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专著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艰辛的。我在论文的后记中说，“时间总是如金钱一样匮乏”，那是我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

我2010年6月博士毕业。最忙碌的时候大概是2009年秋、冬，午饭后和室友在校园内散步一小会儿，我就回到宿舍写作。有时我会把几张方凳拼在一起，放上枕头，在上面小憩，凳子虽然窄，却也没有掉下来过。这倒不是按照武侠小说中的描写去练功，而是不愿到床上安逸地午休。偶尔在方凳上竟能睡个把钟头。午后的阳光透过阳台的大玻璃窗照射进来，温暖，安静，倒也不失为优良的写作环境。

那年临近春节前几天，我才通过拥挤的交通线辗转回到家中。我在客厅的饭桌上写论文，父亲在旁边看电视，电视的声音极小，我写作中有时停下来时，和父亲说会儿话。母亲怕父亲打扰我，要他关掉电视。我说不会打扰，不必关掉电视。而母亲仍觉得会打扰我，执意要父亲关掉电视。父母是最关心我的。母亲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读过书，却识很多字，计算也很厉害，她懂得知识和努力的重要。我读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母亲和父亲非常支持，也常常以此为傲。大概他们也知道博士论文写作在我求学过程中的关键性，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支持我，虽然他们对此全然不懂，也没有看过我的博士论文。

我想，鲜有研究者认为做学问是“寻欢作乐”,“苦中作乐”已是一种境界吧。这个社会早就摒弃了自谦风格，自吹自擂虽不见得是受欢迎、左右逢源的法宝，但是既然费劲地写了博士论文，又花了点工夫做了些修改，在即将出版的序言中，也不必认为一无是处吧。更何况，出于谋生的需要，我应该为继续坚持“苦中作乐”寻找理由。在此，我将指出“乐”之所在。

“乐”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细致梳理了白蛇传改写的作品，从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尽管有时存在冗长、重复的现象，但是问题基本能够说清楚、讲透彻。论文涉及了众多的白蛇传改写作品，从目录和附录的作品即可看出，为此我曾下了许多工夫。以往研究白蛇传的论文涉及现代白蛇传作品的相对较少，大陆的研究者对于台港地区的白蛇传改写不是很熟悉，而台港地区的研究者对于大陆的白蛇传改写了解也有限。再加上我对史料研究比较感兴趣，我把现代以来大陆、台港和海外的白蛇传改写作品尽可能搜罗起来——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我跟随曹惠民教授治学，他是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尽管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研究方向，但是当初跟随曹先生治学，还是阅读过一些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和著作的。因此在研究对象的涉及面上，我的论文大概是有些学术价值吧。出于比较的需要，我的论文对古代的白蛇传作品进行了梳理，使读者对现代以前的作品有大致的了解。

“乐”之二是我对相关的作品和此前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阅读与思考，有发现，有感触，有认识。写作中虽不能信马由缰，不能做到酣畅淋漓，然而也尽可能把自己的见解写充分，有和读者交流的期待，古人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代以来，白蛇传的改写作品众多，大陆和台港地区、海外作家都有相关作品，整体看，主题多样，风格各异，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自然也很不相同。其中有些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有些则显得幼稚、拙劣。比如在小说《青蛇传》中，南极仙翁和洪翁下围棋，洪翁却口吐“将军”二字。又如，在小说《青蛇新传》中，青蛇“有恩必报”的“义举”是为许仙一千年后的后代许言午“留根”，延续香火。在人、妖毫无爱情可言的情况下，作者强做月老，生硬地让青蛇表现出舍我其谁、勇于担当的精神——青蛇提出为许言午“生个大胖小子”，并视之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再如赵雪君的剧本《祭塔》，把乱伦的悲剧写成了闹剧，人物形象塑造失败，如许仙几乎修成了绝世高手。类似的例子很多，即便流传数百年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也有情节上的硬伤。众多作品的阅读和论文的写作很苦闷，然而有些作品因过于糟糕而着实令人解颐，至今回味，仍会有些忍俊不禁。我绝无恶意嘲讽作品，相反小说《青蛇新传》的作者沈士钧，对文学的虔诚、执着精神令我非常钦佩。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学创作仅有热情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待白蛇传这一著名的民间传说，改写者在构思和创作中应该持慎重的态度，并努力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

不仅是作品的改写，就是有些评论也谬以千里。如有论者在考察20世纪40年代的话剧时指出：“还有的剧作借助神话反封建。如吴祖光根据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创作的同名话剧（1944），陈白尘、卫聚贤根据民间故事《白蛇传》创作的《雷峰塔》（1945），分别以王母娘娘和法海作为封建专制的代表，他们阻碍和破坏牛郎和织女、许仙与白蛇追求幸福自由的生活。”该论者大概是既未观赏舞台演出又未认真阅读剧本，而是凭以往的知识先入为主地对剧目做出想当然的判断。《牛郎织女》和《雷峰塔》的作者对以往的剧本进行了大幅度改编，情节、主题与经典的牛郎织女传说和白蛇传说迥异。在《牛郎织女》中，王母娘娘并非封建专制的代表，她善良热诚、善解人意，主动成全牛郎和织女的婚事，衷心地为他们祝福；最后因牛郎想念下界而离开天庭，因此夫妻分别；该剧主题是抒发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苦闷，并非是立意反封建专制的。话剧《雷峰塔》中的白素贞和许仙相互欺骗，他们都贪财好色、阴险狡诈、自私冷漠，并没有真正的爱情；而法海作为正义的僧人，并未拆散他们的婚姻。

“乐”之三是自省。2015年夏，我对博士论文进行审视，增补了一些新发现的白蛇传改写作品。在查阅2010年后发表的白蛇传论文时，发现又有不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这大概也是白蛇传的“妖气”依然弥漫吧。而这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具体研究对象，并未超出我2010年博士论文的关注视野，然而鲜见提及我的研究。这里面包含着为了求新而刻意回避的因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着眼睛做学问。有个博士明确对我说，他在写博士论文时读过我的论文，“本来在参考文献中注明了的，但是答辩时老师们说，最好把那些参考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回避掉，所以后来交到学校图书馆的论文就把参考的硕士博士论文都删掉了”。然而他对我的名字和论文一直有印象，所以后来 QQ 群偶遇，他向我提及此事。有篇201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在研究现状中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白蛇传’的神话重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至今尚未有人撰文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的确令人遗憾——这种盲目的回避。在修订博士论文时，我翻看了新出现的白蛇传研究论文，因其并无资料的增加和新观点的提出，或对此前的研究而刻意回避，故而并未将2010年之后以白蛇传为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列入参考文献。

白蛇传有“妖气”，研究白蛇传的学术也有“妖气”。也许在这个时代其他的学术研究也多是如此？

批评如果仅仅指向别人，而不能反躬自省，那么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2009年6月的时候，我旁听上一届博士的答辩，翻阅博士论文，专著类参考文献竟达到百余种，当然感到惊讶和由衷钦佩。有个参加答辩的博士却告诉我，专著类参考文献一般都要求列一百种以上，否则会被轻视。一年后，我提交博士论文时，也懂得水涨船高，应该与时俱进，罗列的专著类参考文献近140种。

尽管我费了些心机增加了专著类参考文献，然而一篇盲评意见却认为我参考文献不全面，指出我忽略了陶玮选编的《名家谈白蛇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我的导师曹惠民教授就此说，看来这个评审专家对白蛇传很了解。我说并非如此，他对白蛇传恰恰不了解，因为《名家谈白蛇传》这本书我看过，所选的都是已发表的论文，我都已列入参考文献之中了，而这个评审专家以为是本新书。

有一次，有个博士曾当众坦白说，他列举的近一百种专著类参考文献，只是用来唬人的，真正看过的不到一半。他坦白的话使我赧颜。当初我何尝不是出于唬人的？大部分书只是看了书名、内容提要和目录就列入了。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为什么列了某一专著，然而他说可以不必回答这一问题。那一专著的目录我浏览过，虽已记不清，但是可以“顾名思义”，以书名推测其内容，于是简单、“顺利”回答了提问——回答时并不具有什么难度，也不至于到“搪塞”的程度。在修订博士论文时，我认真看了参考文献，剔除了那些我并未看过或虽然浏览过但并未参考的专著。保留下来的专著类参考文献，不及原来的一半。至于报刊上的论文类参考文献，都是原来阅读过的，有些虽然学术价值不大，但是并不删除，以便给其他研究者提供参照。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我没有博览群书。做诚实的浅薄之人，比扮演“伪士”更能令自己心安。

苏州是个美丽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小桥流水雨巷，城墙牌坊会馆，古树古井寺观，名人的故居，古典的园林，商业气息和传统文化混合的山塘街、平江历史街区，听不懂却颇令人感兴趣的评弹，木渎、同里、千灯等周边古镇，现代的音乐喷泉，五光十色的城市灯火……一切在记忆中是那么美好。雾霾之下，安有乐土？后来几次回苏州，竟也遇到雾霾，美好的记忆中增添的遗憾与无奈，即便是友人的热情与酒也不能将其驱散。我在苏州大学读硕士、博士6年，对保留历史遗迹的本部校园、对开辟新天地的独墅湖校区的新颖建筑，都很熟稔。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曹惠民先生性格温和，对学术却很严谨，他对我的生活和工作很关心，对我的学业也有很高要求。可是我曾浪费了不少时间在公务员考试上，这使得我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显得比较匆忙和焦虑，未能达到导师的要求和自己的期待。我的爱人程桂婷与我在苏州大学共度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时光，后来她去南京大学读博士，常奔波于沪宁线来苏州看我。博士论文的初稿有些粗糙，盲审前程桂婷花了些时间认真阅读并帮助修改，此外室友江瀚博士等人也进行了阅读与指正。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方汉文、王尧、丁晓原、刘祥安、刘锋杰、季进、汪卫东等教授，或在求学时给了我学术上的指导与关心，或参加了我博士论文的开题、预答辩、答辩，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本书中林怀民的云门舞剧《白蛇传》一节，关于舞剧分析的一段文字是东华理工大学工作的同事闻慧莲副教授的灼见，在此表示感谢。

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几篇还发表在CSSCI源刊或核心期刊。投过稿的人都知道这年头在 CSSCI、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艰难与苦恼，偶有文章在上面发表当然会令人高兴，这大概也是另一种“苦中作乐”吧。因此，对那些给予过我学术提携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那些编辑于我并无任何索取，当然也不会在意我是否会提及他们的名字——索性就免去吧。只是我对此种“乐”越来越感到淡泊寡味，“苦”倒是一直存在。临近春节，还是少谈些颓丧的话吧，毕竟“夜正长，路也正长”。也许某天“苦”到尽头了，我可以换一种生存的方式，比如去写小说——我一直想象那是另一种乐。

2015年夏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却一直拖延到现在才出版。这其中自然有我忙碌其他事情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不着急出版，因为书稿中不得不出现的“文革”字样是2016年的禁忌。这种特指时代的词语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替换。编辑替换一处为“时政”，可是其他的部分替换起来又不合适了。索性就拖延了一年——正好2016年我也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我辈等小喽啰好像一直要忙。2016年底的时候，编辑催我校对，以便在2017年尽早出版。于是我也有些焦急，只是赶上学期末，琐事一堆，仍旧拖延。好在现在校稿完毕，付梓指日可待。

和我一样或者说比我更期待这本书问世的，是女儿李鲁西。她快5岁了，聪颖、活泼、可爱、幽默。她会拿着程桂婷的专著《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翻到后记结尾部分，找到她的名字，兴奋地说：“这是我的名字。这是妈妈送给我的书。”她甚至想抱着那本书睡觉，就如同别的小孩子抱着布偶睡觉。有时候我比较忙碌——虽然我自己也觉得忙得没劲，但是还要去忙——她会怪我不陪她玩，不到3岁的时候她就会使用“无聊”这个词语。后来我发现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也有人常说“无聊”。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使她少些无聊，多些快乐。在我校稿的时候，她会问我：“书出来了吗？”“是送给我的吗？”“我的名字在哪里？”这本书当然是送给李鲁西的。我希望她是幸福快乐的，这是“苦中作乐”的最大之乐吧。

201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