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对社会学理论有着几近狂热的研究兴趣。顺着学习上的特殊机缘，长达五年时间，大量研读韦伯（M.Weber）的各种著作，除了想尽办法在海内外找寻所有韦伯著作和文章的英译，还花时间修习德文，以便能够查对原典真正的意思。这五年中，韦伯一直是我生活与学习的重心：大学主修经济学，与韦伯有着专业上的接近；参与科际整合研讨会，持续三年半每周研读西洋社会经济史，就为了能贴近韦伯对西方世界的分析；为了认识基督教义，到神学院修希腊文解经及新旧约神学；为了掌握韦伯新康德主义的精神，在哲学系（所）旁听了四年课程；为了理解韦伯对法律社会学的讨论，阅读西洋法制史……那种着迷程度，现在想起来还真执着呢！举凡韦伯著作年代、思想脉络、英译错误之处，都深藏心中，成为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言的“默会知识”。当年一心一意想要成为韦伯专家，投入的心力不可细数，两巨册《经济与社会》，随着讨论课实实在在地读过一遍，有几本韦伯著作，甚至阅读超过五遍，没有什么议题是不曾触碰过的。

认为自己相当了解韦伯，所有该谈的问题也好像不成其为什么问题，这种感觉让人飘飘然，好像自己可以掌控所有韦伯研究的题旨，也常以此自豪。又遇到特别机缘，在这之后，长达十五年不再阅读任何关于韦伯的著作，即使如此，总认为颇能抓到韦伯思想的精髓，也以此沾沾自喜。

然而，当开始研究网络文化及资讯社会学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和无知，以及潜意识里的自大。过去，逐一了解韦伯理论命题与观念解析后，总认为韦伯不过就是针对不同领域建构出适当的理念类型，以便铺陈不同领域的理论架构，借以掌握具有文化意义的实在世界的不同向度。但是，我却忽略了过去最引以自豪的历史向度，以致于忽略了摆在眼前最简单明显的问题而不自知。

例如，每个人对韦伯提出的科层制（bureaucracy）都能朗朗上口，好像把科层制所具有的几项原则交待清楚，就能解释现代组织的所有问题了。这几年，为了研究虚拟组织，再重新回顾西方企业发展史，发现现代企业是在1910年代后才正式形成的。以时间点来说，泰勒的《科学化管理》、福特汽车厂T3型车的生产线，以及韦伯对科层制的讨论，都是针对西方社会全新的组织原则所建构的一种关于现代组织的理论与形态。韦伯于1920年去世，距离他提出科层制的有关理论并没有多久，然而，他关于科层组织原则的讨论，不仅被沿用至今，而且迄今仍是管理学和社会学教科书中奉为圭臬的经典理论。过去，只认为韦伯提出的科层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一些平凡通俗的见解，真是卑之无甚高论，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能懂。然而，这套理论代表着一个正在转变的全新社会形态，就在许多组织原则尚未明朗时，韦伯就能洞悉其间的意义及逻辑，并提出一套有效的分析理论，沿用超过80年还无法被其他人取代。韦伯深刻地洞悉了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所处的文化变革，已经展现出一套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传统的知识体系、理论、概念所无法掌握的，因此要建构新的理念类型，以掌握这些新的社会类型。如果我们问，这么明显的转变，为什么其他人看不到？为什么其他人无法建构出类似的讨论？而要等到韦伯才能完成这一工作？这就看出韦伯对科层制讨论的意义。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是需要智慧与能力的。终韦伯一生，都在不断地以西方文明长期开展的历史脉络为基础，重新建构可用以分析其所处时代变局，以及后世发展所需的概念架构。韦伯使用的许多术语和理论，因为能够如实地洞察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早已成为西方社会以及社会学的共同遗产，再也无法与社会学传统切割开来。

针对社会思想史，许多研究指出，社会学奠基于1890—1920年间的社会变迁，是应对当时全新的“社会-思想”关系，全新的社会类型时，所提出的一套全新的思想架构和理论。换句话说，面对新的社会类型时，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建构新的理念类型，以期能够掌握一套新的社会关系。滕尼斯、涂尔干、西美尔、韦伯等社会学奠基者，在不同地区，不约而同地提出对社会全新的观察与解释态度，从而为这门新兴学科建立了深厚的基础。基于个人长期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我宁可相信他们只是诚恳而务实地建构全新的思维方式，以期掌握他们所处时代的变迁。是时代大环境成就了他们的天才，让他们成为社会学奠基者；而他们的睿智，使他们透析了时代的精神，开启了全新的思想格局。在他们之后，社会学家遵循着已经建构出的基本概念，也就不必存在太多焦虑与不安，只要顺着社会学先驱所建构的基本分析脉络与架构，就可以在常态科学中有所斩获。但是，前提是“社会形态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只有在此前提下，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架构、研究方法、概念与研究成果，才能持续不断地累积；如果社会类型与知识形态有了某种断裂，重新评估社会学的意义，就成为开展下一阶段工作的重要前提。“只为了走路，不必了解关于脚的解剖学”，韦伯提醒我们，只有在既有研究方法与理论出了问题时，才需要认真严肃检讨问题。因此，韦伯本人虽然对理论与研究方法没有太大兴趣，但为了激浊扬清，毕竟还是写出许多经典性的作品，问题的重点在于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都出了问题，韦伯不得不严肃面对。

例如，韦伯最重要的一篇理论文章《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依希尔斯（E.A.Shils）的说明，只是“把一些标准规定明确化，好使编者采用，并让投稿者遵守”，是期刊编辑方针，以免投稿文章流于政策/分析、价值/事实、应然/实然不分的混乱。其中谈及的一些观念，对于当前社会科学而言，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就当时学界而言，面对诸如讲坛社会学家等强势学者，强调要免除价值判断等观念的影响，却还只是个初步的构想。对韦伯而言，在科学立场下，“理解”如何得以可能？就成为他讨论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重要出发点。“一个人不必成为恺撒才能理解恺撒”，他认为所有研究，必须要达到即使是对“中国人”而言仍是客观的程度。

几乎在韦伯的每篇文章中，我都看到他独立面对全新社会类型时，提出新的理论、新的理念类型的企图。但这一直要到自己研究资讯社会，发现就在世纪之交，我们已经面对着一个逐渐形成的全新社会类型，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逐渐失去效力时，才有深刻的体会。“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同样，社会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也不会马上丧失意义，只是会逐渐失去解释力。面对资讯社会快速形成，我的心境与上个世纪初期的欧美社会学家联结在一起，我愈来愈能感受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也愈来愈认识到过去自己研究社会学理论时的盲点。

为了让自己厘清资讯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我将资讯社会学研究取向，依对象的差别，区分为四种态度：

1）用网络来探讨各种社会现象，将网络此一媒介拿来作为认识存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现象之参考。

2）探究虚拟空间中的各种虚拟现象，凡是在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务，都可以在虚拟世界找到其对应项，故可以进一步分析虚拟现象的类型与运作方式。

3）探讨真实生活与虚拟世界间的差异，进而检讨真实生活对虚拟世界的影响，以及虚拟入侵后现实世界的改变。

4）从科技未来的角度，探讨互联网终将有一天具有思考、情绪等能力，而人机界面的分野逐渐消失，人类文化有一天可能会消融于互联网之间。

目前，大部分研究论文都集中在前两种取向的讨论，但是，随着网络影响日益扩展，后两种研究途径会愈来愈重要，并终将引领资讯社会学的未来取向。从后两者研究取向，就可以感受到我这几年在研究中的焦虑。我也愈来愈能认识到在韦伯晚年的研究中，同样隐约存在的那股焦虑。

在《虚拟社区的社会学基础》一文中，我认为由于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构成原则及特性有相当大的差异，资讯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领域，也不会只是社会学教科书中的一章；未来，社会学所有曾经讨论过的主题与领域，都将会在资讯社会学中重新讨论一次。到了《虚拟社会学的虚拟社会基础》一文，我进而指出，由于资讯社会学可以同时处理虚拟世界，以及虚拟世界对真实生活的入侵，加上真实与虚拟世界终将无法清楚区分，在未来，传统社会学将会成为资讯社会学的一章来讨论。正如同社会学将19世纪的社会思想当作背景讨论一般，资讯社会学会把20世纪的社会学当作背景来讨论。

在《逃到网中：网络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一文中，我企图建构如西美尔及韦伯早年一样的发问，反省“网络社会如何可能”？文中指出，借由存在网民心中的“可相互联机性”（interwirability），网络社会的独立性就可以确立，网络社会学才有客观的分析对象，网络社会的特性才不会依附在真实社会之下。由此，所有不同的网络现象、网络文化、网络行为、网络互动模式，才有一共同的存在基础，可以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当网络社会学客观成立后，在方法论、研究领域等议题上，自然就会有实质的累积，成就自成一类的学问。到了《连线社会：真实世界中的虚拟联结》一文，我意识到在P2P自发的无意识网络中，数百万人所携带的装置可以无声无息地探究、隐藏、扩展、评估、协商、交换及整合看不见的特定合作任务，这时，网络文化成为人类社会网络群聚的最主要中介，于是，“网络能让个体之间形成团体时，价值就呈指数函数的倍数”的里滋律则（Reed’s Law），才可能如实地成为人类文化建构的基本法则。

看到这些，就愈益认识到资讯社会学的重要性，它不能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会只是诸多学问中的一种，它将成为取代当代社会科学的另一套全新思维体系，无论在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论、理论、认识论等不同层面，都应依其脉络而有全新的开展。我在2000年提出这些想法时，许多人嗤之以鼻，认为过于自大，然而，随着网络文化逐渐开展，潜在的诸多问题逐一浮现，上述讨论也将会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

台湾社会学界，经过过去多年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三百多人、相当专业化的研究社群；但即便如此，放在全球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无论人数与研究成果仍然相当有限。然而，对于华人世界来说，未来通过网络世界相互联系，实现学术研究成果分享，相信一定能为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建立全球分析格局，做出重要贡献。

少华先生与我相知相交，多年来实质友谊远远超过许多经常见面的朋友，这除了见证网络文化的特性外，也更丰富了个人学术研究的意义。虽然个人过去几年的研究兴趣在教育、情色、金融等领域有所歧出，不专研究网络文化，然而，由于有诸如少华兄等好友的支持，让一向懒散的我，几年来仍不敢怠慢。

少华兄提及出书计划，敝帚自珍理应藏拙，然就时序脉络言，除存念原初感受，也志念与少华兄的一段网络机缘，故仍存其原貌，未予重新改写。在相当程度上，少华兄的诸篇论文，已经超越了本人的讨论范围。多年感受如能借此书而存留，亦是个人学思成长心境中，最值得回味之处。

翟本瑞

2005年5月

台湾南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