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

一、苏联中国学的渊源——俄国中国学

任何国家的中国研究，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同时，也受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和传统特点的影响。对这两方面的认识，正是理解该国中国学发展特点与水平的锁钥。

现代苏联的中国学，有源远流长的社会历史与学术思想的传统作为自己独特的基础。这种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俄国的中国学，即从俄国作为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十八世纪开始（1721年彼得大帝统一全国建立俄罗斯专制帝国）到二十世纪初为止这二百年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研究。当然，这并不妨碍更远地追溯到十五世纪末确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多民族封建农奴制国家时期，乃至从九世纪起的基辅罗斯时代。但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的历史线索，只能作为俄苏中国学的史前史时期的资料来探究。古代斯拉夫民族与中国相距遥远，难以接触，但其他构成今天苏联民族的各族人民同中华民族的直接与间接的接触，肯定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频繁的。不过，这种接触，在封建制度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局限性，不足以为科学地理解中国提供社会的与思想的基础。并且，双方的接触，见诸史籍记载的，更是微乎其微。据目前所知，以俄罗斯文献而论，其中最早提到中国的是十四世纪的编年史中关于蒙古人征服中国的寥寥数语的实录，以及十五世纪末尼基京在《三海航行记》中对中国的极为简略的记闻。中国《元史》中也只记载了蒙古大汗以俄虏为禁卫军之一部（即“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驻屯京北及数次增补兵员的情况。因此，这段巨大的历史空白，还有待于考古学的发现予以填补。那时，揭示古代双方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状况的考古文物，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复原古代两大地区人民对彼此的文明所持的观念。

就俄国中国学的发展过程而言，它大体经历了下列几个阶段。

准备阶段 十七世纪是俄国中国学形成期以前的准备阶段。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产生和发展，俄国中央集权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俄国封建农奴制中央政权为寻求向东扩张的陆路通道而开始注意中国，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的地理交通与政治经济情况，以便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探索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的可能。据史籍记载，约在中国明末清初之际，俄国官方开始设法获得有关中国情况的第一 手 资料，如哥萨克伊万·裴特林于1618—1619年出使明廷所写的《一览》和费·裴可甫于1654—1657年出使清廷后所著的《实录》，以及1668年报道了戈杜诺夫组织学习蒙、藏语的情况，1675年斯帕法里和1686年维纽科夫出使清廷的 报告等。当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将两国关系固定下来后，俄国马上派遣了第一个商队来华进行贸易。所以，这些了解中国情况的资料，今天看来，当然主要只有地理学上的价值，相当于西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航海家们地理发现的意义。

引进阶段 彼得一世于1724年关于成立帝国科学院的谕旨和从德国聘请东方语文学家、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作者拜耶尔等任帝俄科学院院士，以帮助俄国移植西欧化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事实，应该认为是俄国中国学形成期的引进阶段的开始。俄国中国学的形成在时间上晚于西欧和企图借助西欧的科学来加速本国中国学的建立，完全符合世界史的行程和科学发展的常规，也符合当时俄国上层社会先进部分接受近代化的潮流。在这个阶段，不仅俄国人借助西欧的语言工具、著作和方法了解中国，甚至俄国中国学家的某些成就，也常常是在西方首先得到承认，然后才在国内引起重视。1730年俄国科学院最早的一批中国图书，就是瑞典人洛伦茨·郎喀代表俄国出使中国时从西方传教士手中获得的，它奠定了俄国满、汉文图书馆的基础，后来发展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学图书中心之一——亚洲博物馆中国部，即今天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这种引进阶段，通常总是由促进作用开始而以桎梏作用结束来表明自己历史任务的完成，从而为俄国与西欧间的相互交流所代替。所以，俄国中国学的引进阶段与本国中国学民族学派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必然有一个相互交错和此长彼消的推移过程，很难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

僧侣阶段 俄国中国学民族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认识体系，也象西欧、日本和以后的美国一样，经历过一个僧侣阶段。但是，它表现得要比西欧的同类阶段更加典型和突出。这不仅因为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欧洲，学术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的空气比较浓厚，中国学研究没有必要完全集中在教会，还因为沙俄的专制官僚政治的集权程度一般比欧洲更加彻底，而沙俄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又无法使民间的中国研究有象样的开展，所以，官僚政治密切依靠教会了解中国以便为其对外扩张开路的规律在沙俄表现得特别充分。俄国从1727年根据恰克图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每届可派遣一定名额的学员以后，到1860年俄国在中国设立公使馆为止的一个多世纪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实际上既是沙俄政府常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又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中国学家队伍的大本营，一身而三任焉。它同时接受沙俄外交委员会亚洲司、西伯利亚总督、科学院和东正教教会的严密控制与领导，是沙俄官僚政治的一个特殊的涉外机构。在这一百几十年中，先后十四届传教士团共有六十多名学生、医生、画家和近百名神职人员在这里进行中国学的学习与研究。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已成为俄国中国学民族学派形成与发展期的主流。

在这一阶段，中俄双方都经历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方面，清廷官僚政治处在盛极而衰的过程，官、商、高利贷和地主四位一体的统治机制对内压迫剥削的加深，终于导致了1850年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广泛的农民运动；对外的卖国投降，导致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序幕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俄国方面，在这一阶段，正是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形成，封建农奴制渐趋瓦解的时期，特别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新兴的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已经确立，对华进行贸易扩张的需要日益迫切（1762年沙皇政府因此被迫放弃对华贸易的官营垄断局面），但是，沙俄官僚政治的腐朽性，远不能适应本国资本主义与列强劫夺中国的需要，只是由于中国清廷的极端腐朽，才使沙俄趁火打劫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与权益，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沙俄劫夺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沙俄官僚政治对内阻碍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对外无力抗衡列强的角逐竞争，这种落后性不能不同时在北京传教士团对中国研究实行保守落后的组织领导方式上表现出来，使俄国中国学民族学派中反映资本主义学术思想要求的内容同封建僧侣的组织领导形式发生越来越大的矛盾，最后终于以僧侣阶段完全过渡到学院阶段而告终。

俄国中国学僧侣阶段的特点，从学术方面看，最主要的是：

1.由于俄国中国学民族学派的建立在时间上处于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北疆，在实用目的上出于帝俄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需要，因此，它与各国中国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十八世纪中叶在传教士团内部诞生的满洲学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首先表现在优先注意满语，搜集最珍贵的满文原始文献，并大量加以译注。其次表现在满语必须与汉、蒙语同时学习与研究，这时期的俄国满洲学家都是兼通汉、蒙语的专家，他们做了编纂满俄与满汉俄辞典的大量工作。最后是对满文文献的研究同研究满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等状况相结合。这一时期的满洲学家有И·罗索欣、Ф·巴克舍耶夫、A·弗拉德金、A·列昂季耶夫等，他们同时也是第一批汉学家。与此有关，对蒙古学、藏学以及中国西北边陲杂处民族的研究也有一定优势。

2.由于北京传教士团是沙俄君权与神权结合的产物，所以它培养的中国学家最感兴趣的，除作为基础的汉、满、蒙、藏等语言外，主要的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即对哲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对中国的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政治，对补强儒教的佛教等花费了相对多的时间，而对更深层的社会经济过程则显然注意不足。

3.整个僧侣阶段的主要学术成就虽然基本上没有超出大量从事翻译注释与情报资料的范围，而且在组织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保守落后性，但是，在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学家中，如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乃至利波夫佐夫、列昂季耶夫斯基、切斯特诺伊、扎哈罗夫、斯卡奇科夫、贝勒士奈德、佩休罗夫等，则竭力企图改进学习与研究方法，直接根据中国原文文献与现实来扩大了解中国的范围，概括和总结历史事实，扬弃西欧中国学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从而使俄国中国学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在世界中国学重要行列中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为以后学院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4.与此有关，由于官僚政治的腐朽性与物质条件的恶劣等因素，这时期沙俄中国学家的学术成就，基本上取决于个人自我奋斗是否成功。个人因素对整个中国学的面貌起着相对大的影响。少数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就与特点常常给本国中国学打上划时期的烙印。

学院阶段 所谓学院阶段，从组织形式上说，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室转移；从内容上说，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俄国封建主义官僚僧侣精神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精神过渡。因此，它的开始，必然会与僧侣阶段有一个时间上的交错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基本上可以1855年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这个全俄最大的中国学中心为主要的标志。当然，除此之外，1837年喀山大学成立汉语教研室（1855年起并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865年在库伦和1884年在伊犁开设翻译学校，1898年在海参崴成立东方学院，乃至1900年成立皇家东方学学会（1909年改组为俄国东方学家协会）,1903年由俄国科学院、大学及有关学会的东方学家组成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1906到1909年创建实用东方研究院等同类机构的先后建立，也都是这个阶段形成的标志。但是，这个交错过程结束不久，还没有等学院阶段充分展开与成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终止了俄国的历史行程，从而也中断了俄国中国学的历史行程，而由新兴的苏联中国学来承续科学发展的步伐。所以，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这半个多世纪，只能理解为是俄国中国学学院阶段的脱胎期或序幕，它带有浓厚的官僚僧侣阶段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学院阶段的成熟，从组织上说，不仅要以教育与教会的分离为特征，而且要以教育与官僚政治垄断的分离为特征；从学术上说，不仅要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取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占统治地位为特征，而且要以一个被哲学所左右和以翻译为主干的浑沌学科分化出许多独立的科学部门为根本的特征。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俄国中国学的学院阶段，除教育与宗教在形式上分离之外，其他特征显然一个也没有达到成熟的标准。例如，真正触及中国社会经济根本问题的，只有以《满俄大辞典》（1875）和《满语语法》（1879）驰名的满文大师И·扎哈罗夫（杂哈劳）一人，他的手稿《中国西部领土记述》是俄国和欧洲第一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著作。这种僧侣阶段残余的顽强性与学院阶段发展的萎缩性，不能不影响到继之而起的苏联中国学的特点。纵观世界上有一、二百年以上悠久历史的资产阶级中国学的各个地域中心，也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时代，才有意识地利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成就来推动中国学这个落后的部门走上全面分科化发展和在分科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的道路。就俄国中国学学院阶段最大代表者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来看就非常清楚，他们不折不扣地是这两个阶段之间承前启后的过渡人物。甚至连他们的嫡传弟子在内，在沙俄时代，也始终没有脱出僧侣师门的窠臼。尽管瓦西里耶夫等个别代表人物毕生从事中国学，勉力克服官僚政治加诸他们的各种困难的物质条件，编撰了大量译作与著作，按他们个人的造诣来说，绝不亚于当时西方的同行，甚至若干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的活跃的学术思想却经常受到沙俄官僚政治的高等教育总政策的百般压制与取缔，他们的手稿堆积如山，而出版的数量却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对教学法的改进、课程的设置和参考书的选择，依然一仍旧贯地陷于中国学基本上没有分科化以前的落后状态。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往往被披着世俗外衣的宗教信仰主义的烦琐议论所代替。他们归根到底没有来得及把僧侣阶段所塑造的俄国中国学的独特面貌作出重大的改变，这种重大的改变只是在苏维埃时代才开始出现。因此，沙俄中国学的某些传统优缺点也不能不同时作为遗产影响到苏联的中国学。

在总结苏联中国学的渊源一—俄国中国学的时候，不应忘记，无论僧侣阶段的中国学，或带着僧侣阶段很深胎记的学院阶段中国学，都是两国人民在官僚政治压迫下处于无权地位的产物。所以，总的说来，它客观上都是为沙俄官僚政治向中国进行封建性资本主义扩张侵略服务的工具。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更是沙俄帝国主义向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鲸吞蚕食最为猖獗的时期。这个阶段的俄国中国学实际上是在资本与专制的魔掌控制下蘸着中国人民的血泪写成的。但是，从俄国中国学家每个个人的学术思想来说，则必须考虑到他是否受当时俄国人民的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影响的程度，是否关心政治与如何关心，以及本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俄国中国学家中，二百年来，固然有自觉为虎作伥者，但也有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且按照科学要求如实地描述中国情况的人物和言论。例如，比丘林一贯反对对中国“总爱用阴暗的笔调把情况描写得一团漆黑”的欧洲作家。瓦西里耶夫在晚年放弃了自己早先主张把伊犁据为俄国所有的意见，认为“五亿六千万人的民族，也就是人口最多、最勤劳、最细心的民族怎么不会强盛起来”。K·斯卡奇科夫在日记中表示同情太平军起义和反对外国侵略者时说，“在这个国家里专制主义到处压迫着全中国的老百姓”,“新朝代很可能会给他们开创一个欢乐、太平的前景”,“在他们眼里，外国人是在他们家里的寄生虫，他们迟早要摆脱这些寄生虫的”。同情义和团起义的П·柏百福（茂陵）在1902年发表了抨击沙俄外交政策的大胆讲演，谴责沙俄随着俄中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以后，“却开始了一个极不理智的、决不能予以原谅的掠夺者的节日”，等等。这些观点与当时俄国先进人士如列·托尔斯泰和门捷列夫等谴责沙皇政府侵华政策的进步言论是一致的。

俄国中国学中的这种两重性，这种个人见解与官方政策的背离，科学精神与政治需要的矛盾，乃至个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始终贯穿在整个俄国中国学的发展史上，当然也同样贯穿在世界各国中国学的发展史上，对此，我们不应予以抹杀，而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学术中的科学性与人民性因素永远在克服种种障碍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二、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

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史，进一步受到社会政治变动和科学进化趋势两方面的强有力的影响，而中国学家的个性因素对它的影响则相对地越来越显得逊色。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的特点来看，它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革命阶段、友好阶段和破裂阶段。

孕育阶段 苏联的中国学，不仅继承了俄国中国学的传统，而且也直接继承了俄国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米·帕夫洛维奇（魏特曼）在二十世纪初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中国革命的形势。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东方和中国问题的文章则更是苏联中国学的直接前驱，为新的中国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提出并深刻研究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东方社会，与恩格斯多次通讯探讨东方社会的性质，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并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当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特别是帝俄并吞中国大片领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义愤地加以谴责。列宁著作中直接涉及中国问题的有八十多篇，其中五十多篇都是在革命前写的。列宁的著作如《中国的战争》、《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等，痛斥了资本主义列强和沙俄政府在中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指出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联系，阐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俄国中国学传统同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十月革命后的逐渐结合，开始孕育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苏联中国学。

革命阶段 所谓革命阶段，既指用马克思主义对俄国中国学传统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促使以B·阿历克谢耶夫、鄂登堡等老一代中国学家积极参与创建苏联中国学学派的工作，力图使新的中国学建立在革命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之上，又指当时苏联中国学把中国革命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最后还指有些中国学家以革命实践家的身份直接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这个阶段大体从二十年代持续到四十年代。

当时，苏俄为了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唤起毗邻各国劳动人民进行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从组织上与学术上加强了对周边地区包括中国的研究。列宁一贯重视中国问题，这对创建中国学的教研中心与协调机构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列宁的指示，1920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1921年成立了全俄东方学家学会。东方学刊物活跃起来，出版了《新东方》（莫斯科）、《新远东》（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列宁格勒）等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刊物。许多从事远东外交工作的党的干部、党报记者和东方战线的政工人员，以及派驻共产国际的有关工作人员，积极开展了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第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写成的中国学著作。这些人很多成为苏联中国学的创建者。他们的社会经历和工作使命，不能不给新的中国学深深打上革命狂飚时期的烙印。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宣扬中国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意义及其同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国际主义联系，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独立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愿望。这些中国学家不仅在报刊和书籍中，而且在政府外交机构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孙中山政府顾问的实际工作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按照俄共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力图促进中国人民的社会解放斗争，在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和建军北伐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毋庸讳言，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特点的分析，对于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运动规律的认识等，都不够深刻与全面，从而在设想中国革命的方针、路线和战略策略上有时不免发生重大的失误与摇摆。克服这些消极的影响，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朽功绩。

随着苏俄克服重重困难进入建设的轨道和中国大革命暂时失利后一个理论探索高潮的到来，使苏联中国学也随之向学术的深度方向发展。1925年亚洲博物馆举行了中国书籍史展览会，展出了中国学的大量研究成果。同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后改称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以该校中国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这是当时主要的中国学中心之一。1930年在列宁格勒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此外，出版了《中国问题资料》（1925）、《中国问题》（1929—1935）、《革命的东方》（1927起）、《殖民地民族问题资料》等刊物。新一代的苏联中国学家们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回溯到中国的中古与远古史，以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为中心旁及其他科学领域，相当广泛地研究了中国革命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组织了好几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连不是中国学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瓦尔加等许多学者也卷入了争论。它甚至引起了国际上包括中国和日本等国学术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反响。这一切导致了苏联中国学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为基础构筑了自己独立的体系。

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有 M·沃林、П·马季亚尔、A·伊文、П·米夫、M·科金、Г·帕帕扬、B·库丘莫夫、Г·卡拉－穆尔扎等。

与此同时，以B·阿历克谢耶夫为代表的跨时代的老中国学家们，一方面继续发扬俄国中国学的传统，对中国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对外关系及中国毗邻各国的今昔状况，另一方面积极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改造传统，使新旧中国学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为这两条历史发展线索相结合的范本的，就是 B·阿历克谢耶夫、Л·杜曼、A·彼得罗夫主编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1940）。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学各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它反映了当时苏联中国学在世界中国学中的独特面貌与高水平的地位。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的中国学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就。俄国东方学史鼻祖B·巴托尔德在本世纪初出版了他编的四大卷《东方语言系史料》及稍后的《欧洲和俄国研究东方的历史》是研究俄国中国学史的出发点，到了这一时期，П·斯卡奇科夫同他的老师巴托尔德和阿历克谢耶夫，以及И·克拉奇科夫斯基、Б·弗拉基米尔佐夫合作，于1932年出版了当时最全的《中国书目》，把二百年来的俄文中国学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该书于1960年出增订版，搜集文献的时间延长了四分之一世纪，资料增加了一倍）。此外，斯卡奇科夫在这一时期还着手进行《俄国中国学史略》的写作（其初稿于六十年代中期完成，后由他的同事和学生于1977年出版），这是一部划时期的总结性著作。这以后苏联中国学史家尼基福罗夫和米亚斯尼科夫等又继续发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中，苏联中国学界共出版了近一百部书籍。如果不是由于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一阶段的中国学出版物本来可以大大超过此数。

友好阶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两国关系破裂以前的十余年是苏联中国学的黄金时代。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使苏联中国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大，并且获得了空前广泛的活动场所和史无前例的丰富的资料来源。苏联从中国索取的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范畴的情报资料，直至机密和绝密材料，以及其他各种方便，都是中国以兄弟般的无私襟怀向苏联提供的。

在这十余年中，已经展现分科化趋势的苏联中国学，在上述种种空前有利条件的作用下，又朝前推进了一大步，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中国学科学，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有关系科都扩大招生，塔什干大学和其他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中国学课程，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太平洋研究所、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中国学研究所等大力开展了研究工作，1958年还出版了专门的中国学杂志《苏联中国学》，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其他有关杂志，尤其是《东方学问题》，都增加了中国问题论著的篇幅，很多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学研究机构。国立远东大学、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赤塔州立师范学院等先后重新担负起培养中国学家的任务。在这一阶段，苏联中国学已建立起一支约有八百名学者的空前宏大的队伍，其中有苏联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教授和近五十名博士、几百名副博士。从1950年到1965年的十余年中，共出版了一千零一十四种书籍，与前一阶段比较，这一阶段一年的成果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十余年不过一弹指间，但在世界中国学史上却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

破裂阶段 从六十年代起，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从意见分歧走到了破裂和冲突的阶段。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到苏联中国学的性质与面貌。

1971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苏中国学家学术会议。从这一次大会到1982年1月25日至27日的第二次中国学家大会的约十年中，苏联出版了五百五十多种中国学书籍，答辩了二百篇副博士和博士论文，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有不少不同程度地带有反华色彩。与此有关，苏联中国学中研究中国边疆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中国国际政治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与考古、中国各项现行政策问题与指导思想的研究特别地活跃起来，其中有一些使用了反华的语调，这不能不损害科学本身的价值。

当前最主要的中国学机构是1966年建立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它是全苏中国学的协调中心。它的第一个对象国就是中国。它的机关刊物《远东问题》杂志，经常刊登有反华性质的文章。此外，为了政治需要，还加强了对学术空气向来较为浓厚和培养中国学干部较有成效的东方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分所、莫斯科大学的东方系和亚非学院、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系等的控制，加强或设立了与中国邻近的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如远东学术中心的有关机构，西伯利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等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三、当前苏联中国学的主要特点

当前苏联中国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中国学中心的“高度一体化”趋势。它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内在的一体化，即俄国中国学和苏联中国学的一体化。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学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中国学传统。它有机地交织在该国整个中国学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新产生的因素相互作用而获得新的表现，也就是说，传统会在变化中不断延续，在延续中不断变化，即使在发生科学革命的反题时，也不例外。这种科学内在发展的辩证性一体化，本来是科学学的一个常规。但是，苏联由于在学术领域人为地扩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于俄国中国学传统，在苏联中国学的革命阶段和友好阶段，常常采取或是冷淡沉默，或是排斥贬低的态度，而到了破裂阶段，又由于同样的原因，就一反常态，采取不是热烈颂扬，就是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的态度。对传统的评价，显得比传统还传统，这就不能不给人以两种中国学在今天发生了戏剧性一体化的强烈印象。例如，对比丘林就片面地只宣扬他在俄中文化交流中的成就，而对他在传教士团时期如何效忠沙皇和为沙俄侵略中国服务所起的消极作用则三缄其口。在一部名为《亚金甫神父》（1978）的传记文学中，后记作者说：“目前，中国的当代统治者和中国的思想家们正在抛弃本民族文化最优秀的传统，因此，显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对人民及其创造的一切满怀敬意，为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社会的传播而贡献自己一生的高大形象，便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有特殊现实意义”的实用政治目的而对旧时代的学者不惜隐恶扬善到塑造金身拔高形象的地步，未必符合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正如比丘林对中国一切传统文化不分轩轾地颂扬未必正确一样。比丘林的同时代人，如别林斯基就曾指出他后一种缺点，今天，苏联中国学却从别林斯基倒退了。

2.外在的一体化，即把国外的一些中国学家组织起来，反对中国。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远东问题》编辑部连续多年组织的反华圆桌会议的人员组成上。

3.共时的一体化，或横的一体化，即从一个核心宗旨出发，对中国的一切方面进行攻击，即从外交到内政，从经济到文教，从政治到军事，从党到政府，从工农干部到知识分子，从哲学到科学，总之，从基础到上层建筑没有一个领域不在攻击之列。其全面的程度和口径的一致，连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沙俄在内的中国学有史以来的攻击规模都要自叹弗如。这里没有必要罗列数以百计的罪名或“帽子”，归纳起来总的“帽子”有两顶，一是“霸权主义”，二是“离经叛道”。这里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可以车载斗量的“批判”进行反批判，因为它们出于实用的目的，经常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例如关于中国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刚刚攻击为是“能导致遗患无穷的社会经济后果和丧失社会主义前景”，但一转身，自己也在集体农庄中试行“承包”。

4.历时的一体化，或纵的一体化，即把中国历史，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从古到今的口径一致的歪曲与攻击。例如，为了“科学地”论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犯了脱离一定模式的“离经叛道”罪，就把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一步一步向上回溯，直到秦汉时期，甚至更远。

另一个历时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披着更多的学术外衣，例如，他们为了和“中国霸权主义”这种假想敌进行战斗，甚至不惜把反华的范围一直扩展到北京猿人时代以前，在人种起源问题和人类文化起源问题上，乃至以后中国文化发展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关键问题上做文章，千方百计地利用学术问题来讨伐中国人的一切可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感情。

从他们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当前苏联中国学在反华的一体化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尽管在理论与逻辑上，以及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科学发展的事实本身（包括中国考古学发现的大量新事实）的背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之所以出现科学史上这种空前的畸形现象，归根结蒂是由于长官政治意志对中国学进行了空前粗暴的干涉。

在科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错综复杂的意见分歧、对立和争论是正常的现象，但这和用人为的政治手段强行挑起学术争论或进行学术讨伐的中世纪规律却有原则性的区别。

中国人民对于苏联广大中国学家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是十分珍视的；对他们或是回避或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已说一些违心的话的心情是理解的；对他们本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提出种种看法，甚至不同的见解进行学术探讨，是真诚地欢迎的，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中国人民对于信口开河和指手划脚地说三道四的言论，也善于作出区别的对待。

一九八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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