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开放体系”，是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种新观点，用其原话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一理论是苏联文艺理论界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迄今仍在进行讨论。但总的说来，它在一九七六年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苏文艺界的基本确认。

“开放体系”这一理论比较抽象、庞杂，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有其复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由来和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开放体系”的提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它的原则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作协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一九五四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K·西蒙诺夫提出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要求把“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句从定义里删去。他认为，“无冲突论”之所以“得到广泛的传播”，是与章程里的这句话有关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修改的作协章程没有公开发表，因此，K·西蒙诺夫的提议是否被全部采纳，无法证实。不过A·苏尔科夫在第三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从侧面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确实作了修改，因为A·苏尔科夫在报告中提出要恢复“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这句话。

一九五七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B·谢尔宾纳在报告中说，在苏联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文学理论里教条主义流行”。“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被当成某种理论上的假设、系统的概念体系”。（《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后，苏联文艺理论界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众说纷纭。有的提倡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有的主张浪漫主义或要求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增加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还有人以不同形式附和“无边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等等。

批评家3·凯德琳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某些论文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看作似乎是艺术家由于优秀的文学品行而获得的一枚奖章”,“而批判现实主义则被教条主义地当作那些所谓内心敌视社会主义的作家的 ‘标签’”。她呼吁：“到了应该拆除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 ‘铁幕’的时候了！”她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创作方法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巳”。（《文学问题》一九六五年第八期）

И·佐洛图斯基则提倡自然主义的手法，他认为，作家“有权在小说里写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感到和想到的一切”，把“现实记录下来”。他说，“真实，一总而言之是真实，一切都不必自作聪明”;“我不去评判这些人，也不去美化他们，我表现他们”。（《文学问题》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与此同时，A·奥夫恰连科等人提出应把浪漫主义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方法”（论文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B·诺维科夫等拥护A·奥夫恰连科的意见，认为“奥夫恰连科的文章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苏联文学的浪漫主义新特点，这种特点是以肯定和赞美苏联现实中的正面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浪漫主义有理由独立存在”。（同上）

A·梅特钦科等人则主张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锋队，是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最深刻地渗透到反映事物的历史进程的本质、最积极地为人而进行斗争的部分”。他反对把“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专著《传统的继承，斗争的收获》）。M·赫拉普钦科也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广泛的现象”（专著《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法国文艺理论家加罗第一九六三年曾系统地提出了“无边现实主义”的理论。一九六六年在苏联作协和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讨论会上，有的批评家谴责苏联文艺界也有人“暗暗地使用 ‘无边现实主义’的概念”。

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在苏联文艺报刊上讨论了很长时间。Г·洛米泽、Д·马尔科夫和Б·苏奇科夫等不少理论家和批评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囊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方法在苏联文学中存在。他们也反对增加“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

一九七一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丰富多采的形式和风格。”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出“批评界在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等方面，“仍不够积极和彻底”。决议责成文艺理论界“应该对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文艺界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发表的文章看，这次讨论主要是批评创作方法多元论观点。一九七三年《文学评论》第九、十期，连续发表了三个通讯院士（B·苏奇科夫、Д·马尔科夫和 Г·洛米泽）的三篇文章，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总结性的发言。

Б·苏奇科夫说，经过长期的讨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发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变化”。首先，“我们多民族文学的创作方法是统一的这个思想得到了确立，得到了作家们和批评家们的普遍支持”。其次，“克服了把现实主义当作是一种只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去表现生活的艺术的这种狭隘理解”；第二，“为苏联文学中创作方法多元论制造根据的企图被完全否定了，并且已经声誉扫地”。

Г·洛米泽的文章也严厉批评了创作方法多元论。他说，“把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按照文学作品的美学特色的原则分成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新发明”。他认为，提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贫乏化”,“就意味着迄今存在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毕竟还不够灵活。”Г.洛米泽也反对“社会主义艺术”这个概念。他认为“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 ‘社会主义文学’两个定义本身里面很难找出什么质的区别”。因此“创作方法多元论”的任何论点都只会造成混乱，是“有害无益的”。他赞成“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和 ‘大容量’的思想”。

以上几篇文章的一个共同观点是，苏联文学中不能有多种创作方法存在，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这一方法的含义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含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Г·洛米泽的话说，是一个“大容量”的思想。

就是在这次讨论（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中，Д·马尔科夫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原则上新的美学体系”、“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的理论。

二、“开放体系”的基本内容

Д·马尔科夫首先系统地提出的“开放体系”的理论，最早见之于其一九七二年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随后他继续发表文章反复阐发这套理论，但其先后提法也有所变化。

一九七二年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原则上新的艺术意识的类型，是表现手段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见本书第1页）

一九七三年的提法略有改变，把“表现手段的体系”改为“艺术形式的体系”。他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本质上新的现象，它把各种不同的概括形式包含进来。……我们的艺术对世界的客观认识的无限可能性，使它的表现可能性也成为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形式的历史地开放的、不断丰富着的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丰富性》，见本书第31、32页）

Д·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理论提出后，苏联文艺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九七六年Л·季莫菲耶夫在一篇文章里建议Д·马尔科夫把“艺术形式”的体系改为“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体系，因为“艺术形式”的提法会引起一种“轻视内容”的嫌疑。Л·季莫菲耶夫写道：“……形式实质上乃是这个内容的具体化，作为它的规定性而出现，并在这种形式下积极参与在其全部具体性和生命力中对内容的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方法作为艺术形式的体系，它的意义实际上不应引起异议，但在纯术语意义上它会成为‘轻视内容’这样一种指责的口实，这种指责虽不合理，但却是可能的和论争性的。所以Д·马尔科夫如果换掉艺术形式的定义而代之以譬如说更简单的、他本人在书中提出过的‘艺术地真实反映生活’这个定义，也许更为合理。这个定义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即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新的方法的重要成分，它既保持对过去传统的不封闭性，又保持了对所有向明天过渡的艺术中形成的进步因素的开放性。”（《按照历史的意志》，见本书第83页）

Д·马尔科夫接受了Л·季莫菲耶夫的意见。在后来的论文里用了新的提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意识的新类型、原则上的新的美学体系，就其广泛地把握和真实地表现生活来说，是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真实表现生活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见本书第123页）

Д·马尔科夫的“开放体系”理论是在讨论过程中不断修改的。

从Д·马尔科夫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所发表的最新的观点看，这条理论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组成部分在内，是一个发展的灵活的体系”;“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客观地认识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现实是没有止境的，题材的选择以及在采用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段上也是没有限制的。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历史地开放的。”二、“这个体系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是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本身提供的，是由艺术真实性的要求提供的。”

四、“别的体系的诗学成分加入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中来，一般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能的。”“应当从这种体系的联系中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把过去和现在的艺术的其它各种流派在表现手法方面的成果结成一个整体的可能性。”

Д·马尔科夫在一九七八年的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方法的最重要的三个特点的有机联系：认识世界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真实性的广泛的观点和独特地、形象地体现生活现象的广阔的实际上也是无限的可能性。”（《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见本书第300页）显然，这三点乃是Д·马尔科夫多次重复、反复强调的组成其“开放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苏联文艺理论家对Д·马尔科夫的新理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大多数人同意“开放体系”这一提法。一般地说，他们都是在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样、不同艺术手法的运用和题材的广阔、创作方法的不断发展等意义上来解释“开放性”这个术语的，而在谈到具体问题时，对于“开放体系”的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一些理论家着重从表现形式方面去解释“开放性”。他们认为，过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理解得过于狭窄，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解成只能有一种描写形式，即只能“按生活本身的形式去描写生活”，不容许有别的描写形式，更不容许象虚构、假定等形式的存在。他们不同意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要求把虚构、假设等形式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识和概括现实的形式之一”，并且认为象意识流、讽喻、怪诞等手法也应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中。持这种观点的有Д·马尔科夫、Г·洛米泽等。另一些理论家则强调从方法的内容和本质上去理解“开放性”，着重指出方法在对现实的艺术认识上的无限可能性，即是一种“对生活和未来开放的体系”。如M·赫拉普钦科、B.苏奇科夫等都是这种意见。还有一些理论家对这套理论持一定的保留意见，指出艺术的形式是要受经济形态制约的，是由具体的内容决定的，决不能搞兼收并蓄，而要同“无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划清界限（Л·雅基缅科和M·帕尔霍缅科等）。也有一些理论家干脆不同意“开放体系”这套理论，或只同意“开放”一部分，即同意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上“开放”，不同意思想意识上的“开放”（如C·彼得罗夫、Г·帕斯彼洛夫、B·索科洛夫等）。

三、“开放体系”理论的政治意义

Д·马尔科夫说，他提出这套“开放体系”理论是为了“既反对修正主义观点，又反对教条主义观点的”；又说它是“由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也要求这样做，因为共产主义就是物质和精神、经济和文化的和谐。”（《文学评论》一九七三年第九期）Ю·安德烈夫则认为，这条理论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他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美学的开放性’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看来，这是由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原则所引起的独特的反应。”（《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见本书第172页）

Д·马尔科夫等还从国际意义上谈“开放体系”理论的重要性。他说，“苏联文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现在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各国文学的共同体中，指出决定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在这一途径上能获得成功保证的，是可靠的理论指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现代的理论。”（《文学问题》一九七五年第八期）A·梅特钦科也写道：“文学孤立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文学都是这样或那样地参与时代的基本思想趋向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的”,“一系列国家正在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愈来愈显示出他们在艺术领域里接近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天“制定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扩大着的可能性及理论上的争论》见本书第90页）Ю·鲍格丹诺夫也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形式的开放的观点，使人们有可能更关切地注意国际上的文艺实践。”（《文学问题》一九七五年第九期）B·德米特里耶夫还要求文艺理论直接地同当前的政治口号衔接起来。他说，在谈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现实政策范围中的情况”。他摘引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我们向所有正义的、正直的人们开放”之后写道：“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创作方法——这些概念难道原则上不是地位同等、互相符合的吗？”（《文学问题》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

为了提供我国文艺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中“开放体系”理论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编选了这个集子。限于篇幅，本集不能包括这一理论所涉及的全部内容，只收集了一九七二——九七八年间围绕着这一理论进行讨论的部分文章。本书责任编辑为郭家申同志，参加编选工作的同志有李辉凡、郭家申、钱善行、翟厚隆、王守仁等。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选材、编辑、翻译和介绍方面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