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书人，多半都记得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想，后两句话，不仅很难做到，似乎也没必要。至少，对广大民众是如此。其实，在现代社会，“广大民众”不是也包括读书人吗？

但是，第一句话，就不但不难做到，而且很有必要了。而且，对广大民众也是如此。而且，在现代社会就更其如此。

为什么？

第一，从“天生縓民”到“天生我才”这些古话，从“天怒人怨”到“无法无天”这些俚语，无不表明中国人其实从来都有天人相关的意识，或者说从来都有超越界与人世间相联系的观念。所以，想一想坏人为什么该“天打雷劈”，夫妻为什么是“天作之合”，人命为什么会“关天”，美景为什么是“天成”，就是说，有意无意地探究一下“天人之际”，本来就是老百姓的“日用而不知”，稀松平常，一点也不艰难。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传统社会中的广大民众来说，的确如此。

第二，“究天人之际”绝非无事找事，突发奇想，而是社会人生的需要。例如从“天生縓民”往下探究，就是“有物有则”，想透了这个道理，就会爱惜天下万物、探索人间和自然的法则；从“天生我才”往下探究，就是“必有用场”，想透了这个道理，就会自尊自强，努力奋进。反过来说，如果位高权重而多行不义，不怕“天怒人怨”，必致生灵涂炭，以自毙告终；如果横行霸道而为所欲为，以至“无法无天”，必遭千夫所指，而遗臭万年！历史上，现实中，种种正反效应都指明了，探究“天人之际”很有必要。尤其在现代社会，道德下降同不信“天打雷劈”似乎颇有关系，离婚增加同不信“天作之合”看来不无关联，毁林者好像不在乎“美景天成”，杀人者肯定不相信“人命关天”。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对于近视浅见和自我中心流行的现代社会来说，“究天人之际”看来更有必要。

当然，这种探究，不一定都是学术的，更不一定都是宗教学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这种探究，都在民众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生活之中有意无意地进行着。我虽然有着学术的甚至是宗教学者的身份，但我又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又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活人，因此，我除了要做一些学术的探究，更多的也是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做这种探究，要在自己和大家的社会生活中做这种探究。

于是，除了一些似乎抽象的所谓“学术著作”之外，就有了读者面前这些略显轻松的杂文闲谈。当然，读者会发现，这些杂文闲谈虽然看似轻松，却还是尽量认真严肃地探讨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想，真正的轻松不是产生于对重要问题的回避，而是产生于对重要问题的解决。

当然，在这些杂文之中读者也许看不到什么解决。但是，你若能从中看到一个人努力想去解决的诚意，或者得到一点有助于你去解决的启发，最后找到了解决的途径，为自己为他人带来了轻松，那会是上好的福分，是我的也是你的福分！

为了使书中的目录看起来稍有条理，我在出版前按编辑的建议，把文章略作分类，并为每一类加了一个小标题。由于文章太杂，按内容分类几乎不可能，所以前一部分就按体裁划分，把先自拟就而后发表的文字归入“文”，把别人记录而后整理的言谈归入“言”。又由于因读书而生发的议论似乎不少，所以又列出一类，名之为“书”。再往下，为“宗教与世界”丛书中诸多译本所写的序，反映了我在那个“文革”过后不久、宗教本身还深受误解、宗教研究还禁忌重重的时代所做的一点努力，反映了当时我为使社会上下接受宗教研究而对宗教和世界关系进行的思索与解释，也许，内涵丰富而令人联想多多的“天下”二字，略可接近这一部分文章之所指。最后，承蒙周国平兄惠允，而从他主编的《人生圆桌》中摘出的本人“发言”，当然谈的都是“人间”诸事了。

我出过几本书，但从未在序言中对任何人表示过感谢。我自忖，这不是因为自己特别寡情少义，更不是因为自己未曾受恩受惠于别人，而只是因为自己太想利用写序的机会，对读者说些别的自认为重要的话，有时甚至觉得不该用一些读者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去搅扰读者。然而，我的确受过太多太多的人的恩惠，心里也的确对他们充满谢意。所以，我想在此破一下例，表达一下我的感谢。当然，读者读到这里，可以不再读这篇序言余下的部分了。

我想，为了我出过的所有的书，我应该向我生活中有幸遇到和相处过的那些人表示真切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关爱、情谊和启发，我对“天人之际”、对“宗教、社会和人生”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悟；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督促，我的所有感悟，也就只是一个人内心生灭不定、转瞬即逝的涟漪，而不会成为读者面前的几本书。

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天父赐给我的爱人、伴侣和助手，倘若没有她在我身边，我可能至今还是未出茅庐的卢梭，只会“向着四面的风打哈欠”。还有我的女儿，她也是天父的赠礼，随着知识的增长，最主要的是随着心灵的成熟，她已成了父母的小帮手，也会成为世人的小帮手。

我想到的还有已去世的父母和远在家乡的兄弟姊妹，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他们对我说过做过的一切，以及未及说出未及完成的一切，都是在我心中永远起作用的关爱和启发、鼓励和督促。

我还想到了这么多年来多得无法列举的新老朋友，同窗、同事和同道。从当年小小的贵阳城中的同伴、老友到“插队”、“疏散”时的知青、村民；从贵阳几所中学的教师伙伴到全国好些大学的同行、同道；从中国社科院的师友同学，到国内好几家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从香港、台湾和北美、欧洲的教界学界的知心朋友，到江浙、湖广和西南、西北曾经通信而未曾谋面的老、中、青朋友……我必须为无法在此列举他们的名字而向他们道歉，但他们确实给了我数不清的关爱、情谊和启发，鼓励、帮助和督促，可以说，没有同他们相识或相处的机缘，就不但没有我的书，也没有我这个人。

最后，我还想到了我所有的老师和学生——我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院学习时教过我的老师，以及我从在乡下的小学到城里的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院所教过的学生。我真的感到，使我大大受益的，不仅有我的老师们所说所做的东西，也有他们未说未做的事情；使我深深感动的，不仅有我的学生们惜别时的泪光，而且有他们听课时的神情……

所有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文”、“言”和“书”的源泉。

所有这些，就是我最珍视的“天下”“人间”。

何光沪

2003年7月5日

于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