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日语中什么最难？学过日语的人十之六七可能都会回答道：敬语最难。本书就是为解决这个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学生的难点问题而写的。

本书是在笔者2002年10月向日本丽泽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笔者2003年3月回国后，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开设了《日语敬语与待遇表现》课程，对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2005年，笔者申请到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策略运用的中外对比研究》（05JK083）以后，又结合科研对本书进行了修改和充实，力图使论述完善，观点具有说服力。

本书前半部分所涉及学科为语用学（pragmatics），后半部分所涉及的学科为日语教育学（teaching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这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历史都不长，将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的研究少之又少。本书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以期能抛砖引玉。

笔者在国内大学日语专业学习时就痛感敬语之难，赴日留学后又发现，包括敬语在内的“待遇表现”都是困扰中国学生日语学习的难题。于是下定决心寻找他山之石来攻克这个难关，遂以“如何给中国学生教授待遇表现”为方向，开始了硕士和博士6年间的研究。笔者找到的他山之石就是语用学中布朗和莱文森（Brown，P.& Levinson，S.）提出的泛语言礼貌策略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Politeness）。该理论属于语用学中礼貌现象研究的一部分。为了便于读者加深对本书的理解，下面就礼貌现象研究的来龙去脉及主要学说做以简单介绍。

礼貌现象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语用学领域。因礼貌现象与语用学中经常涉及到的“表述行为（utterance act）”、“会话含义（conversation implication）”等密切相关，故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开始了学术性探索。英国言语哲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引发整个研究的契机。

格赖斯在吸收奥斯丁（J.L.Austin）“言语行为理论（study of speech acts）”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6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提出了谈话中的“合作原则”的构想，在1975年发表的“Logic and Conversation（逻辑和谈话）”一文中具体阐述了该理论。格赖斯（1998：40—415263637）认为，为了明确地进行语言交际，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应该遵守合作原则。又用称之为“谈话准则（maxims of conversation）”的4项准则来细分其理论。这4项准则如下：

①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传达必要的信息，不说多余的话。

②质的准则（maxim of quality）：不说错误或者是没有根据的话。

③关联准则（maxim of relation）：不说跟话题无关的话。

④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要明确、简洁、有序地说，不要模糊不清。

但是，以上的准则并非是用来限制交谈者的。相反，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违反这些准则（1998：43）。违反其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产生“会话含意”。我们在日常会话中所遇到的讽刺，隐喻、缓述、夸张等均为违反这些原则所产生（1998：46-54）。另外，格赖斯还认为在这4项准则之外可能还存在“Be polite”的准则，遗憾的是格赖斯对此并未深究。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发表之后，莱可夫（Robin Lakoff）、利奇（Geoffery Leech）、布朗和莱文森等均从礼貌现象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解读，成为了早期西方礼貌现象研究的代表人物。

1.莱可夫（1973）的“礼貌规则”

莱可夫被称为“现代礼貌现象研究之母”（Eelen，2001）。 莱可夫发展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提出谈话既要做到明确（即遵守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又要做到有礼貌。有时候礼貌比明确更为重要（1973：297）。基于上述考虑，莱可夫提出了谈话中要遵守的3项“礼貌规则（Rules of Politeness）（1973：298）”。即：

①不强求（Don’t impose）。

②给听话人以选择的自由（Give options）。

③让听话人心情愉快（Make A feel good-be friendly）。

莱可夫指出，要遵守上述规则，对于规则①，需要“和对方保持距离”；对于规则②，需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对于规则③，需要“像朋友一样地跟对方接触”（1973：298-305）。莱可夫又强调，在谈话中无须同时满足这3项规则，从上述3项规则中选择出一项，其余的两项可以忽视（1973：298）。

2.利奇（1983）的“礼貌原则”

利奇（1983）的研究也是以格莱斯的研究为基础的。利奇发现，合作原则只说明了有意违反某项原则可以产生特殊的会话含意，但是未能解释为什么人们要违反这些原则。于是，作为合作原则的补充，利奇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该原则包括以下6个准则（各准则中的a和b是次准则）（1987：190-191）：

①得体准则：（a）最小限度让他人吃亏。[（b）最大限度使他人得益。]

②慷慨准则：（a）最小限度使自己得益。[（b）最大限度让自己吃亏。]

③赞扬准则：（a）最小限度贬低对方。[（b）最大限度赞誉对方。]

④谦虚准则：（a）最小限度赞誉自己。[（b）最大限度贬低自己。]

⑤求同准则：（a）最小限度与对方意见分歧。[（b）最大限度与对方意见一致。]

⑥同情准则：（a）最小限度保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反感。[（b）最大限度保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感。]

利奇认为，遵守这些准则不要超过一定的度，在“某种程度上”遵守就可以了。自己的礼貌原则和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中的各原则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全的。

3.布朗和莱文森（1978，1987）的“礼貌策略5263638”

引发布朗和莱文森（以下略为B & L）研究礼貌策略的契机之一仍然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B & L认为谈话时违反该原则的“强有力的，具有渗透力的动机之一”（1987：95）是因为要顾及对方的面子。B & L在考察了英语、泽尔塔尔语（墨西哥的少数民族语言）、泰米尔语（印度的少数民族语言）等多种语言后总结出了各语言中共同存在的礼貌策略。

B & L从法国社会学者迪尔凯姆（Durkheim）将礼仪分为“积极礼仪”和“消极礼仪”的“礼仪论”5263639中得到启示，将美国社会学者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面子行为理论”中主张的面子5263640分为希望得到他人赞同、理解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不希望被他人所打扰的“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两种。

B & L认为人类的交际行为是一种伴随着威胁上述两种面子的行为，称之为FTA（face-threatening act，面子威胁行为）。这种威胁面子大小的程度（Wx，面子威胁度），取决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社会性距离（D）”、“受话人相对于说话人所拥有的相对权势（P）”、以及行为X“给予对方的心理负担程度（Rx）”这三者之和。并用公式“Wx=D（S，H）+P（H，S）+Rx”来表示（1987：76）。

为了顺利地进行交际，必须纠正面子威胁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B & L认为，按照FTA程度，由小到大，人们一般使用以下五种礼貌策略：

策略①：不使用纠正策略，直来直去。

策略②：使用积极礼貌策策略（顾及对方积极面子）。

策略③：使用消极礼貌策略（顾及对方消极面子）。

策略④：非公开实施面子威胁行为（使用暗示等间接表达方式）。

策略⑤：不实施面子威胁行为（不实施交际行为）。

其中策略①经常用于不存在面子威胁，或某些紧急状况之下；策略②用于威胁面子度相对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满足受话人的积极面子的方式来达到和对方圆满沟通的目的；策略③用于面子威胁度相对较大的情况下，通过满足对方消极面子的方式来达到和对方圆满沟通的目的；策略④用于面子威胁度较③更大的情况下，说话人通过暗示等方式来避免直接威胁对方的面子。策略⑤用于面子威胁度特别大的情况下，说话人放弃交谈，不实施交际行为。另外，B & L还具体给出了策略②的15个子策略，策略③的10个子策略及策略④的15个子策略，这也是该理论的一大特点。

上述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理论。该理论对礼貌现象研究领域的几乎所有理论性、分析性的研究都产生过影响（Mills，2003），是20世纪礼貌现象研究诸学说中较为完善的理论之一。且该理论以中国学生所熟悉的“面子”为切入点，又是一种“产出模式（production model）”，可以据面子威胁度公式估算出所要使用的话语策略，实用性强，便于指导中国学生学习日语。此外，该理论操作性强，便于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去。所以本书采用该理论作为立论依据。

笔者希望向读者奉献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既能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又能解决日语学习难题的好书，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偏颇乃至错误之处，恳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另外，实践教学时所使用的教材因页码太多，本次未能将其加在书后的附录中，特向读者致歉。如有需要者，敬请联系索取。

西安外国语大学东语学院 毋育新

2008年深秋于终南山麓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