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这部书稿即将结束时，恰巧迎来了9月16日。

对别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我却很特殊。就在1994年的这一天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到中国教育报社工作。从此，结束了我十几年来在校园的讲台上上下下——时而当教师，时而当学生的经历，开始了新闻职业的生涯。如今掐指一算，我已在新闻这个行业干了7年，到9月16日整整7年。

7年中，我在中国教育报社两年，在中国改革报社5年。而从教育报正式调到改革报的日期，恰巧也是9月16日。我不可能会忘记这个日子，因为“9月16日”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接受人生挑战的起点。

1991年8月底，当我带着7箱书从开封河南大学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到时，只是想着更换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地理环境，万万没想到要改变研究方向，更没想到会改变人生方向。三年后即将毕业时，由于特殊的原因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地理环境的选择与我所从事的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十分尖锐，你死我活，难以调和。最后，我选择了前者，不得不痛苦地告别了我用了十多年心血且刚刚跋涉到学术前沿的文艺学研究。1994年9月16日我到中国教育报社正式报到。

到教育报我被分配在文化生活部当编辑，先是负责编辑《书友》《七彩虹》专刊，后来创办《影视评说》《校园文化》。过去我编过书，但从来没有编过报纸。因此第一次画版时，比葫芦画瓢，画了半夜；尽管如此，报纸印出来时，有些地方同事们认为还是触犯了画版禁忌。但编辑的内容毕竟与我原来所学的专业比较接近，因此，在教育报的工作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干起来比较轻松。

到了改革报社，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国改革报》是一张以报道中国“经济”改革新闻为主的报纸，而我过去既无任何经济工作的经验，也很少专业经济知识的储备；《中国改革报》的上级部门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现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而我对国家的改革政策和改革理论过去也缺少系统的了解；在改革报社初期，作为一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除了每天要审读、签发一个版的稿件外，还要不时自己撰写稿件；经济改革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涉及的领域更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每天面对的几乎都是新的事件，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这也与在教育报社截然不同。

如果说到中国教育报社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调到中国改革报社则是我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不过到教育报，说实话，是被动的驱使；而到改革报则是我主动的选择。我喜欢《中国改革报》中的“改革”二字。因为，改革（Reform）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创新，意味着进取，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进步。而这一切，对事物的原状其实都是挑战。

为了顺应挑战，就必须学习。因此到改革报后，我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广泛学习新的知识，包括经济知识、改革政策、改革理论、新闻采编、报纸发行、媒体经营、广告策划以及网络经济等等。收入本书中的十几篇文章可以说就是我在改革报社工作期间学习的部分“作业”。当然在教育报社期间也写了一些值得记忆的文章，比如，《虎头要塞：日本法西斯的罪证》，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黑龙江教育音像出版社据此拍成了大型专题片，但考虑到风格上不太协调，这次就没有收入本书。

本书中的一大部分文章写作并发表于1998年。应该说，这部分文章的产生与电视制片人张华夏先生密不可分。199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他准备搞一部20集电视专题片，要我与他合作，主要负责联系作者，撰写脚本。由于时间紧，人手不够，我也分了几集。但是，由于报社工作很忙，每每不能按时交稿。随着拍摄时间的临近，张华夏先生不断来电话催促。有时我在电话里向他发火，让他另请别人，免得误事。张先生也不生气，再给予几天宽限，然后，或他本人或让他的部下继续不断地来电话。《纳税人向我们走来》《新闻监督：浮出海面》《户口，还要带入新世纪吗？》《陈定模与中国第一农民城》《从国营到私企——寻访中国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国企老总：58岁是个坎》《谁来保护企业家——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命运忧思录》《飘忽的“红帽子”》（与王建红合写）等等，都是在他的催促下加班加点地赶出来的。专题片的播放情况我不太清楚，但这些稿子后来大都被《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北京青年报》《时代潮》《21世纪》等陆续发表了。所以，应该感谢张先生，没有他的“逼迫”很可能就没有这些文章。同时，对于有的稿子没有及时完成，借此机会谨向张先生表示歉意。

全书除附录外共收入14篇文章，其中3篇是写汪海的，可见我与汪海之间的特殊缘分。

那也是在1998年，记得东方企业家杂志社在西郊一家宾馆主办召开“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困境”研讨会，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先生作主题演讲。他身材魁梧，典型的山东大汉；声音洪亮，在会场外就可以听到他的大嗓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海。那次研讨会本来我不打算呆长，但却被汪海的演讲紧紧地吸引住了。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历程。他讲到上任时工厂面临的困境，讲到大刀阔斧的改革，讲到与保守派你死我活的搏斗，讲到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长为鞋业中国第一品牌……对《中国改革报》的记者来说，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企业，这样的改革典型，不正是送上门的好题材吗？于是我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不仅把汪海的演讲听到底，而且晚上，从报社打车再次来到景山，在汪海下榻的宾馆进行了采访。之后，我还请双星集团负责宣传的朋友，从青岛寄来了许多材料。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汪海“将军”：不走官场走市场》的长篇报道。不久刘东华先生主编的杂志《中国企业家》予以全文发表。这是我写汪海的第一篇文章。

2000年7月19日，青岛双星集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15次联席会议决定，汪海总裁为双星集团“终身总裁”。我在编发这条消息时就感觉到，双星职代会的决定意义深长。总裁是否“终身”，在私营企业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企业是私人的，总裁干到什么时候企业主说了算；在国外的企业中，总裁也无所谓终身不终身的问题，因为总裁的任免或任期由董事会决定。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总裁是有任期的，一般到60岁就要退休。双星职代会的决定，显然是对我国现行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制”提出的挑战。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指出：要加强对改革的分类指导，对尚无经验和需要探索的，要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验和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认真研究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和办法，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发展。正是在《改革纲要》精神的指导下，我飞抵青岛，重点采访了汪海对职代会决定的感受，回京后围绕这一问题对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地方官员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国企改革：“终身总裁”挑战“退休制”》一文，与汪海的感受《最高的荣誉》一起刊发在《中国改革报》上，同时，配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先生的评论：《企业家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谈青岛双星集团职工的“决定”》。抱歉的是，当时由于版面所限，迟先生的评论发表时作了删节；这次收入本书时恢复了全貌。

去年12月23日，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双星品牌暨汪海总裁企业家价值评价结果：“双星”品牌价值50.5亿元人民币；汪海企业家自身价值10.2亿元人民币。这次发布会，时间虽然不长，但意义久远。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新闻性，而且更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过去评价企业家，包括一般人的社会地位，往往用“官本位”的标准，谁的官阶越大，谁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谁的人生价值也就越大。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金钱”的尺度逐渐取代“官本位”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对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自身价值的评价，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确立并肯定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独有的价值。这一评价，标志着我国企业家的价值从官本位走向金钱化，不仅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而且对于更新我国民族传统的“金钱”观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种理解，我撰写了《中国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转向金钱化——关于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身价10亿的思考》，发表在今年4月19日《中国企业报·企业家周刊》。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发表时用的题目不完全是现在的样子，而是“从官本位走向身价评估”，文章的核心词“金钱化”三个字在标题上回避了。这样做主要怕引起误解。在现今中国，“金钱”与“市场经济”几乎是同义语，或者说是“姊妹语”；虽然现在人们在任何场合谈论“市场经济”已经不再会产生什么异议，但要“赤裸裸”地肯定“金钱”恐怕还会有不少人站出来反对。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对企业家进行身价评估，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金钱”的标准。因此在考察中国企业家价值的历史转向时，不能不对千百年来被中国人视为铜臭的“金钱”概念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转向金钱化》一文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遗憾地是，这部分重要内容，也许编辑出于某种考虑被删掉了。

《中国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转向金钱化》主要从纵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企业家价值的历史转向及其意义，而企业家价值由什么构成，怎样体现，有哪些实现途径，在市场中有什么特殊作用，如何保护企业家这一稀缺资源，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对于深化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有什么重要意义等问题，都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而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家价值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正如汪海总裁所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全国学者和专家的注意。“不解决企业家的问题，不明确企业家的价值，不解决他付出和得到相符相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8月15日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企业报社的支持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企业家价值暨双星现象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计委、中央党校、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皮革工业协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北京蓝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南洋林德投资顾问公司以及上海、海南、福建、江苏、山东等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和新闻记者100多人，以“双星现象”为个案，对中国企业家价值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出席了研讨会，并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观点。《中国企业报》以《应该用更广的视野认识企业家价值》为题，在8月29日和30日分两次对这次研讨会上的观点作了摘要发表。

但是，由于版面的限制，许多学者的观点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如迟福林先生会前准备的发言稿达5500多字，而且较为系统，但发表的文字不足500字；还有，汪海总裁的专题发言和祁述裕博士的书面发言没有见报，这些都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恰逢本书整理出版之际，考虑到这次研讨会与《中国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转向金钱化》的文章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便将研讨会的全部发言，包括书面讲稿，略加整理，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之中，以全面记载和反映这次研讨会的丰硕成果，也使我的书增加了厚重而珍贵的学术含量。

如前所述，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过，只有《谁来保护企业家——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命运忧思录》和《陈定模与中国第一农民城》未曾发表。前者是专门为张华夏先生拍摄电视专题片写的，当时就没有考虑发表；后者完成后一份交给了张华夏先生，一份传给了一家报社。作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应征稿件，这家报社有关编辑开始说，争取安排；但征文活动过后也未见下文。然而时机已经错过，加上篇幅较长，就暂时搁置下来，等待新的机会。未想到一等竟拖延了3年。3年后重读这篇文章，仿佛又来到了温州龙港。陈定模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创业胸襟，那种披荆斩棘的拼搏精神，那种超前惊俗的思维方式，那种对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开拓性贡献，至今仍然熠熠闪光，令人可敬可佩。因此，这篇文章尽管3年后才得以问世，但我相信读者依然可以从中受到感染和启迪。

与《陈定模与中国第一农民城》一样，《新闻监督：浮出海面》《纳税人向我们走来》《户口，还要带入新世纪吗？》等等也都是写于3年前。这次结集出版时，根据新材料，对这三篇文章作了较大的增补。而“户口”的新材料相对比较统一，就单独成篇，另起了一个题目，《新世纪中国：全面拆除户籍藩篱》，传给《光明日报》和《时代潮》杂志，最近也将以不同的形式予以发表。其他文章都没有改动，只是当时在报纸或杂志发表时编辑根据需要作了标题的改动和文字的删节，这次收入本书时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新年刚刚过去，我从朋友处读到国际环保机构于去年5月出版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的报告，感到十分震惊。该报告总结目前世界有关“焚化炉”的各项科研成果，不仅分析了焚化炉产生的各种有害物质，而且具体探讨了焚化炉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儿童及成人）患上癌症、呼吸系统问题、心脏病、免疫系统失调、过敏症增加及先天畸形等症状。报告指出，“特别是那些针对癌症的研究，旧式焚化炉和癌症存在密切的关系。此外，已运作数年的现代化焚化炉亦会对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报告主张，焚化炉“理应被全面取缔”。

“焚化炉”，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用来处理垃圾。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引进焚化设备，乃至也出现了生产焚化设备的企业。但是由于焚化炉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所以，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日本等，从20世纪80年代就相继停建或关闭焚化炉，90年代末开始转向等离子废物处理系统。在这种背景下，国外一些焚化炉厂商就转向东亚地区，寻找新的市场。看来，由于我国不了解这些情况，加之对焚化炉本身的负面影响缺乏研究，所以近年来在国外相继关闭焚化炉的时候，我国却方兴未艾。

朱基总理在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经济建设绝不能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不能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把认识真正统一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要让这种思想深入人心，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生路’的事情。”然而，从目前我国“焚化炉热”的态势看，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担忧。

因此，在总理讲话精神的感召下，参照《焚化炉与人类健康》的报告，我撰写了《焚化炉理应全面取缔》文章，希望人们对焚化炉的隐患引起高度注意，并引进最新的环保高科技产品来治理环境污染。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具有领先国际眼光，谨防国外将过时‘高科技’转移中国”的看法。这篇文章也将在一些相关报刊上发表。

在改革报工作五年，所写的文章当然不止这十几篇，还有更多的篇什没有收入。这里有一个标准。过去我曾在大学里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十多年，后来改行做新闻工作整整七年。这些生活经历和职业特点不能不在我的文章里烙下深深的印记。本书中的文章，也许对一些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深记者来说，不是很像新闻报道；而对一些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与理论论文又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既是新闻又不像新闻，既是论文又不是论文，其实正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新闻的理论化，理论的新闻化。这是我近几年写作时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在整理这部书稿时编选的标准。

新闻，作为专业术语，一般是指记者采写的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件。根据我的经验，新闻有五个基本特点：一、事件新，是人们前所未闻的事情，这是新闻的本质特点；二、记者采写的新事件，关注的社会群体越广泛越好，换句话说，新闻的接受对象是广泛的社会群体；三、表述浅显，使人一看就懂；四、立场客观，即使是“观点”新闻，记者的态度和倾向性一般也不在新闻文体中直接表露出来，因为观点新闻中的观点是采访对象的；五、强烈的时效性，新闻一旦失去时效，就变成了“旧闻”，也就失去了意义。

理论与新闻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理论往往与实践相对，是实践的综合、概括和总结。第二，在我国，新闻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专业区分，但不是很严格；理论则不同，它的专业界限十分明确，如文学理论、经济理论、史学理论、教育理论、军事理论、哲学理论等等。不同专业的理论有着不同的阅读对象，因而有着不同的严格要求，所谓“隔行如隔山”就源自于此。第三，由于理论具有强烈的专业性，所以理论的写作有着专门的术语，专门的知识体系，专门的阅读对象，因而不要求人人都能读懂。第四，理论也要求“新”——新，也是理论的生命之所在。然而，理论的新，主要不是新闻的“事件”的新，而是观点的新，观察事物的角度的新，思维方式的新，思想的新。它传达给读者的主要不是“事件”的信息，而是作者对事件或论述对象与众不同的理解和新的认识，最终给人以启迪。第五，立场鲜明，主观性强。选取什么题材，舍弃什么材料；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有自己的倾向性，并在理论写作中直接表现出来。第六，不很注重时效性，而讲究深刻性。深刻的理论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不会轻易过时。

“新闻的理论化，理论的新闻化”，并不是上述两种不同文体诸多特点的简单相加，而是针对广泛的社会群体读者对象，根据作者要传送的思想观点对两种文体的特点重新组合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它与人们常说的“深度报道”十分类似，但又不完全是。首先，取材要新，而且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典型性，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二，运用新闻采访的方式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对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焦点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作者要表达的观点通过新闻材料和采访对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第四，表述方式尽量具体、生动，避免抽象的议论；第五，语言浅显易懂，力戒专业术语。简单地说，就是用新闻焦点表达理论观点；用理论观点观照新闻焦点。这样就形成了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材料新颖，具有焦点性；语言朴实，具有可读性；观点含蓄，具有启发性；思想深刻，具有久远性。

当然，收入本书的文章不一定篇篇符合上述文体的基本特点，但至少大部分是在这种原则支配下写作的。我知道，理论原则与写作实际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新闻的理论化，理论的新闻化”，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不断思考的问题，而且近几年已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用新闻焦点表达理论观点；用理论观点观照新闻焦点”——这种理论-新闻体，也是我以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2001年9月草拟

2002年元月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