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伴随现代性危机以及“起火的世界”（蔡美儿），传播研究也出现转机，冷战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的“主流研究”俨然江河日下，渐入困境，而“批判研究”即源于马克思道统、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解放、超越异化现实的学术思潮，则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召唤着一批青年学人倾心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志业，本书作者及其著述就是一例。

这部“文化与传播”新著，属于沙垚博士以其学位论文为核心完成的十年磨一剑的研究。关于这项研究及其成果，我在两年前的导师评语中写道：

论文以乡村传播这一学术前沿为方向，以中国农村文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文化建设为主线，以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性为问题导向，基于比较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一手文献资料，对关中皮影活动及其传播路径作了深入细致的学术考察与理论研究，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思想观点。论文选题既紧扣学术前沿，又契合社会生活实际，研究工作扎实严谨，无论是田野，还是文献，都力求细致入微，竭泽而渔，故而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对历史的把握与问题的分析实事求是，往往切中要害。论文结构得当，条理明晰，语言顺畅，叙事生动，在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上达到较高水平，体现了良好的学风与文风，显示了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套四平八稳的评语，难以看出十年磨一剑的心血，而从如下数据中，或可略见一斑：田野工作400多天；一手档案3000多页；访谈500多次；音视频材料300多小时。

其中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字里行间的学术追求。近年来，对传播研究的批评不绝于耳，三种说法尤为深刻：一曰“不痛不痒”，二曰“装神弄鬼”，三曰“罗马在燃烧”（兀自躲进小楼自娱自乐）。一言以蔽之，远离社会政治，沉湎学院游戏，而且，言必称希腊，死不说中国（即使说也往往好似海客谈瀛洲）。

沙垚以及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传播学人，日渐意识到这一学术进路即便不是绝路，也是狭路，从而自觉地探索中国学术的“人间正道”及其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他们的探索容或粗疏，研究纵然稚嫩，但不掩一派元气淋漓，生气洋溢，也契合着甘惜分的向往——“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

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留学归国时，写下一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日前法学界召开此书“初版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有学者将其成就概括为四种意识：问题意识、反思意识、实证意识和使命意识。沙垚等也体现了类似的自觉意识，借用苏力的话说：

书中所有主题都是基于我在中国生活的经验而发生的表达冲动，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一种问题意识。无论是法治与变法、秋菊的困惑、市场经济与法治、法律规避、司法专业化、抗辩制改革，所有这些问题都来自当时中国的现实，而不是来自书本。我的分析和回答，尽管借助一些理论视角和学术资源，但一直力求贴近中国社会，贴近中国社会的普通大众。我不关心某些学者或学派的理论怎样回答某个问题，而是看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在知情的条件下会怎样看这个问题。这违背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先看外国法条或法理，然后反省中国、找出差距、努力达标的写作方法。概括地说，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贴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写，或者如同当年沈从文先生说的，贴着人物写。（《文汇学人》2017年1月16日）

了解中国现代学术进程，不难看出这一路径说到底正是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一代先驱踏出的足迹。在《开风气，育人才》一文中，费孝通谈到吴文藻毕生致力的“社会学中国化”目标，同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追求一脉相通：“‘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

费孝通谈到的一个问题，同样值得传播研究关注和反思。将近一百年前，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对于这两种学术倾向与方法，吴文藻都表示怀疑，因为，“它们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的怪胎’”，它们“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而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一代学者，一生的志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旧话相应：费孝通人物随笔》）

对沙垚来说，走向这样一条学术进路，尤其难能可贵，也格外耐人寻味。因为，他属于从校园到校园，从书本到书本的一代，又身处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代潮流。他于2005年入学，2015年毕业，在清华号称“三清团”，即本硕博均出身清华。2017年是清华新闻学院建院15周年，他求学时适逢其黄金时代，范敬宜院长带领师生成就的中国新闻教育一段华彩篇章。李强的大二习作《乡村八记》、曾维康的硕士论文《农民中国》向称典范，沙垚所在本科班级也涌现一干才俊，“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服务祖国，服务人民”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特质——真是俊采星驰，一时风云际会。

我记得一幕迄今栩栩如生。当年，所有新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必修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程由范敬宜亲力亲为，在一片近乎废墟之上重新竖起马克思的大纛，将马克思主义课程与学科大举推进，并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以及丰富多样的形式，使之成为最受青睐的“重头戏”，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上留下深刻烙印。

沙垚入学之初，自然也修了这门课。不久，网络学堂爆发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主题是张爱玲。交锋双方一是沙垚，另一是庄庆鸿，前者力挺张爱玲，操持一套“流行文化流行语”，后者拒斥张爱玲，同范敬宜看法相似：不出旧中国上海滩多愁善感的小女生境界。初次看到俩人名字，我想当然以为沙垚是女生，庄庆鸿是男生，而事实刚好相反。后来，我在沙垚新婚典礼上感叹道：这些年来，看着他一步步从对月伤心、见花落泪的文学青年，成长为脚踏实地、心系苍生的传播学者，虽然手头枕边仍有红楼相伴入梦，花前月下常与朋友煮茶品茗，却一路风尘仆仆，日入日深做着泥巴汗水的朴素学问。

沙垚的变化既为范敬宜新闻教育模式提供了又一范例，也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心路历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BBC 记者，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提到作家总是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四种动机：自我主义、审美热情、历史的冲动、政治的目的。回顾自己，他意识到：“那些没有政治目的的书，也是我写得最没有生机的书，总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修饰性的词语和骗人的鬼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可见去政治化均属“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政治无非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也是学术研究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此后的故事就不多说了，除了“十年清华，九年皮影”，沙垚还曾获得时任校长陈吉宁特批的十万元“校长基金”，用于此项研究，毕业时以“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获奖者，代表研究生在全校毕业典礼上发言。依据当时有关材料：

他在清华十年间，有九年常常往返于田野与书斋。在一个比较功利和浮躁的时代，他能够沉下心，用民族志方法，从事田野调查，在陕北黄土地里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达400天之久。

其间，他还取得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2009年获得北京市“挑战杯”特等奖，2013年获得国家奖学金。

迄今为止，他出版了两本专著：《土门日记：华县皮影田野调查手记》成为向清华百年校庆献礼的5部学生原创作品之一；《新农村：一部历史》一书，2013年《文汇报》用一整版予以报道……

当然，沙垚的学术之路才刚刚起步，本书也只是一个新起点，前路还崎岖漫长，仍需勉力攀登。

李彬

2017年春节于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