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出版《潇湘斋诗词选》时，我曾经在“自序”中提及自己“已经下决心六十五岁以后不再写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而转攻文史方面的课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并没有说到做到。几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改就能完全改过来的，形势有时迫使你无法置身事外，难以真的与经济学说再见。如果说，去年写“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经济工作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还带点“史”的性质；那么，这本《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就直接站到了经济学的前沿阵地。

迫使我“重操旧业”的因素有二：一是国内，自制定“十二五”规划以来，经济下台阶的主张（经济增长速度安排下滑30%以上）成为政界、学界之主流，另有某些被西方洗了脑的知识分子精英甚至预言我国经济会崩溃，这使我忧心忡忡；二是国外，唱衰中国的言论更是此起彼伏，最典型者，被称作“21世纪的诺查丹玛斯”的美国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2011年1月他在美国出版了《未来十年》（The Next Decade），书中对美国的未来信心十足，却认为中国会走向崩溃，这又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集中精力研究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写出一本中国版的《未来十年》。我与李光荣博士共同主持一个课题组进行前期研究，到2011年12月中旬写出初稿，刊载于《华安保险》月刊2011年第12期，以此向北京特华博士后工作站的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接着由我在2012年1月7日举行的《特华金融论坛》上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书中的主要观点供讨论。正如所料，不少人对我提出的未来十年经济年均增长9%持怀疑态度。李光荣博士比较谨慎，向我表示他要再花一些时间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问题，同时考虑到未来十年已经快过去一年半了，时间不等人，所以他建议先以我一个人的名义出书，我尊重他的意见。恰在此时，我见到了观察者网站以“弗里德曼：我对中国的评价不是崛起，是崩溃”为题转载韩国《朝鲜日报》关于乔治·弗里德曼接受采访的报道（http://www.guancha.cn/html/），弗里德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断言：“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collapse），而不是崛起（rise）”;“如果失业问题严重，中国就撑不下去。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一旦失去工作，就会让社会陷入动荡。为了满足他们，中国向6000万人征税进行分配。用征收的税金可以维持军队的忠诚，但中国的这种解决方法只能压迫国民”；在回答“十年以后的中国将会如何”竟然只是反问“为了解决矛盾，是学毛泽东败坏国家？还是重新采取20世纪中期的地区主义和不稳定的模式？”言下之意中国未来没有办法，未来十年内将陷入“危机”。弗里德曼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攻击更加坚定了我抓紧出版此书的决心，我不能眼睁睁地任由这类人——美国媒体将乔治·弗里德曼称为“Shadow CIA”（影子中央情报局）——唱衰中国和不断地为某些中国人洗脑。于是我利用春节前后约二十天时间，对初稿进行调整、补充、修正，篇幅扩大了一倍，并新取了一个书名来代替《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这个经院气颇浓的名字。

书稿写成后，我将它搁置了两个多月，主要是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再看看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再说。“听人劝，吃饱饭”，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再观察观察、静下心来仔细推敲推敲。我冷静过了，也观察过了，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速的被压——期间我见到了2012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GDP比2010年增长9.2%;2012年4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1%，连续五个季度增速回落——但这些并不证明下台阶论者是对的，我亦无须修正自己的观点。2011年以来，宏观管理当局不仅利用财政政策货币和政策双紧缩的经济手段，还利用限购限价限贷限投资等严厉的行政手段，决心将经济增长速度压下去，而经济的实际增速不还是比政府“规划”的速度高吗？在剩下的八年半的时间里，政府难道还有比目前更严厉的打压措施出台吗？不可能！目前的打压政策是政治周期的一种表现，然而政治周期既然是周期就定有结束的时候。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对待国民经济，从打压转向促进就是一种必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是2011—2020年这十年中速度最慢的年份之一。因此，我的观点未变，结论未变，那就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了。我依然对未来十年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速充满信心。

若问我：为何对中国经济发展如此有信心？我记得王荆公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不为、不畏中外唱衰论、悲观论之种种“浮云”“遮望眼”，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也是“只缘身在最高层”。不过，我的这个“最高层”不是官本位意义上的，而是我所持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层次，即站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全局的高度，从政治上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经济问题；站在我国国家安全、民族振兴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看待未来经济发展问题；以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处理复杂问题、克服巨大困难、完成艰巨任务的能力，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创造人间奇迹的能力，从这样的“最高层”综合分析需要和可能作出的经济增速预测，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我还有信心至少活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后，届时定能看到本书主要观点与结论为实践所证实。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要感谢李光荣博士、陈昌盛博士、郭宏宇博士、王亚玲博士、李世朗博士、李华罡博士、张菀洺博士对课题研究的参与，特别是李光荣博士，与我共同牵头组织了本课题的前期研究，对本书主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的形成，贡献良多。至于书中存在的问题和谬误，责任自然完全在我，真诚期待对本书的批评意见。

二○一二年五月一日

于北京望京新城潇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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