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卡夫卡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名字及其作品不仅直接与本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相联系，而且在国际文坛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所以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倾向看，它们不仅具有他所出身的家庭、民族及其所生活的奥匈帝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独特性，而且带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惶恐不安的思想状况的普遍性；从作家的艺术特征方面看，它则是文艺规律本身内部运动中某种组合的结果，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的某种独特的产物（当然也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

卡夫卡生长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体格健壮，性情强悍，“专制有如暴君”，对子女动辄训斥怒骂，常逞家长威风。体弱敏感、性情温和的卡夫卡从小心灵就受到摧残，使他产生了“无穷尽的负疚感”（1919年卡夫卡写的《致父亲的信》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父亲的家长制作风跟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是分不开的。卡夫卡所生活的年代（1883—1924）正值延续了近八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期（它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于战争失败而垮台）。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个帝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5396644它与沙皇俄国和普鲁士结成最反动的同盟，对外反对民主共和，侵略成性；对内实行“君主立宪”，镇压民主力量，竭力维护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地位。对于想呼吸点现代气息的青年卡夫卡，这家庭和国家双重暴君式的“家长”统治实在难以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使他的精神朝内向发展。精神的内在积聚日益增加，便急欲以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极度压抑的心境。他说：“我头脑里有个庞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还不如让它撕裂一千次。”5396645他把这种“内心世界的向外推进”看作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命运就这样把“法学博士”卡夫卡推上了作家的道路。

这位犹太人生长在东欧波希米亚即捷克首府布拉格，除了去外地作过短暂的旅游和疗养外，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可惜卡夫卡只活了四十一个年头，而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他一直想摆脱在工伤保险公司里的职务，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他只能在业余进行写作。即使这样，这位勤奋的作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下三百万字的著作，其中包括大量的书信、日记、笔记等。马克斯·勃罗德于一九四九年第二次编纂的卡夫卡文集共有九卷之多。其中长、短篇小说占了将近一半，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三这十来年间写成的。文集中的七十八篇短篇小说，作者生前发表过的只有四十四篇（多数篇幅都很短），而三部长篇小说，即《美国》（1912—1914）、《诉讼》（又译《审判》，（1914一1918）、《城堡》（1914一1922）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而且都是未完成的手稿。应当指出，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并不困难：德国的罗沃尔特出版社和沃尔夫出版社对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是“来者不拒”。作品发表得少的唯一原因是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和认真。他从不把作品视为换取名利的手段，而是把它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作品的艺术性又有极严格的要求，所以他就象他笔下的那位“饥饿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总是不满意”，甚至断然要求将他一生的所有作品“尽行销毁”。多亏他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毅然违背了他的嘱托，将他的作品全部保留了下来，并一一加以整理出版，才使得这位西方文学的“鬼才”没有随着他的过早殒逝而埋没。

在卡夫卡生前，象勃罗德这样有眼力的作家、批评家、出版家固然也有，但为数不多。所以卡夫卡那些已发表的作品虽然今天看来都是名篇，当时也引起了某些评论家的注意，但却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就是在他的几部长篇陆续问世以后，也没有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应。卡夫卡的名字富有传奇色彩是在四十年代以后或者说是在法国的加缪和萨特发现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倾向以后。这现象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二十年代初，现代主义文学另一位巨擘乔伊斯呕心沥血达七年之久才完成的名作《尤利西斯》，作者先后奔跑了四十家出版社，历时十来年才得以在国外出版，而在本国依然遭禁，甚至受到法律追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的德语作家卡奈蒂三十年代中期问世的代表作《迷惘》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引起重视……这类现象其实并不神秘；一种新的或特异的思想观念的萌芽，一种新的审美意识产生的信息，事先往往只被少数敏感的作家攫住，并用艺术的语言加以表达。这类作家也往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段孤独的过程，直到那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以至形成一股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才会被认作这股思潮的先驱者而受到普遍的注意。

卡夫卡就属于这样一位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通过他那被扭曲的心理所洞烛到的社会扭曲现象，特别是许多正直善良而无力自卫的“小人物”被抛掷、被毁灭的命运，在那些一生中目睹甚至经历了两次人类大屠杀的欧洲知识界引起了共鸣。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年代，还没有很多人在卡夫卡那些似梦非梦的作品中看出那种不安、困惑的所谓“人类生存处境”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异化”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评论领域之后，卡夫卡的社会洞察力及其独特的艺术才能就不能不为人们刮目相看了。业余作家卡夫卡作为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地位也因此而确立起来。于是从五十年代起，一股“卡夫卡热”开始在西方扩散开来。

卡夫卡的作品在作者生前所受到的待遇比起他身后来固然要冷落得多，但也并非完全身处冷宫。一九一三年一月，卡夫卡那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观察》（都是些“小小说”或“微型小说”）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这是卡夫卡进入创作旺盛期后发表的第一个、但非代表性的作品集。它很快引起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的喉舌《行动》杂志的注意，同年该刊就发表了布拉格文学评论家奥托·匹克的文章，加以评论。一九一六年，即在卡夫卡发表了《判决》、《司炉》特别是《变形记》以后，奥斯卡·瓦尔策尔发表评论，从潜意识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应该说该文确实抓到了卡夫卡的一些艺术特点。关于卡夫卡的作品在他生前的影响，叙述得最详尽的当推联邦德国伍佩塔尔大学卡夫卡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博尔恩教授编纂的《弗兰茨·卡夫卡在生前的影响》一书，书中收集了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四年间德语文学界对卡夫卡的作品（就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而言）的反应。这本书告诉我们，卡夫卡当时在德语评论界与布拉格地区的一些作家中已有一定声誉。但是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对于卡夫卡的现代主义创作并没有表示出太大的兴趣。

卡夫卡死后，对推动卡夫卡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卡夫卡的终身密友、犹太作家马克斯·勃罗德。他与卡夫卡知交二十二年之久，其间经常朝夕相处。他是卡夫卡的生活与创作的原始材料的权威掌握者。卡夫卡生前拿出来发表的那些名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鼓励。卡夫卡死后，他不仅陆续整理、出版了上述三部长篇小说，先后两次（1935、1949）编成六卷本和九卷本《卡夫卡文集》，而且先后撰写了《卡夫卡传》、《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和《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解脱》等著作，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卡夫卡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勃罗德的研究方法和论点也自成一家。不过，勃罗德是用宗教观点来看待卡夫卡及其作品的。他把卡夫卡看作“今天的圣者”，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神谕，认为卡夫卡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最高正义，也就是要求把个人纳入天国秩序之中。于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在勃罗德看来就成了“上帝万能”的象征。这样，勃罗德一方面以一重重灵光过高估价了卡夫卡的抽象意义，另一方面又完全抛开卡夫卡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把它们完全置于超验的范畴，从而抹去了它们的任何社会批判的色彩，这实际上恰恰歪曲了卡夫卡的形象，降低了他作为作家存在的意义，也给卡夫卡研究制造了迷雾。因此对勃罗德的观点甚至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表示反对。

整个三十年代，欧洲笼罩着乌云，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先锋派”作家再也无心于艺术形式的实验，纷纷投身现实斗争，于是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很快偃旗息鼓，现实主义重新抬头，同时，研究卡夫卡的学者们大多流亡国外。因此，对卡夫卡的研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随着欧洲知识界大批流亡到美国，人们对卡夫卡的兴趣也就很快转移到了美国。卡夫卡研究迅速地在那里热了起来。人们多半是采用当时正在兴起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去探索卡夫卡作品中潜意识的奥秘。但他们很快就碰了壁：深感卡夫卡的潜意识是个难以解释的谜，遂匆匆退了回来。殊不知，卡夫卡的潜意识领域乃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他意识中折射的映物。他们既然完全排除了卡夫卡作品的社会历史根源，就必然跌进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次大战后，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加之勃罗德第二次编纂的《卡夫卡文集》在纽约出版，卡夫卡研究很快又在美国研究界形成新的热潮。来自德语国家的一些学者，由于他们同德意志文学传统的天然联系，加上他们原来的根底，所以很自然地成了那里的中坚力量，如卡夫卡的同乡埃里希·海勒和在维也纳出生的海因茨·波里策、瓦尔特·索克尔等都是很有名的卡夫卡研究者。这个时期的卡夫卡研究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不再重复过去研究中一味热衷于纯心理学的偏向，而采用了“新批评”的理论，多半是“实证论”的方法，他们，一方面排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纯心理学的分析，尤其反对神学的观点。所以，他们的成果之一，是廓清了卡夫卡研究权威马克斯·勃罗德所散布的种种宗教迷雾，这是西方卡夫卡研究的一个进展。

五十年代，德语国家的卡夫卡研究也活跃了起来。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威廉·埃姆里希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他在科隆大学任教期间写成的专著《弗兰茨·卡夫卡》。作者试图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在审美原理上，他把康德和黑格尔加以折衷；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与社会学并用，并把心理学与文学结合。美国学者波里策一方面肯定这部书的功夫扎实，一方面又嘲笑它观点和方法欠新。

从资料工程的浩大及个人所作的贡献角度讲，值得一提的是联邦德国迪茨根大学教授赫特姆特·宾德尔，他以毕生的精力专门收集和实地调查有关卡夫卡的第一手资料。在自己出版了两大厚本《卡夫卡传》和《卡夫卡新论》的基础上，又领导一个班子，于一九七九年编纂出版了篇幅浩繁的《卡夫卡手册》与《卡夫卡作品评注》各二大卷，为卡夫卡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在，更大的资料工程又在别的地方进行，如弗赖堡大学的格·诺伊曼教授正在与于·博尔恩教授及英国牛津大学（它是卡夫卡原始资料的主要收藏者）的迈·佩斯勒教授合作，共同主持八卷本的卡夫卡作品的全面校勘工作。

在战后的西方学术界，方法论成为一个突出的课题。在卡夫卡研究领域，精神分析学、神谕学、社会学、实证论、现象学、“新批评”等等已经是比较正统的现代方法了，现在它们本身仍在不断地革新，例如实证论，这是在卡夫卡学中势力比较大的一个学派，近年.来它又获得了进展，这就是学者、出版家克劳斯·瓦根巴赫的《卡夫卡传》（1964）。它配以图片、手迹等原始文献资料，把作家的性格及其出生和成长的地理环境、家庭关系、职业、健康等等情况，醒目、确凿地反映出来，已成为研究卡夫卡思想发展的权威著作。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瓦根巴赫是埃姆里希的学生，这本书原是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但学生并没有师承老师的老方法，老师也没有固守他原来的老一套，这恐怕也反映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特点。

关于西方学术界的卡夫卡研究情况，维也纳出生的美国学者海因茨·波里策在其所编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的《导言》中作了概述。作者对卡夫卡已进行了四十多年的研究，他的介绍和评述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作者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偏见，他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对其它学派尤其是社会学派的评价不够公允，对于不同观点颇多非难。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卡夫卡评论大加贬抑，他不仅在选本中拒绝选收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除流亡者外），在《导言》中也不予提及。他甚至对没有全盘肯定卡夫卡的布莱希特进行诋毁，说这位“神秘”的作家“带着本阶级的社会意识”，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一方面“给了那位比他还要神秘的作家卡夫卡一种非同寻常的赞扬”，同时又“在高层面上小心翼翼地与卡夫卡划清界线”。而当民主德国代表团的米腾茨威在一九六三年的里布里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布莱希特在“一次谈话”中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后，布莱希特的名声便因此“一落千丈”。5396646波里策的这番描述跟事实显然是有出入的。一九六三年在布拉格附近的里布里斯宫召开的卡夫卡学术讨论会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评论家之间进行的，会上意见不一。布莱希特并没有因为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名声“一落千丈”。何况布莱希特对卡夫卡的评价并不低（就波里策所引述的那些话而言）。此外，波里策在《导言》中把卡夫卡渲染得神乎其神，他自恃“研究卡夫卡已达四十年”，似乎道路都已经走完了，因此断言在卡夫卡研究中“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释谜底的企图必然归于徒然”。5396647这真是把唯心主义的绝处当作真理的尽头了。卡夫卡作品的多义性是确实无疑的。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可知的，可以解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卡夫卡幷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认识的。

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就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的文学价值，写了《弗兰茨·卡夫卡赞》一文，他运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指出卡夫卡是被权力机构和权威人物放逐的“贱民”。在艺术上本雅明还指出卡夫卡作品的譬喻特点；他对卡夫卡小说形式的结构原则的阐述也一直为后人所肯定。此后，卡夫卡的同乡和朋友、被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先驱者”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诗人鲁道尔夫·福克斯发表了《社会意识》一文（1938），强调应从社会角度来评价卡夫卡。他列举具体事例和言论，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卡夫卡是“强烈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同时，他指出勃罗德的《卡夫卡传》存在着“令人注目的脱漏”：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四年的过程，传记却毫无涉及；人们也看不到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福克斯不相信象卡夫卡这样察微知著的敏感作家，竟会对这样重大的事件毫无反映（上述诺伊曼等三位欧洲学者正是基于勃罗德在卡夫卡作品编纂过程中的某些不恰当删改才决定出版反映卡夫卡创作原貌的校勘本的）。福克斯的意见简明、扼要而且一针见血，说明在任何意识形态的论坛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放弃发言的机会是不明智的。五十年代就发生过这种现象。在西方世界的“卡夫卡热”日甚一日的情况下，除了个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坚持社会批判原理，继续对卡夫卡进行有分析的评论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都对卡夫卡持怀疑、批判和抵制的态度。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客观上恰恰把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论坛，壮大了别人的声势。

一九五七年，著名的捷克文学评论家保尔·雷曼首先打破沉默，在民主德国的《魏玛论丛》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夫卡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的论文。文章肯定卡夫卡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杰出成就，指出他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探刻揭示者，又是这种“异化”的一个可怜的牺牲者。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自三十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文艺一直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从他一九三三年写的《表现主义的兴衰》和一九三七年的《现实主义辩》到一九五五年的《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等重要文章，对包括卡夫卡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全面否定的。一九五八年他发表了重要论著《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其中第二部分《弗兰茨·卡夫卡抑或托马斯·曼？》较多涉及现代主义，可以看出，他对现代主义的设防不象以前那样严密了，尤其是对卡夫卡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甚至赞赏，卢卡契不再笼统地指责先锋派为“反现实主义”，而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他一方面仍从黑格尔美学的“整体论”原理出发，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尽管细节是现实主义的，但由于作者主观幻象的作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画面变成一种“被扭曲的画面”。因此尽管卡夫卡的一切表现手段与大多数先锋派作家多么不同，但他的最本质的创作原则却跟他们没有区别，即“把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虚无的寓言”。另一方面，卢卡契认为，卡夫卡把对于客观世界盲目恐惧的感受那样直接而简朴地表达出来，具有一种“能唤起愤怒的明了性”，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形式上的独特性，而在今天那种千篇一律的技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突出的个性不能不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卡夫卡似乎可以列入重要现实主义作家的家族”，甚至“他还在更高的程度上属于这个家族”。

在苏联，卡夫卡的待遇远不如另两位现代主义文学祖师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后二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已成了热烈争论的对象，而卡夫卡直到五十年代对于多数读者来说仍是陌生的。五十年代后半期，苏联文艺界开始“解冻”，“卡夫卡热”也随之兴起。最初的迹象是季米特里·扎东斯基在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弗兰茨·卡夫卡的死与生》，文章没有对卡夫卡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予以某些有节制的肯定。六十年以来，除扎东斯基继续对卡夫卡进行研究并发表论著外，其他如苏契科卡、科佩洛夫、克尼波维奇等人也相继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同时卡夫卡的作品也陆续得到出版。从七十年代以来的趋向看，苏联对卡夫卡以至整个现代主义文艺的开放尺度在逐渐放宽。这在苏联先后各版的《大百科全书》中也反映出来。在分别于一九三六与一九五三年编纂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都没有卡夫卡的名字。一九六六年编的《简明文学百科辞典》中第一次列入了卡夫卡的条目，并且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说他“深深突入社会生活的隐蔽领域，并因此成为某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诸如托马斯·曼、迪伦马特等）的典范”。在一九七三年编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说卡夫卡以值得注意的细节真实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其法律、习俗、道德的极端残忍与庸俗”，但他没有能够从这种“毫无希望的死胡同”里指出出路。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政策跟苏联有所不同。南斯拉夫对西方文化从来是开放的。这个国家和匈牙利早在五十年代就把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教科书。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对卡夫卡的重视也超过苏联。一九六三年，值卡夫卡八十周年诞辰之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家和西方共产党员文艺评论家一起，在卡夫卡的出生地布拉格举行卡夫卡学术讨论会。罗杰·加洛蒂和恩斯特·费歇尔代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参加。苏联没有派正式代表团，而只派“观察员”参加。会上全盘否定卡夫卡的意见是没有的。但观点上的分歧不小，主要是民主德国代表团与加洛蒂的言论发生冲突，这一冲突迫使民主德国的文艺政策的发言人、文艺批评家库莱拉在会后发表文章，对这次会议发表评论，尤其对加洛蒂的意见提出批评。

我国对于卡夫卡的介绍与研究比西方晚了三十年，比苏联、东欧各国晚了二十年。不错，早在六十年代前期我国就翻译出版了一个卡夫卡作品的选本，收有《诉讼》及《变形记》等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但那是“供内部参考”的，只有部分读者才能读到。七十年代后半期，随着“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和闭关自守政策的被清算，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逐渐恢复和树立起科学态度，卡夫卡主要作品的译本一一相继问世，并且开始对卡夫卡进行重新评价，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国读者和外国文学工作者在短短的不到十年内，对卡夫卡的态度发生的这一改变，除了我国在文化政策上纠正了以往“左”的偏向以外，显然跟大家这段时间的切身经历有关。假如说，“文革”前人们对卡夫卡用独特手段所表现的那些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事件感到陌生或不好理解的话，那么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对它们就感到“似曾相识”了。这正是目前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所感兴趣的课题。从这一点上讲，假如说，卡夫卡在创作上的意外成功是严酷的生活对他的报偿，那么我们意外所经历的那段不寻常的严峻生活终究也没有辜负我们。

不过从研究角度说，由于我们对卡夫卡的接触时间毕竟还很短，对这位作家的了解与研究还是很粗浅的，我们掌握的资料还比较有限，我们能操的“枪法”还不够多，因此，要取得进展，还须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这本集子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它的出版，希望能为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工作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性资料。但是迄今世界上有关卡夫卡的著作数以万计，任何人想要完全掌握并读完这些材料都是不可能的，人们首先只能读那些精华之作。因此世界上经常有人在做筛选工作。这个集子可以说是筛选的筛选。至于集中所收文章的各种观点的得失，编者相信读者和群众的眼力。

这个集子断断续续已经搞了近五年了，其所以拖得这么久，原因之一是编者唯恐因自己的孤陋寡闻而选得不全面，不典型，从而使读者失望。今天终于把它交给读者了，希望能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这里我要感谢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的格·诺伊曼教授，三年前，编者曾把本集子的篇目带到联邦德国向他请教，承蒙他仔细审阅，并提出了某些补充的建议。这里我也忘不了联邦德国蒂宾根大学图书管理员、德中友协和欧中友协会员英格博格·维贝尔女士。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一直协助着编者的工作，使这项工作得以较为顺利地进行。

本书编次按各篇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顺序。少数文章最初发表的时间暂时无从查考，姑且根据收集它们的那些选本的出版年代编排，如无选本可稽，则排在后面。各篇论著作者一般都注明国籍；有的侨居国外者因不知是否已加入侨居国的国籍，均按出生国的国籍论；个别作者国籍不明，只好暂缺。

本书各篇文章的注释，除注明为原注或编者注外，均为译者所注。

叶廷芳

一九八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