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把《海南岛及周围语言比较研究》书稿交我，嘱我写序。她知道我很关注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也很注意海南岛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事情。

2001年4月23日，我以《方言》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邀请在京的汉语方言学界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座谈会”，讨论如何把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紧密结合，互相靠拢、互相借鉴、互相启发、互相结合。《方言》杂志2001年第3期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纪要。同期杂志还刊发了关于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体貌问题一次研讨会的详细报道。

2006年2月，我执笔为刘新中教授大作《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作序。我曾说过：“对于语言学工作者来说，海南更是一块难得的宝地。根据刘新中博士的调查，海南岛上有黎语、苗语、村话、临高话、那月话、回辉话、儋州话、军话、闽语、客家话、迈话、付马话、疍家话等十几种语言和方言。在一个地域面积不大，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地方，其语言之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程度，大概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容易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么丰富的语言资源，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调查和开发，以至于有好几种语言和方言由于缺乏足够的调查材料，连它们的系属现在还没有研究明白。”

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我虽然很关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互相结合，但却无法去做更多实际的工作，只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点想法而已。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海南岛语言或方言的实地调查研究，只是利用已经发表的语言事实，写过几篇文章，讨论过一些问题而已。我经常感叹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上面说到的两个方面，惠英都做得比我好。

惠英的方言研究，从《吴语札记》开始，就注意从吴语方言的比较中探讨一些口语词的来历。1990年，她又主要从粤语和吴语的比较中，写了《广州方言词考释》。写作过程中，她求教于几位师长，当时粤语研究做得很好的白宛如先生批评她：你好好研究吴语方言就是，干嘛要涉及粤语广州话呢？李荣先生也板着脸说：“你还要不要吃方言这碗饭？”他们都是好意，怕惠英对不熟悉的方言理解有误。经李荣先生仔细审稿后，《广州方言词考释》终于在1990年《方言》杂志上连载两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惠英又把北方话常见的词头“圪”，和南方话常见的词头“阿”，和哈尼语、阿昌语、傈僳语、普米语、木雅语的词头a（a/ɐ/ε）相比较，还比较了苗语词头qa，指出那个词头有a的声音变体，写了《词头“圪、阿”探源》，明确汉语词头“圪、阿”和苗语词头 qa/a 来源一致，都是量词兼指示词的“个”（1995年首届官话会议论文）。可见她的研究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语言方言比较意识，而且是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因健康原因来到今海南师范大学（原名海南师范学院），一下被海南很特色的地名人名所吸引，利用去香港几所大学长期访问查找图书资料的方便，写了《语言和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一书，从“巴蜀”到暹罗、老挝，到越南、日本，这一大圈的地名族名都有所涉及。同时还写了《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后来又对北方的“胡同”“圐圙”“蒙兀”“敖包”等做了她的考证。可以说，在她研究时，中国南方北方及周围地域，她都予以关注。

惠英的比较研究，多为词汇、特别是虚词类来历的考释。她2001年出版的《汉语方言代词研究》，就把南方北方的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的来历，作了较为广泛的比较研究。例如她把北方话的疑问词“什么”、“甚”（来自“什物”），广州话客家话的“乜野”（咩嘢）、“脉介”（均来自“物个”），都从音韵出发、参酌文献、比较分析。我们再看海南闽语的“乜、个乜”，也来自“物、个物”，都是从名词转化而来。临高话的“ki³、ki³kai³/ki³ka³”，是直白的“几、几个”。显然它们的来历都是相通的。

值得指出的是，今北京土话连词han⁵³（用作“和”），在海南临高话中，“喊”hem^1/2不止用作连词介词“连，和、给、替、为、向、同、对”等，还可直接用作动词，反映了这个词的古老本色。而且，这个带-m尾的词，在周围的长流土话、黎语中都有反映，来源相同。请看这篇《临高话动词介词连词“喊”hem^1/2——赞叹临高话的古老》的小标题：

一 动词用法hem²：跟、跟随

二 介词：跟、跟随

三 介词：给、替、为

四 介词：向、对、问

五 介词：同（引进比较的事物；引进动作的对象）

六 介词：对待

七 介词：连（连……也/都）表示强调，甚而至于的意思

八 连词：和

九 和长流土话、黎语的比较

又如，黎语“屎、屎棰（屁股）拉屎、臭、闻（嗅）”这类词，都以ha:i¹¹、ha:i⁵³为核心，原来，这个ha:i¹¹、ha:i⁵³的音，就是许夷切的“屎”。屎，《说文》未载。《广韵》上声旨韵式视切：“屎，俗。本许夷切。”又平声脂韵喜夷切（写作三种字形：䐅、 、屎）:“䐅，臀之别名。”“ ，呻吟声。”“屎，上同。”今汉语方言不知何处还存“许夷切/喜夷切”的音，连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44页也未载此音。让我们惊奇的是，黎语 ha:i⁵³、ha:i¹¹，壮语多数方言的 hai⁴、傣语的 xi⁵、海南东方村语的ha:（i）³就来自许夷切/喜夷切的音。

这些少数民族遗存的古老语言，不只印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还为我们认识语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例如名词和量词同源，量词来源于名词的典型表现，在黎语、壮语中让我们看得特别清晰。《从海南岛黎语量词“老、爸、郞”说起》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黎语量词“老、爸、郞”和壮侗语族的量词“翁、父、母、奶”，显然都是从尊老敬老的称谓名词的发展演变而来。

海南的语言方言的环境，给惠英的语言研究提供了足够丰饶的土壤。除此之外，惠英也具备了必要的学术积累。这种积累包括：一是对她母语崇明方言的深入了解；二是对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以及今方言和古文献的比较；三是音韵训诂的素养、本字来历的考究功夫。当然，她的不足是没有系统调查过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这其实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汉语方言工作者的一个遗憾。不过，几年前她有机会对海南长流土话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调查，也许摸索到了调查土话的一些经验。毕竟都是语言调查，道理和方法都是相通的。

说说上面的一些话，就知道惠英把一些作品结集成《海南岛及周围语言的比较研究》一书出版，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这本语言间比较研究的文集，既让我们看到了悠久的汉语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兄弟民族和周围地区人民之间千百年来深入的交流和共建的文明。也可以看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结合，是语言研究一个正确方向。在这个方面我们显然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很期望后来的年轻学者能够做出更多的努力。

惠英年纪大了，好用手机拍摄花草禽鸟，聊以自乐。一次在游轮上拍摄飞鸟时自题：“全神贯注，捕捉点滴”。这正是做学问时的态度，我们共勉，也与朋友和读者共勉。

张振兴

201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