梅尔·史勒辛格
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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