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白杨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充实后即将付梓出版，作为她博士生学业阶段的授业导师，我深感欣慰、鼓舞，也借此机会向她本人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奖掖扶持年轻学人之举表示由衷的敬意！

白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外语，但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热爱，使她在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做出了与常人大不相同的决定，即甘愿忍受淡泊与寂寞，把从事历史教育与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主题。为此，她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专业的硕士生，在孟宪实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与研究隋唐历史。硕士毕业时，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硕博连读的资格，转到我名下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无论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她都全身心投入学业，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秉承这种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加之天资聪颖，她的学术生涯渐入佳境，在所在专业领域初露头角，在学生阶段即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为自己的日后学术进步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也为导师和所在学院赢得了荣耀。

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她有幸地进入由罗家祥教授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在完成正常的教学工作之余，更执著地走自己业已起步的史学研究之路，修改与完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正是最好的证明。

白杨的博士学位论文讨论的主题，是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与蜀汉政权政治演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一个老题目，学术界对此已有足够多的关注和分析，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可谓已是叠床架屋，汗牛充栋；观点之杂，可谓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题无剩义”、“山穷水尽”。尤其是有田余庆先生这样大家的专题论文在前，再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是自讨没趣的做法，所谓“采石矶旁一堆土，李白大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舞大斧”！当时，白杨选择它作自己的学位论文研究对象，不少老师，包括我本人，说实话是多少捏着一把冷汗的。但白杨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更不曾缘此而放弃。而是勇于直面现实，直面挑战。这种学术勇气，正是她能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实现超越的基础。

应该说，从白杨论文最终完成情况来看，她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概括地讲，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学术视角新颖。学术视角是否适宜关系到论著的格局大小与尺度高低。一个好的切入点，往往能产生点石成金、别开生面的效果，这其实是对正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把握。就诸葛亮与三国史研究这类新史料有限、前人已反复讨论的问题而言，能否做到这一点尤为关键。本书的突出优点之一，就是能致力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即本书不再按通常的平面考察诸葛亮思想的模式来展开，而是以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诸葛亮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在蜀汉制度建设中的折射与变异，来探讨蜀汉政治的发展与嬗变。这样，就在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有关诸葛亮政治思想的研究，从单一的理论层面推移到现实的政治行为之上，很好地沟通了思想史与政治史研究之间的畛域。另外，注重用“历史长时段”考察的方法，探究诸葛亮治国实践的历史命运，包括论述诸葛亮治国实践对后世政权建设的影响，总结后世对诸葛亮治国实践的评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努力。这有助于就诸葛亮的治国实践做出纵向的回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杨本人研究视野的开阔，也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学术厚重度，对于今天更客观地研究诸葛亮治国实践与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的关系不无意义。

第二，学术创新显著。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无论是诸葛亮本身研究，还是蜀汉政治探讨，都不乏相当丰富的见解，要有所发明可谓困难重重。但本书则是在依据翔实史料的基础之上，发隐烛微，提玄钩要，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对有关成说进行合理有据的商榷，对蜀史研究中不少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辨。例如，本书在关于诸葛亮用人政治实践的评析上，一改以往学者习以为常的宏观论述，而是注重以具体人物为个案研究，并穿插讨论蜀汉制度的特点和蜀汉政治的局势，从而比较清晰地把握蜀汉政治的嬗替更迭及其原因与得失，有关李严事件的分析、孟达之死的考究等，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以事说理、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研究理路。又如，论文对蜀汉政权各股政治势力的划分也值得注意。它将蜀汉政权内部划分为元从势力、荆襄势力、益州势力以及外附势力等四大部分，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彼此既竞争又合作，由此而造就蜀汉政权内部关系的相当微妙性，而诸葛亮在处理这四大势力关系时的手腕与具体做法，则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明白这一点，即可认识并理解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的历史必然性，这无疑是本书的一个显著创新性亮点。

第三，学术风格谨严。学术创新建立在坚实的学术资源掌握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学风端正，学问笃实。有关见解，都是以占有和分析大量的史料为前提，做到据实而书，务去空言。本书的重点内容，是通过诸葛亮用人问题上的得失，来分析评价诸葛亮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成功及其局限性。很显然，诸葛亮本人身上，理念上的正确性与实践上的不足性是构成一定的矛盾的。这主要表现为他对荆襄势力团体与益州势力集团的倚重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也在客观上埋下了日后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疏离。这一点，我曾在拙文《从重用马谡看诸葛亮的圈子意识》中有所提及。白杨基本上认同我的看法，但是，她的重大贡献是没有满足于我的概念性泛泛而谈，而是在全面统计了荆、益势力集团主要人物的政治履历、官职地位、职掌职能之后，用具体数据与事实证明了诸葛亮用人上的亲疏之别、地域侧重。这种学贵笃实、论从史出的做法，似乎显得不会取巧，有些“笨拙”，但是，其实这恰恰是学术上有所造就，有所创造的必要保障，在学风普遍浮躁、学术全面虚热的当今，这种沉潜的学术品质尤为值得表彰与弘扬。

1988年，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完成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学业，光阴如梭，寒来暑往，迄今已是24年过去了。二十多年后，当年自己求学经历中的不少细节已渐渐淡忘，但是，山大的“校训”则始终清晰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中，这就是“气有浩然，学无止境”。白杨的论著《诸葛亮治蜀与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研究》出版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按“学无止境”的学术理念来讲，这仅仅是一个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收获，更何况，现在的成果也并非无懈可击，并非尽善尽美。相信白杨自己对此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我希望白杨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应该继续努力，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序。

2012.02.06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