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犯罪率增高，社会道德沦丧，这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要想重树人们的道德伦理规范，加强人们的精神文明修养，就需要挖掘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资源。在这方面，一直致力于寻求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现代新儒家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更以其良好的中西方哲学素养、积极客观的心态和高瞻远瞩的视野为世人所瞩目，他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学说也就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对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作一番研究就很有必要。
80年代初，在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的宣传鼓动下，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儒学，并掀起了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大讨论。而现代新儒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为此，不但召开了多次以现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会议，还出版了大量刊物，如：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5年版）；郑家栋的《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方克立、李锦全的《现代新儒学论集》（一、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以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关注则较少，不仅专著寥寥无几，少数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多为几人合论，对杜维明个人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不但影响了人们对以杜维明为首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趋向和思想特色有更深的了解，也影响到了对其整体的、客观的评价。本书试图通过对杜维明近20多年来思想学说的梳理和研究，进一步凸显出海外现代新儒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动向，从而为我们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借鉴。
杜维明的学术思想资源比较丰富，近20年来他出版了不少专著与学术论文，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总的来看，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关于儒家真精神的现代转化。在杜维明看来，要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就必须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对阻碍儒学真精神现代转化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批判，为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转化进一步扫清道路。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批判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杜维明对此表现出了积极客观的心态，但是儒家心性之学是否就是儒家真精神还有待商榷。
其次，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杜维明认为我们应积极吸收西方启蒙心态创造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律等中国文化缺少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需的普世性价值。在这方面，杜维明放弃了唐君毅、牟宗三等前辈现代新儒家在儒家思想内部寻找科学民主种子、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探索儒家与西方普世性价值优势互补的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杜维明更加强调应该正视启蒙价值的负面影响，即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产生的足以将人类毁灭的世界难题。对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应该在构建全球伦理的过程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儒家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待研究，但是，参与全球伦理的构建为儒家的现代转化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和舞台。
再次，对于如何排除欧洲中心主义，杜维明认为，在肯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探索其它的现代化模式。其中，儒学作为世界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一支，也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为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杜维明从三个方面做了探索：首先，他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点来说明儒家在现代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反驳了儒家博物馆论和儒家威胁论两种错误观点；其次，他还对西方基督教神学、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的新发展趋势与儒学可能的结合作出了探索，试图将儒家介绍给希望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模式的西方学者，从而扩大儒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再次，他虽然否认儒家思想与工业东亚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他仍然认为工业东亚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可为世界其它文化提供借鉴的现代化模式，并对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第四，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杜维明则挖掘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在他看来，儒家这种既不排斥天道又不征服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好能够弥补现代社会的这一缺陷。杜放弃了那种受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一元上帝的狭义宗教观，吸纳了西方学者将宗教视为“某一信仰共同体精神上自我认同”这一比较宽泛的理解，着重从“诚”、“仁”与“礼”、儒家论学做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内在而超越”的宗教性。与前辈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相比，杜维明不再主张把儒学视为超越于各类宗教之上的“一般宗教之基础”，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寻求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相互沟通、借鉴的具体途径。
最后，根据儒学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及现实层次上新的发展趋势，杜维明阐发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文化中国”的建构问题。至于如何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杜维明又对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公众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公众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是其关键所在。当然，在儒门淡漠的今天，试图通过公众知识分子的表率作用来推广儒学似乎过于乐观，但是其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责任的认识还是有诸多借鉴之处的。
虽然杜维明在国内非常活跃，其著作在国内也出版了很多，但是，在学术界还没有一部以杜维明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杜维明作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积极与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中的顶级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探讨他的思想可以找到儒学在全球化时代中新的切入点和发展空间。因此，本书基于这一出发点，对杜维明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
学术界一般认为，杜维明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兴趣不在于某种理论模式和哲学体系的建构，但是，经过对其近20年所发表的诸多论文和专著的研读与分析，我发现其思想还是有内在逻辑的，本书就是根据这一逻辑体系阐述成文。关于此专著，本人在杜维明先生自美来杭期间，曾与其作过长达4个多小时的面谈，他对本文的主要观点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再次向杜维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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