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决定盛衰的历史关头。一个学术领域也不例外。美国的中国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下，就曾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关头，福特基金会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几乎是一手将美国的中国学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并在60年代使这个学术领域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十年大飞跃时期。到70年代初中美对话的大门重新打开时，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并没有在美国的中国学领域造成人才短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人才济济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学在当时美国的非西方研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举足轻重。当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在这个政治上过于敏感、经济上又暂无利益可言的学术领域里退避三舍时，福特基金会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我希望读者在看完本书后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也想将此书献给那些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位上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见解，当然也是人类的长远利益，而敢于逆水行舟和勇往直前的人们。

我对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时完成的。这所坐落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的美国名校曾经有过像弗里德利克·杰克逊·特纳、约翰·R.康芒斯、默尔·柯蒂、威廉·A.威廉姆斯和J.威拉德·赫斯特等一代史学名家，是美国几大史学流派的发源地。在历史系所在的人文大楼旁的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图书馆里，白色大理石的雄浑建筑和它丰富的图书资料及档案文件令人叹为观止。学习和研究之余，人们可以信步登上古木参天和绿草如茵的大学山，到林肯铜像旁遥望州议会大楼的穹型尖顶，或者到近在咫尺的曼多塔湖滨，在众多学子聚集的露天平台餐座上一览蓝天碧水和蜿蜒的沙滩，德国啤酒和烤香肠的气味顿时扑面而来。当然，到了冬天你看到的将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在冰湖之上凿洞垂钓的人，不禁会使你想起“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句。这是一个能让人潜心做学问的地方。因此我要对那些有志赴美研究美国历史的中国青年学子说：哈佛并不是惟一的圣地，麦迪逊也是你可以选择的麦加。

我就是在这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前沿重镇得到了许许多多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导师斯坦利·I.柯特勒教授（Stanley I.Kutler）是美国宪法史和战后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是《美国历史书评》杂志的创刊主编，在主持刊物20年之后的1997年才卸去了这一职务。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敢于为真理搏斗的勇者。前总统尼克松的部分录音磁带就是因为他坚持知情权并诉诸公堂才被迫解密的。在我和他相识相处的近20年时间里，他不仅视我为他的学生，而且待我如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他夫人因感伤岁月流逝而不想举行50岁生日晚会时，柯特勒教授却偷偷安排，要我和他的至交好友们一起参加了那个使他夫人出奇不意并破涕为笑的晚会。我知道他对我寄予厚望是因为他热爱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和传统的国家。他的夫人在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时常常半开玩笑地称我为“tae prince from China”。没有柯特勒教授的言传身教和各方面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在美国完成我的学业的，也不可能写出这本有关福特基金会和美国的中国学的专著。我现在希望的是在自己学术生涯剩下的岁月里做一点扎扎实实的研究和著述，使我远在威斯康星已经退休的恩师能够笑着对别人说：“He did his job”（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和完成本书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其中主要还有以世界体系论来阐释冷战的著名美国外交史专家托马斯·J.麦考密克教授（Thomas J.McCormick），以研究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著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里斯·迈兹勒教授（Maurice Meisner），以对美、德铁路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而著称的企业和技术史学家科琳·邓莱威教授（Colleen Dunlavy），以研究社会史和城市史而著称的斯坦利·舒尔茨教授（Stanley Schultz），以研究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而著称的黛安娜·林思特罗姆教授（Diane Lindstrom），以研究美国经济治理而著称的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教授（J.Rogers Hollingsworth），以研究美国内战而著称的理查德·苏维尔教授（Richard Sewell），以研究殖民地时代清教思想而著称的查尔斯·柯亨教授（Chuck Cohen），以研究美国革命而著称的琼·李教授（Jean Lee），以研究“金三角”和东南亚史而著称的艾尔弗雷德·麦考伊教授（Alfred McCoy），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而著称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等等。他们的学识使我在学术探讨上受益无穷。他们的热忱使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八年时光变得如此令人怀念，以致麦迪逊在我心目中自然而然就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除了这些威斯康星人以外，我在研究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时还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工作人员、前基金会官员、中国学学者专家和有关的档案工作人员的帮助。前福特基金会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主任约翰·B.霍华德（John B.Howard），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前驻缅甸大使约翰·斯科特·爱维尔顿（John Scott Everton），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官员之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Doak Barnett），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顾问人员之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霍华德·波曼（Howard Boorman，中文名：包华德），前哥伦比亚大学忧患亚洲学学者委员会负责人、著名中国学学者莫斯·罗伯茨教授（Moss Roberts），前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唐·K.普赖斯（Don K.Price）的儿子唐·C.普赖斯教授（Don C.Price）等都曾详细复函解答本人提出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已故的鲍大可先生生前还在华盛顿接受了本人的采访，对我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多有肯定。前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弗兰西斯·X.赛顿（Francis X.Sutton）与我在纽约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使我对基金会董事会的运作有了清楚的了解。由于本书基本上是以原始档案文件为基础的，福特基金会档案馆的资深档案专家艾伦·迪瓦克（Alan Divack）为我在该馆从事研究提供的不仅是机会，而且是一个钟爱档案事业的内行的毫无保留的指导。否则，我在一箱箱的文件和大量的缩微胶卷上不知要多花多少工夫。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纽约最喜欢去哪里，我会说不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也不是已夷为平地的世界贸易中心，而是福特基金会摩天大楼地下室里的档案馆。此话并非戏言。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哈佛大学档案馆、阿默斯特学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中国的恩师刘绪贻教授把我带进了美国史的学术殿堂，感谢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催促我完成中文书稿，感谢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中华美国学丛书》出版资助。

对于一个有幸得到如此之多帮助的人来说，感谢就是永不忘却。

韩铁

2003年6月4日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