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杂志有关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的一期特刊的社论中，Anne Donchin和Deborah Diniz指出了对所有生命伦理学家的两个挑战：“如何将生命伦理学对话的主题转移到突出一些隐含的假定，正是这些假定形成中心问题，决定应该倾听谁的声音，以及如何使全球生命伦理学的眼光更为犀利，以便像容纳享有特权的人群的视角一样也包容边缘人群的视角。（Donchin，A.and Diniz，D.2001，Guest editors‘note’，Bioethics 15（3）：ⅳ）北京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会议就是要应对这些挑战。

“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并不是只有一种。“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这个术语要求许多不同的进路，然而也许有可能在它们中间鉴定出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进路包括这样的观点，即对伦理学的一些传统的进路依赖于抽象的原则，但也许忽略了可影响某一情况的道德层面的重要的权力差异：尤其是在种种社会情境下男人与妇女之间的权力差异。这对当妇女在某些事件或活动中是主要参与者时特别重要，例如生育和抚养孩子；这对当她们或者由于她们相对于家庭和配偶的地位，或者由于医务人员的家长主义而无法参与决策时也特别重要。

由于明显的理由，人工流产的话题在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中总是处于突出的地位。虽然争论的范围往往包括胎儿的地位，即何时胎儿是一个人，在什么阶段它是具有道德地位的存在，但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其他问题，例如怀孩子的是妇女，妇女有选择的权利。鉴于遗传学技术的进展，妇女与遗传服务（当然在生殖情境下）有更多的接触，包括产前检测和植入前检测，并且她们成为一出生就患遗传病的儿童的照料者的可能性要比男人更高，这也是有关的。

北京会议将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集合在一起，来争论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中突出的问题，包括生殖和性。令人惊异的是，尽管经验上有很大差异，探讨的进路不同，但关注的领域却惊人的一致。例如强烈关注尤其在讨论生殖问题上自主选择的重要性，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自主选择的结构障碍迥然不同。在应对Donchin和Diniz指出的第二个挑战时，会议考虑了在中国农村获得资源和决策的经验性案例研究，以及有关自主性概念本身的理论讨论。

然而，在讨论妇女在生殖和性的决策之外，也注意公共卫生的政策问题。对北京会议的上述第一个挑战涉及确定问题提出的方式。通过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棱镜，有可能了解研究议程和公共政策，如何通过特殊的方式使隐含的假定指导争论，如何通过确定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政策，来歧视妇女和脆弱人群。因此，看起来也许中性的政策，例如要求以证据为基础（循证），也许事实上不是以中性的方式在运作。

如果探求某种全球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合理的追求的话，这些考虑提示，不应一开始就试图确定形成共识的原则，而是应该像上述引文指出的那样，通过使眼光更为犀利来确定忽视哪些问题，不听哪些声音，或者将它们置于框架之外是危险的。

Ruth Chadwick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

2005年2月2日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