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书是一种说唱文学，起源于清代乾隆初年，道光、咸丰年间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极为流行，清末民初时期渐渐消亡。由于创作者和听众基本都是八旗子弟，因此得名子弟书。表演时以三弦伴奏，只唱不说。据清光绪年间震钧《天咫偶闻》一书所载，“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城调的风格缠绵柔媚，近于昆曲，多表现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东城调的风格慷慨激昂，接近高腔、弋阳腔，多表现金戈铁马的战斗故事。如今子弟书的曲调已经失传，但是文字篇章尚且留世。现在存世的子弟书大约有四百种，大约有80％将古代史书、传说、戏曲、小说故事改编成叙事诗，20％表现清代八旗子弟的生活百态。据启功先生评价，子弟书之美，不在于音乐，而在于其文词。子弟书语言优美流畅，艺术价值极高。堪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比，并称为一代之绝。449426子弟书的体例同鼓词略为相似，但只有演唱部分，没有说词。而且篇幅普遍较短。一回书为八十句到一百句，有千余字，子弟书从一回到三十回不等，以三四回为主。语言以七言为主，上下对句，但可以自由夹杂衬字，最多时一句可达十几字，句式自由，表情达意相当方便。子弟书在用韵上用清代以来北方曲艺文体习用的十三道大辙，下句用韵，上句结字为仄声，下句结字为平声。大多数子弟书开头有诗篇，七言八句，文辞雅致但不遵守律诗声律。书后有诗篇形式的结语，少则两句，多则八句。子弟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子弟书的作者都是八旗子弟，除改编作品外，子弟书反映的都是清代中后期八旗子弟的日常生活。从民族文化交流角度看，它有满汉文化作根基，是满汉文化合璧的产物；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为我们提供清代由盛而衰阶段的民情、风俗、官场内幕、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而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是不可能被收入正史的。研究这些细节，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子弟书的语言艺术成就很高。子弟书成熟于清代中后期，此时北京话经过了二百多年满汉双语交融，京腔京韵已臻成熟。新颖灵动，丰富优美的口语语言已经展示出了它的魅力。一般来说，优美雅致的书面语体和清新传神的口语语体是很难交融的，但是在子弟书中，看似不可能的完美结合却终于实现了。子弟书的语言都是诗化的语言，优美婉转，细腻动人。子弟书作者们的文学功底深厚，可以得心应手地化用古文诗词创作出典雅华丽的诗句。另外这些诗句又发挥了可以自由增加衬字，随意改变句法结构的特长，可以不受旧式格律的限制，大量吸收民间俗语入诗，摹写人情世态栩栩如生。可以说，子弟书的语言艺术，达到了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的顶峰。中国古代诗歌多以抒情为主，叙事诗偏少。而子弟书几乎全都是叙事诗，其艺术成就并不亚于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作品。从史诗角度上看，它带有弥补我国叙事诗不足的特殊意义；从改编角度上看，它是再度创作、重铸灵魂的说唱叙事诗。研究子弟书的叙事艺术，可以填补我国诗歌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另外，子弟书作为文人创作的叙事诗，其研究还可以丰富和发展目前学术界新兴的口传诗学理论。然而，这么重要的文学现象，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引起顾颉刚、郑振铎等大家的重视，后来学术界对子弟书的研究，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比较冷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子弟书才逐渐受到关注。截至2010年初，子弟书的研究论文共有91篇，研究著作3部，研究学者遍布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几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嘉庆二年顾琳的《书词绪论》。民国时期在刘复、李家瑞、马廉等学者的主持下，大规模的子弟书搜集整理活动开始，并受到了顾颉刚、郑振铎等大家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台湾、日本学者开始关注子弟书的研究，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80年代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始从各方面研究子弟书，版本和作者考证工作做得尤其出色。 一　文献研究 关于子弟书文本的搜集整理情况，中山大学的黄仕忠在《子弟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49427一文中有详细的记录。民国初期，子弟书式微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搜集整理子弟书了。比如1922年金台三畏氏选子弟书一百种编成《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天津图书馆还藏有民国时期子弟书爱好者编选的《子弟书目录》。1922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5年马廉先生两次发现车王府旧藏曲本，为孔德学校购入，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其中有子弟书291种。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向全国征集俗曲歌谣，刘复、李家瑞先生据此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子弟书370余种。1935年，郑振铎先生编纂《世界文库》的时候，将子弟书作家韩小窗和罗松窗的部分作品收集在内，并将其同王维、李贺乃至塞万提斯、果戈理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论，将子弟书的艺术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40年代，傅惜华先生根据孔德学校收藏的车王府曲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故宫博物院藏本、北平图书馆藏本及碧蕖馆自藏本编成《子弟书总目》，收子弟书440余种，是迄今为止最全面丰富的子弟书目录。抗战爆发之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俗曲资料辗转运往台湾傅斯年图书馆，1965年为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拍摄了全份微缩胶卷。2004年，史语所出版《俗文学丛刊》，收录子弟书327种。台湾搜集的子弟书，就是20年代北大歌谣研究会从全国搜集的子弟书。大陆收集整理的子弟书，则以当年马廉先生收购的车王府曲本为主。1991年，首都图书馆影印《清车王府藏曲本》，1993年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中山大学的底本，就是1926年顾颉刚先生促成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从孔德学校抄录的车王府曲本。1994年，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整理《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收子弟书297种，去掉其中8种快书，则有289种。2000年，张寿崇先生从北京图书馆、傅惜华、杜颖陶等人的私人藏本和海外藏本中收录了车王府未藏之子弟书98种，编成《子弟书珍本百种》。大陆目前编集的子弟书有387种。在日本，波多野太郎、长泽规矩也、泽田瑞穗、长田夏树、滨一卫等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的俗文学，很多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到中国收购各种曲本旧书。1976年，波多野太郎汇集多位日本学者的私人藏本和其他流落海外的曲本，影印出版《子弟书集》，收子弟书53种，这也是第一部影印出版的子弟书集。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三地收藏的子弟书来源不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只是很遗憾现在并无综合三地搜集成果的子弟书全集。目前学术界的论文和著作中，有相当一批是考证子弟书的题材来源和版本。由于子弟书80％都是改编作品，那么它们都是从哪些戏曲、小说、传说故事中改编过来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方面目前研究最细致的莫过于台湾学者陈锦钊。他1977年在国立政治大学以《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考证了271种改编子弟书的题材来源，并注明该书的回数，每一回的韵脚，以及在不同子弟书书目中的收录情况。另外，陈锦钊还如实注明68篇清人原创子弟书和147篇未见到文本的子弟书题目，细致负责的学术态度令人敬佩。另外，耿瑛的《满汉民族的曲艺遗产——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449428，傅耕野的《傅惜华对“子弟书”的收藏和研究》，也都作过类似考证449429。日本学者倾向于考证具体某一部子弟书的来源，比如长田夏树考证子弟书《全德报》来自明人王穉登的传奇《全德记》，该故事最早在北宋有真人原型，《范文正公集》有《窦谏议录》，记载过相关事宜449430。波多野太郎指出子弟书《滚楼》改编自清代同名秦腔剧目，并介绍其在戏曲中的地位，以及名伶魏长生演唱此曲走红的始末449431。沢田瑞穗介绍《宁武关》、《刺虎》二部子弟书来自清初的《铁冠图》，并考证了它们在《明史》中的本事。449432至于版本，很多学者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细致。胡文彬在《红楼梦子弟书初探》一文中考证了《红楼梦》子弟书抄本、刻本、印本在不同书坊的刊刻情况以及版本间的文字差异。449433崔蕴华《百本张与子弟书书坊》一文介绍了清代专门抄卖各种曲本的民间书坊百本张，以及早期子弟书在民间的传播方式。449434她的《子弟书目录与版本综述》详细地介绍了百本张、别野堂、乐善堂等书坊的抄本目录，民国以来私藏目录和专门的刻本目录。还比较了北京书坊的手抄版本，沈阳会文山房等书坊的刊刻版本以及天津以培训瞽者艺人为特色的教习版本。449435这两篇文章同时也是她的博士论文《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449436第五章的主要内容。黄仕忠追查海外版本，可谓用心良苦。他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之子弟书考察》一文中，考察日本学者收集的子弟书，罗列其题目，确认其是否存在于国内目录中（以傅惜华的《子弟书总目》和《百本张目录》为标准），并与国内版本文字相比较指出异同。449437陈锦钊则注意到同名、同题材子弟书有互相改编的关系，因此根据其版本和出现时间先后考察出改编关系，并说明发生差异的原因。其版本考证过程十分精详。449438日本学者中，根ケ山徹曾经校对《牡丹亭》子弟书的不同版本，449439波多野太郎对《螃蟹段儿》子弟书的六个版本也作过非常精细的比对。449440由于子弟书在清代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之作，很多作者都不肯留下名字，最多也只肯留下笔名，镶嵌在篇头的诗篇或者文末的结语中，比如“笑痴人芸窗把笔闲成段，留与诗人解闷题”。这就为考证子弟书的作者，身份和生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还是有学者博学多闻，解决了部分子弟书的著作权问题，并提供了某些作者相对详尽的生平资料。其中最为精详的当属黄仕忠的《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449441。他在陈锦钊对子弟书作家考证的基础上449442，将136篇子弟书分别归于20位作家名下，详尽全面，有理有据。还有的学者根据某些子弟书作家的其他作品和相关资料，考证出此人的真实姓名和生平履历。比如张政烺先生在《会文山房与韩小窗》中指出子弟书作者韩小窗的真实姓名和籍贯，会文山房的所在和功能，有很大价值。449443宋和平在《鹤侣和他的子弟书》一文中，说子弟书作者鹤侣氏“就是爱新觉罗·奕赓，曾用头品顶戴，道光八年革去。道光十一年（1831）授三等侍卫，用五品水晶顶戴。”449444康保成的《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结合清代史料，将清王朝宗室，亲王之子鹤侣氏一生的起伏，家族的兴衰讲述得更为详细。449445李芳的《子弟书作者洗俗斋创作考论》也将子弟书作家洗俗斋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考证得十分清楚。449446可以说，子弟书在文献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至于这方面研究本身，仍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期做到更为全面。 二　文本研究 子弟书的文本研究，国内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红楼梦》等名著改编的子弟书的赏析上。海外学者则很关注满汉语混用的子弟书。自从1985年红学家胡文彬开始考证改编自《红楼梦》的子弟书的版本、作者，研究其艺术成就449447，子弟书研究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学热潮。研究《红楼梦》子弟书的就有13篇，占全部论文的14％。以《红楼梦》子弟书为博士论文的有一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晓宁449448；为硕士论文题目的有三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姚颖，台湾政治大学的林均珈和扬州大学的周丽琴449449。姚颖的《子弟书对〈红楼梦〉人物性格的世俗化改编》指出，子弟书在改编过程中也对人物形象稍作变动，宝玉更痴情，黛玉更活泼，晴雯爱说教，刘姥姥更本色。449450考虑到目前以子弟书为硕博论文题目的不过10篇而已，这种巧合不能不说明《红楼梦》子弟书的受关注程度确实很高。王晓宁的《〈红楼梦〉子弟书研究述论》介绍了《红楼梦》子弟书的版本以及研究现状449451。这些论文中，刘嘉伟的《“清空”幻渺与“质实”详瞻——〈红楼梦〉及其子弟书艺术特色之比较》一文比较有代表性。文章指出《红楼梦》在很多地方留下了想象的诗意空间，而子弟书则充分表现出其精雕细刻的赋化特征，将这些空间都填满了。比如人物的外貌，心情，环境景色，家庭摆设，人物关系等。而且子弟书的艺术水平很高，添加细节却能依然保持原文优美典雅的语言风格。449452无独有偶，高日晖的《论清代说唱艺术中的〈水浒传〉——以子弟书和扬州评话为例》有部分篇幅评论取材于《水浒传》的子弟书，也提到了子弟书填补小说中的空白，比如人物心理和环境描写，也认可子弟书创造的诗的境界。449453崔蕴华的《遗失的民族艺术珍品——〈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子弟书的发现及其文学价值》也从人物心理、外貌描写等角度进行文本赏析。449454她的博士论文的文本研究部分，也提出了“心语化”和“物语化”的概念，即子弟书改编作品时添加的人物心理和景物描写。贾静波的《〈聊斋志异〉子弟书研究》449455，日本学者藤田香的《论子弟书的再创作》449456都在这方面列举了大量例证，并从表演的角度解释了如此改编的原因。看来子弟书的这一改编原则已经表现在多部作品之中，为很多学者所注意。目前研究子弟书文本的论文中，最深刻的当属台湾学者张克济。他的《子弟书中的艳曲》一文，研究子弟书中某些涉及色情的作品的演唱场所和听众构成，分析子弟书声低词细的演唱特征同艳曲的关系，艳曲叙事模式和多种叙事视角，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女性心态和社会地位。虽然艳曲本身不登大雅之堂，但作者却能从叙事学和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较深层次的分析，而且无生搬硬套之嫌，实属难能可贵。海外学者纷纷对满汉语混用的子弟书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德国学者马丁·嵇穆的《清朝满汉双语民间叙事诗探析》，将夹杂大量满语的子弟书全部列出，并且根据满汉语夹杂的方式不同对其分门别类。449457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则介绍了满汉兼子弟书《拿螃蟹》的内容，并将另一部夹杂大量满语的作品《查关》作了全文翻译。449458波多野太郎、太田辰夫和朝鲜学者金九经都把注意力放在《拿螃蟹》上，据此考证满语在清代渐渐被汉语所替代的过程。449459日本学者的研究重视考证过程轻结论，他们不厌其烦地介绍《拿螃蟹》的内容，字句的翻译，版本的发现，满汉语结合的艺术效果，但不求证明某个论点。因此他们的论文有相当大的史料意义。但总的看来，子弟书的文本研究只是集中在某几种作品上，其他从整体上探讨子弟书文学意义和艺术效果的论文往往流于空泛，而且理论性普遍较低，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学赏析的层面而已。在这方面，子弟书的文本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其他研究 子弟书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弟书的历史、文字格式、音乐特征和语言学研究等方面。关德栋、周中明的《论子弟书》449460，陈锦钊的《论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449461，启功的《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以及傅惜华的《子弟书总说》等等，都对子弟书的起源、兴衰过程、文字格式、音乐特征、表演场合等方面进行了很详细的介绍。目前学术界将子弟书的产生时间认定在乾隆年间，八旗子弟生活优裕无所事事，参考当时如鼓词、昆曲、高腔等流行的曲艺形式创造了子弟书。子弟书以八角鼓、三弦伴奏，只唱不说，其唱腔分为东城调和西城调。东调豪迈阔大，近似高腔，多演唱英雄征战故事；细调婉转缠绵，近似昆曲，多演唱才子佳人。一开始子弟书只是作为八旗子弟的业余爱好存在，演员都是免费演出。到了晚清时期，八旗子弟日渐贫困，很多人开始在茶馆卖艺，后来很多瞽目艺人也精通此道。只是由于子弟书一板三眼，唱法复杂，风格迂缓沉闷，渐渐遭到舞台的冷落，民国初年已经失传。但是子弟书的很多唱词却被马头调、大鼓等邻近曲艺吸收，演唱至今经久不衰。虽然子弟书的音乐已经失传，但还是有学者在努力寻找其痕迹。林山的《八旗子弟乐》考证子弟书、弦子书、岔曲、八角鼓、十不闲、秧歌、二人转等民俗小曲的音乐模式，力求摸索出子弟书的音乐风格。449462德国学者马丁·嵇穆也考证了子弟书的板腔体音乐特征。449463崔蕴华也在博士论文中辟出专章来探讨子弟书的音乐特征，并根据其特征同鼓词、弹词、萨满神歌、民歌等艺术的音乐风格相对照，考证子弟书的来源。另外，还有学者对子弟书进行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张建坤曾撰写《从〈五方元音〉到子弟书韵母系统的演变》和《对子弟书中一些例外的分析》两篇文章，以子弟书为语言材料，考证清代中后期北京话的语音变化。449464姚颖以《红楼梦》子弟书为例，列举了子弟书作者对俗语的运用。449465子弟书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的子弟书的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还基本集中在文献整理、个别的篇目考证、子弟书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等有限领域，对它的文学语言的研究也还浮在表画，没有深入到八旗子弟的生活与文化的层次，它的多重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子弟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历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价值。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的创造，它与八旗子弟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关系。它的产生与衰落和八旗子弟有密切的关系。它的语言、审美趣味与八旗子弟的语言、文化修养息息相关。此外，子弟书有20％的篇目直接描写八旗子弟的生活，是研究八旗子弟生活的重要材料。因此，子弟书研究还是一个亟待扩展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结合子弟书的产生与八旗子弟的生活的研究，是目前急需开展的工作。 四　研究目的、意义、方法 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同时又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时代，子弟书的出现与衰落都与旗人的兴衰荣辱有密切关系。清朝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群，特殊的人群创造出独特的文艺，这种独特的文艺又反映了时代特色。清朝和子弟书的关系，恰恰是历史决定文学，文学反映历史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脚。将子弟书放在清史背景中研究，不仅能从细节上把握清史，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子弟书的存在意义。子弟书的作者、表演者、欣赏者是八旗子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为国家版图基本格局的奠定、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这批人身上流着满、蒙、汉三个兄弟民族的血脉，文化上向满文化靠拢同时又对汉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崇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满汉文化互相融合孕育出一朵朵文艺奇葩。子弟书所记录的，恰恰是这批人的生活细节和思想状态，为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为北京这座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北京人的构成、北京历史的发展、北京话的形成、京剧的流行、北京曲艺的繁荣，都与旗人和旗人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旗人，北京绝不是现在的北京。子弟书的语言，既展示了旗人对传统诗词古文的继承，也体现出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北京市民口语对北京话的丰富作用。子弟书中写到的旗人旗俗、风土人情，是北京地方史、风俗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子弟书的叙事艺术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误解，认为中国古代诗歌多以抒情为主，叙事诗偏少。而子弟书几乎全都是叙事诗。这一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有大量高水平的叙事诗的。从史诗角度上看，它带有弥补我国叙事诗不足的特殊意义；从改编角度上看，它是再度创作、重铸灵魂的说唱叙事诗。研究子弟书的叙事艺术，可以填补我国诗歌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子弟书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在史学、语言学和民族学领域都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和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子弟书的诞生与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有何关系？为什么投入艺术市场之后就衰亡了？子弟书的改编艺术、语言艺术、叙事艺术何在？是如何反映清代中后期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子弟书是叙事诗，在改编小说和戏曲的过程中，作者经常会因为情节的需要改变原有的叙事模式，采用新的叙事方式。子弟书的叙事技巧、叙事方法、对情节的处理以及丰富多样的结构形态有的是从戏曲、小说中直接拿来的，有的是作者根据现场表演需要临时增删的结果。叙事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子弟书的改编问题上是行之有效的理论工具。（2）子弟书是八旗子弟反映自己人生的艺术，像一面镜子一样展现出清代中后期北京市民的生活、心理、民风民俗。如果单纯揭示旗人生活的表面现象，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只有将史学眼光、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现实相结合，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活生生的历史。八旗子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民族构成、文化认同都有自身的特色。采用史学、民族学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用史学理论来解释文学现象，用文学现象来丰富历史研究。（3）子弟书反映了清代中后期满语渐渐消亡的历史事实，但满语却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也在语音和语法上深深影响了北京话。子弟书的语言丰富多样，极富表现力，单纯从文学角度讨论子弟书的艺术价值是不够的，语言学理论有助于解释子弟书同旗人语言才能的密切联系。总之，子弟书及八旗子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还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现象。只有采用多学科交叉、多种理论结合的方式，才能有比较深入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