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

今年在长沙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吴福辉先生有这样一个担心，他把现代文学研究比做一个矿产，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现代文学这个“富矿”会不会被挖掘殆尽，变成“贫矿”。吴先生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现代文学的学科研究来看，在80年代初，它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整体的研究，还是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的发掘，其研究成果总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还带动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但随着学科研究框架的确立以及逐渐的“血肉丰满”，这个学科的研究的确是露出了一些“老态”。当一些三流作家也被挖掘殆尽后，人们发现这三十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被开垦过了，于是就会有“贫矿”的感觉。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道理，不过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富矿”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并没有天生的“富矿”，是否成为“富矿”，往往更依赖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研究方法和角度的选取。现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之所以成为“富矿”，正是由于它突破了50—70年代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因而显示了极大的研究活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富矿”和“贫矿”。学术研究一要靠心血，二要靠眼光。心血和眼光的结晶物就是新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境界。

秦林芳选择浅草—沉钟社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就研究对象的选择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研究浅草—沉钟社的意义当然比不上研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比不上语丝社，而且，即便是如此，之前对浅草—沉钟社的研究也已有了很多的成果。这真好像“富矿”变“贫矿”一样。因此选择这样的课题是需要勇气的，而要把它做好，那就更需要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了。

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还是有不少研究者做社团和杂志研究的，不过他们的研究思路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会更侧重于美学的研究，比如考察一个社团的文学主张、美学倾向和艺术特征等等，而90年代后这种研究思路开始蜕变，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文化研究的路数来，关注的更多是社团、杂志背后的文化语境以及文学体制等问题。比如王晓明对《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他更看重的是那些文本外面的现象，对文学研究会，他不仅看那些会员写了哪些作品，更要看那个社团本身，看他的发起人名单，它的组织机构、它的宣言和章程，要看这个社团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看它对文学生产和流通，对整个现代文学的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显然这样的思路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视野，展现了社团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贫矿”又变成“富矿”了。

但这并不是说原有的那种美学研究的思路就失效了。关于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关系，这也是近些年研究界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总体上来说它们的关系不应当是对立的，美学研究也不能说就是过时的。研究思路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新的里面总是有旧的合理的内核，而旧的要发展，一定也会增加进新的变化。秦林芳的关于浅草—沉钟社的研究，整体上还是属于美学研究的思路，但他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对浅草—沉钟社文化思想的研究，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论述过的。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不过更有价值的在我看来是他研究中的文学史意识。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研究中的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内外相蕴，相互阐释和深化，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诠释学系统的。在这里，重要的是学而能化，在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达致一种化入与化出的自由境界。鲁迅说沉钟社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从1922年到1934年，其间虽然时断时续，却也“挣扎”了12个年头，而且这12年是横跨了二三十年代，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他们和创造社不同，文学理念和主张没有激烈的变化。研究前后期创造社的变化，是可以梳理出一条文学史叙述的线索的；而同样对浅草—沉钟社的研究，也可以梳理出不同于创造社的文学史叙述。这样，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就丰富了，不会流于单一的线索。对文学史叙述而言，多流派、多个性、多线索的错综比较和深刻体味，才能呈现出万紫千红、波澜壮阔的本来状态。这种复线性的叙述，比起脱离现象丰富性的单线性叙述，其文化意义不言自明。因此，将浅草—沉钟社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他们人员、主张的变化，考察他们写作风格的承续和连接，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切入更大范围的文学史研究。这要比单纯的社团研究更有学术价值。作者很清楚这种研究的意义，他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每一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社团的背景和身影。反言之，每一个社团作为一个局部对文学史这个整体来说几乎都有结构性的意义。而对浅草—沉钟社这样一个具有较高文学成就和较大文学影响的社团的研究，对于丰富此期文学史研究内容、厘定其框架结构显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我觉得，这显示了作者较高的学术视野和自觉的学术追求。对于一部博士学位论文来说，这也是很优秀的。

但显然，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整体的文学史叙述的把握和观照，同时，又能将这些融入非常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其中所要面临的矛盾、复杂的情况是不难想见的。我觉得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特别是在微观的研究中，在把握浅草—沉钟社整体的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变化上，是做了很细致的研究的，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史变迁的脉络的。而且，作者在研究中，还有良好的比较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对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思想研究中，能够将他们与他们上一代（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进行比较，较准确地为他们进行文化定位，而从中我们自然能看到文化、文学思想的时代变化。这些，都是我觉得作者做得出色的地方，但如果从完美的标准来要求的话，我个人觉得在宏观的把握上应该更明确一些，如果能够单列出一章来讨论浅草—沉钟社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样，就会更加凸显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了。

200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