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开始恢复与重建社会学。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同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座谈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恢复了名誉，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从此，费孝通教授根据中央的要求启动了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1981年，国家教委支持费孝通教授在南开大学创办了社会学专业班。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届本科学生，被国家教委招录为该班的学员。费孝通教授不仅亲自给我们授课，还邀请了国内老一辈社会学家雷洁琼、吴泽霖、袁方等教授，以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劳、林南、李哲夫教授，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来我们班开设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与一些分支社会学课程。

我在这个班上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社会学教育，从此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先是回南京大学任教，1985年在费孝通教授等支持下获得社会学硕士点，1987年在曲钦岳校长等支持下创建了社会学系，1994年我牵头申报并获得博士点。期间，我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传播学》、《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专著；同时主编了《中国社会学实用教材系列丛书》（中国社会出版社）、《社会工作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参与了南京大学与我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为了进一步了解世界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新进展，1991—1992年、1996年，我先后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那里，大部分时间我在图书馆看书，把能花的钱大多复印了西方社会学资料以及市场经济文选。并且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考察了加、美一些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市场状况；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的支持下，在加拿大劳工部访问了一段时间，了解政府处理劳资冲突的程序与方法。这些出国经历，培养了我对西方社会学与市场经济的研究兴趣。

1997年年初，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不久回江苏任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近十四年时间。期间，我继续在南京大学培养社会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一般利用晚上时间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等课程。2010年年底，调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离开南京大学以后，我主要从事应用对策研究，为省委、省政府领导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咨询建议；同时，撰写社会学、经济学术论文与著作，从未间断学术研究。期间出版了《小康社会的来临》、《自选集：中国转型经济的探索》、《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等学术专著；其中，《自选集：中国转型经济的探索》是经济学论文的结集，是本书的姐妹篇。

本书汇集了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30篇代表性学术论文。它们主要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江海学刊》、《南京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其中，大多数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学》等全文转载。198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优秀青年论文奖、国家教委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4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民工潮的现状、趋势与对策”一文，获首届中国农村研究优秀成果奖。

本书分五编，每编收录六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社会学学术论文。第一编，“走向城市社会”。30年前，我首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进行测定与抽样调查。我提出，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农业劳动力向工副业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编从农业剩余劳动力、比较利益和连锁迁移分析了“民工潮”形成的源泉、动因和方式；比较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流动方式在社会成本上的差异，并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指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呈现梯度转移模式；主张切实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通过建立工会、参政议政、参与管理等途径来维护这一新兴工人阶层的合法利益，使之成为融入城市文明之中的新市民；探讨了城市化面临的多种难题与对策思路。

第二编，“社会风险预警”。1985年，我首先提出“社会风险预警”理论，1987年提出了我国社会风险预警报告，以后又提出了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开创了我国社会风险领域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风险的诊断不仅需要科学智慧，而且更需要学者良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研究社会风险、根源及其治理，本身也有风险，以至于“很少有人公开谈论与研究这种现象”。本编主张社会学者准确地描述社会风险，同时对社会风险进行预报与治理性设计，防范与化解突出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第三编，“社会转型趋势”。我率先提出了社会转型的量化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本编探讨了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即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面临的利益再分配、社会结构分化、规范体系重组等多重压力；并且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阐释了党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相关论述，该文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获得有关领导与社会的肯定。

第四编，“小康社会来临”。本编探讨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将小康社会界定为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而全面小康则是小康社会较高级的阶段；提出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四大类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对全国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小康社会建设进程进行了全面评估。同时，提出了包括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四大类的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对全国与各省（市、自治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评估，引起了一些地区领导的关注。

第五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本编研究了西方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方面的可取之处，同时认为只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不科学的，不能用社会分层来代替阶级分析。同时指出了现代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一是定量化，即日益普遍地运用数学、电子计算机等手段对社会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二是实用化，即不断发展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完成日常政策任务、私人企业协调人际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三是微观化，即研究的重心逐步从宏观转移到个人与心理的水平；四是“马克思化”，即马克思著作中的某些概念与观点越来越频繁地被西方社会学家所引证或“吸收”。我们应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社会学家积累起来的方法、技术、经验材料和一部分真理性认识，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统计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数量化趋势，指出这是我国社会研究方法科学性增强、研究成果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

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议组成员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社会学学科组成员、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学风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西方社会学理论评析》第一首席专家等，参与了《社会学概论》的编写，为我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经过各地社会学工作者三十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300多个社会学系所、一批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并形成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2011年7月，我当选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感谢全国社会学界同仁的信任与支持。目前，我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从恢复与重建阶段进入创新与发展的新阶段。创新的重点，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反映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实践的社会学理论，提高中国社会学者进行国际对话的能力，取得更多的社会学话语权，为世界社会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本反映我30年来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文集，是我今后深化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我希望与社会学同仁们继续携手并进，共同努力，让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发展中独树一帜，充满生气与活力！

宋林飞

2012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