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路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持续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挑战的历史。中国在民族建制到国家建制的过程中虽步履艰难，但时至今日，已大致完成了从被迫面对世界、被动接受挑战到主动进入国际社会并试图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历程。其间，五四以来的老话题“器物、制度、文化”三者，依然通过不同的话语呈现方式不断地进入学术界的论域之中。文化的自我成长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文化迁移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历程。然而宏大原则总是人人皆知的，宏大叙事也是人们所熟悉的，但问题是需要从不同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多一份耐心，而非只是从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一味地喊口号。通过个案的深入思考，在新的语境和论证框架中详尽地讨论各个领域的问题，兴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见出背后的问题所在。

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对个体的独善作用自远古延续至今，此点中外皆同。文学不同于思想的陈述，是每一个文化区域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利用自身文化传统和语言特质所进行的独特的艺术编码，它形成某一民族在不同阶段中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样式，它源自作者外部的世界的影响和其内心的世界的冲动。然而这种编码形式和进入读者解码的过程却离不开一个时期文化产品的生产体制，其中也包括技术形式，离不开每一个时期的文本环境，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所“不经意”而形成的审美接受方式。因此，文学研究，除了对作者和时代以及同时期文学思潮、文类、审美，以及对文本的构成性因素进行考量之外，还必须对该文本的全过程进行不同角度的考察，如文学艺术的相关政策、文本流传方式、文学奖项、文学期刊、文学团体、翻译选择、媒体作用、文学改编以及出版编辑、读者接受和作家沙龙，等等。而这些文学整体过程的各个相关层面却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一些理论的盲点。我们过多地集中在现存的文本之中，过多地利用现存的，尤其是舶来的文学批评范畴、术语和观念群，把留存至今的文本当作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而不过问用来观照这些研究文本的观念系统是否合法、这些范畴和术语是否存在着汉语化后具体指涉的错位、这些文本何以留存，而一些文本又何以被湮没，等等。固有的范式并没有遭遇理所当然的“范式的迁移”（paradigm shift）。

卫华君的论著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它是以中国三种影响较大、较广的翻译文学期刊为对象，即《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为代表，对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所做的一项专门研究。论著以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为经线，借此涵盖文学影响与接受的两端，以及翻译、传播等中介系统；以这个过程中外国文学文本与本土的文学、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系为纬线，在多重辩证互动的历史“情境”中，对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进行的某种全方位观照，并通过这一轨迹，探索异域文化对中国新时期的影响以及与本土文化的互动方式。

众所周知，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文学完成的。对大部分中国作家而言，世界文学语境实际上是根据中国文学文化的需要所做的选择、取舍和剪裁。翻译文学期刊以其“周期的快与相对的持续性、思想的新与阵容的相对集中性，以及信息的多并能容纳一定的学术深度”，成为本土读者了解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中国作家和学者获得对文学自身了解的本土社会条件之一。换言之，翻译文学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本土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景观，也积极地参与了本土文学与文化现代性的建构，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因此，该论著不是通过泛论，而是通过对上述代表性期刊的具体考察来看到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现代性问题，在方法论和研究角度上均可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是以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也是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编辑及传播过程）为线索进行的。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误读与挪用，以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对翻译活动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论著正文的第一章以“实践与理论：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活动”为题展开。其中，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活动成为首先要考察的问题。从创刊（或复刊）伊始，《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西方现当代文学作为译介的主要对象，并且在这种“翻译现代性”中采取了内容上“归化”，形式上“异化”的策略，这种策略的采用，并不是刊物主旨的偶然，也不仅是翻译文学期刊的主动选择，而是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使然。翻译文学期刊译者的身份可区分为诗学身份与政治身份，这需要在“学者—作者”、“读者—作者”的双重甚至多重关系，乃至“是”与“不是”的张力结构中进行考察。其次，该部分考察了翻译文学期刊的非文学翻译实践，即翻译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翻译竞赛、翻译文学评奖等活动，还有翻译文学期刊所开辟的为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提供交流与探讨的有关翻译的栏目，以及翻译文学期刊所主办、协办的各种交流会、研讨会等，因为这些作为“副业”的活动从不同的层面与方面加强和推进着翻译文学期刊文学译介这个“主业”的发展。

作者紧接着在第二章着重考察中间环节，即外国文学经由翻译之后，必须经过编者的编辑加工才能形成翻译文学期刊文本。翻译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积累，对文化生产、传播和积累有着积极的调节、导向与建构作用，从选题、组稿到审稿，以及后期的排版与装帧设计，这些编辑活动决定了翻译文学期刊文本的具体形成，并影响着本土文学对异域文学的借鉴乃至新时期本土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这三家翻译文学期刊的栏目大体可分为四类：文学类、评论类、介绍和动态类、互动类。这些栏目共同体现了刊物的办刊方针与宗旨，并形成了刊物的风格与特色。翻译文学期刊的发行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文学文本对本土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影响范围与广度，而发行数量的变化也见证着整个文学生态的变迁。对翻译文学期刊消费群体的考察则大体表明这种现代性的影响是由哪些人、通过怎样的途径而达到的。

在第三章中作者借用了一些社会学的统计方法，以“翻译文学期刊与中国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景观”为题，进行相应的统计工作，以便看出翻译文学的选题及相关问题，与此同时避免了主观建构观点或推演概念以及泛泛而论的通病。因而第三章在整个论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前两章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后两章进行考察的前提条件。论著首先从国别以及纵向发展两个侧面对翻译文学景观进行了考察，期望从确实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以及隐藏在其中的翻译现代性的某些特点。翻译文学事实上规定着人们阅读的范围与阅读的方式，并营造了中国作家、中国读者视野中的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景观。翻译文学期刊可以说是这种事实上的世界文学景观中最为独特、最为优美的部分，也是蕴含最为丰富的部分。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又在民族文学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并同时具有两者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属于外国文学或者民族文学，而是一个自主的场域。这种自主、开放的翻译文学场域的获得也是本论著接下来讨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期刊与本土文学创作和本土文学研究互动影响的基础，一些问题放在自主场域的框架下探讨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第四章以“借鉴与创新：翻译文学期刊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为题，论述新时期外国文学借以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并由此给新时期作家带来了一种“影响的焦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中国作家在这种影响的焦虑下就无能为力，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以自身的自主性与独创性，通过自觉地、有选择地对外来文化艺术进行借鉴，开辟一条文学现代性的自主之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提供了中国新时期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栏目中的文章都涉及了哪些外国作家？又是哪些外国作家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呢？……对这些问题的统计大体可以看出新时期作家对外国文学接受的概貌，也可见出新时期文学现代性与翻译现代性之间互动关系的某些特征。例如1999年，《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就曾组织了一次读者调查活动，评选“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仅位于鲁迅先生的《阿 Q正传》之后，名列第二位，《百年孤独》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以《百年孤独》为个案，考察其在新时期中国的译介、传播与影响，可以反映出我们文学现代性在接纳西方影响时，某些极具启发意义与象征意义的细微之处。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研究，第五章可以说是第四章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与展开。由于翻译文学成为事实上的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景观，以及本土文学创作面临着它影响阴影的巨大焦虑，翻译文学向我们的文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空前的挑战，它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对此做出回应。而过去二三百年间中西方之间的复杂交往，不仅要求我们将文学创作，也要求我们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本身放到一个更大的全球格局下，在彼此文化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以见出其复杂的历史面貌。本章通过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等学科回应翻译文学影响的某种“学术行为”或“学科行为”的考察，检讨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

总之，通过对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的考察，该论著的学理和研究方式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对翻译文学期刊这样一种学界研究较少的对象的关注，学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以翻译文学期刊为视角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误读与接受等情况进行系统探讨的论文；其二，是对整个影响与接受过程的关注，而不是只研究输出与接受的两端，论文将翻译文学期刊置于一个动态的旅行过程中，关注其翻译、编辑、形成与影响的整个过程；其三，关注翻译文学期刊背后的文学生态，在思想史的框架下考察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期刊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并且通过考察认为，西方文学借以翻译文学对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并不能就此说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只是对西方刺激的回应，其自身完全具有自主发展的愿望与能力。

卫华君当年从中南民族大学毕业后，由华中师范大学的邹建军教授特别介绍前来四川大学报考我的博士生。我还记得他在面试中言语不多、颇为腼腆。卫华君本来的基础较好且勤勉，为人尤为低调，进校后也一直非常勤奋努力，尤其在外文上下了不少工夫。我一直要求学生，对学术要充满敬畏之心，小心求证的意义是毋庸讳言的。研习外国文学，语言能力和文学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两种最基本的能力，研究外国文学是不能仅仅依靠中文翻译进行的。此外，他除了系统研读，也比较注意自己思辨能力的提升，最后在确定选题后进行了比较艰苦的努力。我曾把教研室的钥匙借给他，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独自一人在里面整天翻检资料和写作，阅读那些翻译文学类的过刊。后来论文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毕业答辩时也受到外地专家和答辩教授的一致好评。毕业后他如愿成为了一名高校教师，在自己喜爱的专业中传授和著文。我后来得知他在工作之余，对自己的论文又进行了大量的材料更新和比较全面的改写，这种认真的态度是我一直所看重的。学术水平可高可低，但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万不能急功近利的。而对一名青年教师而言，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极不容易的。我相信，注重专业的过程是肯定有回报的。看到学生的不断成长，自己甚感欣慰。现在，卫华君的论文即将出版并嘱我作序，但因自己杂事过多，近几年来在美国也常有一些教学和讲座一类的事情，耽误得比较多。现只能在此序中稍作介绍而已。希望这部论著成为卫华君学术上一个新的起点。

是为序。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