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5404220。苏曼殊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

苏曼殊，原名戬，字子穀，后更名元瑛，改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以后自取的法号。此外，他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还使用过四十来个其他别号5404221。

苏曼殊原籍为广东香山县5404222。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其父苏杰生是旅日华侨，在横滨任某英商洋行买办，娶一妻三妾，长妾河合仙是日本人。苏曼殊即于一八八四年出生在横滨。不过苏曼殊的生母并非苏杰生的妻妾，而是河合仙的妹妹，名叫若子5404223。这就是说，苏曼殊既是私生子，又是混血儿。在宗法观念严重、华夷之别严格的封建社会里，苏曼殊的这种“不光彩”的出身，决定了他必然被人歧视的命运。他刚刚出世，母子二人便被赶出了苏家之门，母亲带他在外祖父家居住三年。后因苏家生女多而生男少，苏曼殊才被领回广东老家，但拒绝苏曼殊的母亲再入苏家。从此，母子分离，终生不复一见。苏曼殊的整个童年时代，实际上等于生活在后娘的虐待之下。比如在他十三岁那年，曾经害过一场大病，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反而被“置之柴房以待毙”5404224。其他概可想见。

苏曼殊九岁那年，苏杰生经营失败，苏家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以致苏曼殊从十三岁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姑母家寄食，十五岁（一八九八年）时，接受其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到日本去求学，前后在横滨华侨所办大同学校学习四年，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一年，成城学校学习数月。在将近六年的留学期间，苏曼殊一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比如他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时，“因林氏只月助十元，仅敷下宿屋膳宿两费。乃刻苦自励，迁于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饭和以石灰，日本最穷苦学生始居之。曼殊竟安之若素，不以为苦。每夜为省火油费，竟不燃灯”5404225。

成年以后的苏曼殊，其景况也没有什么改善，他没有固定职业，只得四处流浪，以上海为中心，足迹遍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香港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院，有时乞贷于朋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5404226，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的一九一八年，穷愁潦倒而死，享年仅三十五岁。

苏曼殊虽然出身于富有的商人家庭，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家庭的中道衰落，使他终生过着连小资产阶级都不如的艰难生活；而且他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又长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熏陶。这一切因素，使苏曼殊避免了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弯路，直接投入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一九〇二年，中国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在东京成立。由于它以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为宗旨，“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5404227。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苏曼殊却“至为乐从”5404228，欣然加入。这说明，即使在当时革命思潮最为高涨的留日学生中间，苏曼殊也是最先觉悟的分子之一。

一九〇三年四月，沙俄拒绝按照《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撤退侵略军，并向清政府提出进一步霸占我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消息传出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中国留日学生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报名参加者二百余人，青年会成员集体加入，苏曼殊被编入甲区队第四分队。拒俄义勇队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反帝爱国组织，它的宗旨是“在政府统治之下”,“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责任”5404229。不料清政府反诬他们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5404230，一方面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一方面又密谕各地方官吏搜捕回国活动的留日学生。在清政府的压迫之下，拒俄义勇队成员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害怕起来，退出了该组织；而另一部分人则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中，认清了它的卖国面目，丢掉了对它的幻想，更加坚定起来。他们改拒俄义勇队为军国民教育会，并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5404231为宗旨，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苏曼殊早在加入青年会时，已经赞成反清革命，因而在军国民教育会里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坚定。当时资助他上学的林紫垣极力反对他参加革命活动，甚至以断绝资助相威胁。苏曼殊断然顶住了林紫垣的威胁，宁可丢掉饭碗和中辍学业，也不肯放弃革命。林紫垣恼羞成怒，强迫苏曼殊回广东。苏曼殊不得已，于一九〇三年九月回到了上海。他寄给林紫垣一封假遗书，内有“今日黄浦投江死”5404232之句，表示与林紫垣一刀两断。

苏曼殊回国后，先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并为革命志士所办报纸《国民日日报》撰稿。此时正当“苏报案”发生后不久，全国人民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潮异常高涨。这更激发了苏曼殊的爱国热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表了小说《惨世界》5404233，杂文《女杰郭耳缦》、《呜呼广东人》，诗《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他在这两首诗中写道：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两首诗，就是当时苏曼殊思想的真实写照。同年冬，《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拿着从日本带回的冯自由的介绍信，前往香港会见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希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误会，遭到了冷淡的待遇。苏曼殊此时空有救国之志，而无救国之门，且又生计断绝，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然而脱离红尘的和尚生活，显然是与苏曼殊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相违背的，因而还没有等到取得正式和尚资格，便乘师父外出募化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逃回了香港。可见苏曼殊的出家，是出于走投无路或一时气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虽然从此而自称“曼殊和尚”，但除了有时剃剃光头、穿穿袈裟之外，与常人毫无不同之处，并且依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就在他“出家”后刚刚回到香港的一九〇四年春，因愤于保皇派猖獗，曾决心用手枪暗杀保皇派头目康有为，经陈少白极力劝阻，才没有实行。同年秋，苏曼殊又在湖南长沙加入了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并参与了该会准备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的策划工作。起义因事先泄露而流产后，苏曼殊又参加了华兴会部分会员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另立爱国协会，准备暴动和暗杀工作。

上述事实说明，早期的苏曼殊，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先驱者之一。

二

不过，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主要功绩不在于对旧世界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在于运用“批判的武器”，为辛亥革命开辟道路。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规定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由于满洲贵族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曾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二百多年的民族压迫，积累了深刻的民族仇恨，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最强调的口号是“排满”。苏曼殊也不例外。他认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满洲贵族，是一伙“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是造成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千方百计激发全国人民的反满情绪。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历史上汉族的民族英雄，如宋末蹈海殉国的陆秀夫，明末客死日本的朱舜水，明末起兵抗清的郑成功等，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则效法革命党人印发《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的办法，专门搜集清兵入关之初，残酷屠杀广东人民以及广东人民英勇反抗的历史记载，写成了《岭海幽光录》,“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5404234。这里举一则短故事为例：

丁亥某月，益阳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俱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相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含殓，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杀。

短短百十个字，不但揭露了清兵的罪行，而且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这样的作品出现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无疑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苏曼殊强调“排满”，确实说明他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且这种宣传很容易产生掩盖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的消极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口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这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满洲贵族所把持的朝廷，不但完全丧失了保卫自己祖国的能力，而且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它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反满也就是反帝，也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5404235其次，在满洲贵族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中，“排满”这个口号始终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清政府统治的共同口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辛亥革命时期强调这个口号，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革命力量，孤立反动势力。因此，无论就这个口号的实质还是它在当时所具有的策略意义，都是应该肯定的。

苏曼殊的反帝情绪除了通过反满的曲折方式加以表现之外，还通过别的方式反映了出来。比如他在一九一〇年写道：“上国亦已芜，黄星向西落。青骊逝千里，瞻乌止谁屋？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诗中不但写出了帝国主义列强蹂躏我国大好河山和我国人民流离失所无所归依的残酷现实，而且反映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完全灭亡中国的无比担心。再如，英国诗人拜伦，不但写了不少具有“叫喊复仇和反抗”5404236精神的诗歌，而且亲自参加过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苏曼殊把拜伦引为异国知己，终生对拜伦怀着崇敬的感情，不但翻译了《拜伦诗选》，而且到处引用拜伦的诗歌。这当然也应看作是苏曼殊反帝思想的曲折反映。至于苏曼殊翻译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其用意就更加明显了。该书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英帝国主义灭亡了印度，并且对印度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或以麻绳束之树梢，揭铳射之，而观其避丸也；或以刃剜肠，塞以败絮，而观其手舞足蹈也；或以尖针钉其两目，投向潮流，而观其浮沉上下也”；或用大炮轰击人群，而诡称是“传布上帝爱人之道，若午夜钟声也”。印度人民忍无可忍，前后三次奋起反抗，虽然均遭失败，但他们大义凛然、英勇复仇的精神，却可歌可泣。苏曼殊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显然有两个目的：一是用印度灭亡的事实，向中国人民发出警告；二是用印度人民的反抗精神，来激励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此外，苏曼殊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买办、西崽之流，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在《呜呼广东人》一文里，对这些无耻之徒的丑恶嘴脸作了维妙维肖的描绘：“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别人之祖宗为祖宗”;“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掉，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来欺压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苏曼殊的家庭就是靠吃洋饭发财的，他的父亲就做了一辈子买办，他的其他亲属和亲戚当中也不乏这一流的人物。因此，他对帝国主义奴才的谴责，也就更加难能可贵。

苏曼殊反封建的思想也是相当强烈的，他的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传统观念的许多方面。早在一九〇三年，即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尚处于准备阶段，而苏曼殊也只有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孔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里应该指出，反孔思想当然不自苏曼殊始，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和某些封建文人，都对孔子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苏曼殊的反孔思想却有新内容。第一，他是从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来批判孔子学说的，因而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奴隶教训”。第二，他的反孔思想又是建立在对于劳动人民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可以他批判孔教中的“孝道”为例。他说：“凡人做事，都要按着天理做去，却不问他是老子不是老子。而且我的身体虽是由父母所育，但是我父母，我祖宗，不仗着世上种种人的维持，哪能独自一人活在世上？就是我到这世上以后，不仗着世上种种人的养育教训，也哪能到了今日？难道我只好报父母的恩，就把世上众人的恩丢在一旁，不去报答吗？”更为难得的是，苏曼殊还进一步提出了用“良心”来代替传统观念的观点，认为：“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当然，试图用“天理”、“良心”来对抗封建传统观念，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缺乏思想理论武器的弱点。但是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发聋振聩的见解，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之前，苏曼殊排满、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比较突出的，这说明他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是一致的，确实起到了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制造革命舆论的作用。

但是，在任何革命队伍中，人们的思想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在根本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个成员的思想总会有自己的特点。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分子尤其复杂，因而他们的思想差别也就更为显著。苏曼殊不幸的身世和坎坷的遭遇，决定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同情穷人，憎恨富人，反对剥削和压迫。他借作品人物的口说：“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能作工的，仗着自己的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哪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这班蟊贼的妻室儿女，别说‘穿吃’二字不缺，还要尽性儿地奢侈淫逸。可怜那穷人，稍取世界上些些东西活命，倒说他是贼，这还算平允吗？”因此他得出了如下正确的结论：“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穷无立锥的穷汉。”苏曼殊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一方面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不合理，一方面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少数资本家“压抑贫民”的一种“恶组织”。因而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道的新世界”的主张。

苏曼殊关于“新世界”的理想，概括起来就是：在政治上，无论“公侯贵族劳动者”，应该毫无“区别”地一律平等；在经济上，则应实行“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的原则。具体来说，也就是苏曼殊在《惨世界》里借法国雅各宾党的名义所提出的那五条“规矩”，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样两条：一是“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二是“法国（这里的“法国”实际上是暗指中国，下同。——笔者）的土地，应当为法国的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换句话说，就是无偿地没收富人的财产和土地，平均地分给全国公民。在当时，这种主张是相当激进的。即拿土地问题来说，“平均地权”的口号虽然写进了同盟会的纲领之内，但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同意的，比如革命派的骨干分子陈天华就没有接受这种主张。可见仅从这一方面来说，苏曼殊的思想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当然，苏曼殊的这种理想，在当时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可能将它实现。但是，它的进步性是不可抹煞的，正如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当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我们不能抹煞它的进步性一样。

三

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使苏曼殊欣喜若狂。他从爪哇给柳亚子和马君武写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又在另一封给柳亚子的信中说：“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与天梅、止斋、剑华、楚仓、少屏、吹万并南社诸公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这种在苏曼殊的作品中极其少见的欢乐心情，一方面说明了苏曼殊对辛亥革命的成败至为关切，一方面也暴露了苏曼殊思想的幼稚，他把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的事实，当作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了，因而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想法。不过，无情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苏曼殊的美梦，辛亥革命的果实，几乎立刻就被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剩下的只是一个“民国”的招牌；而且就连这块招牌也大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比如袁世凯就一心要称帝，张勋更妄图复辟。在此局面下，原先的革命派发生了分化，除了孙中山等少数人外，有的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起来；有的悲观绝望，颓唐消沉下去；有的退出了政界，去当寓公或资本家；有的更后悔当初参加革命，甚至骂革命。就连鲁迅这样坚定的革命者，当时也陷入了徬徨苦闷之中，埋头于读古书和抄古碑帖了。苏曼殊也是相当消沉的。但是，苏曼殊决不象某些论者所说，从此“走上消极颓唐，用醇酒妇人来排遣苦闷的道路”。

首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原先的不少革命党人“皆乘时得位”5404237，成了民国的要人。他们慕苏曼殊之名，都争相加以罗致。此时的苏曼殊，即使不想做官，只要能够与那些新贵们虚与周旋，至少不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可是他生性“不从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5404238。因此宁肯卖文自给，或向穷朋友三番五次地乞贷，也不肯“一履”达官显宦之门。可见在众人争名夺利的龌龊环境之中，他依然能够保持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无怪乎章太炎称赞他是“厉高节，抗浮云”的“独行之士”5404239。

其次，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苏曼殊依然满怀着忧国忧民的感情，依然关心着救国救民的大事。“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叩国魂。”“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这虽然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但那家国之痛的感情却是异常深沉的。不仅如此，苏曼殊也曾经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而做过一定的努力。比如当一九一三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时，苏曼殊就发表了《讨袁宣言》，对袁世凯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说他“擅屠操刀，杀人如草”;“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并断然表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如此激昂慷慨的文字，在苏曼殊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苏曼殊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是多么愤慨。为了配合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苏曼殊更对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比如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苏曼殊即在此时发表了小说《焚剑记》，作品中所写的官兵烧杀抢掠和人民“以人肉为粮”的凄惨情景，显然就是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缩影。这一些事实说明，苏曼殊的表现，同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苏曼殊继承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例如，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九日，荷兰殖民地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庆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遭到荷兰当局的镇压，华侨三人被打死，十余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当局出动军队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华侨被捕人数竟达一千多。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南京政府也出面交涉。当此之际，苏曼殊写了《南洋话》一文，历述了华侨开发爪哇的历史功绩，谴责了荷兰殖民主义者“以怨报德”、虐待华侨的罪行，得出了“荷兰者，真吾国人九世之仇也”的结论。并向政府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非废却一切苛则弗休”；二是“重订商约，遣舰游弋，护卫商民”。这样直接抨击帝国主义的文章，苏曼殊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没有的，可见他的反帝思想更有所发展。此外，他对资本家“两个钱总比一个钱好”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物质文明”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如他借作品人物之口说：“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在崇洋风气已经盛行的当时，这种见解尤其难能可贵。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之前，苏曼殊的中心思想是“排满”的话，那么由于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清朝政府，因而他的中心思想便转向反封建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六篇小说，其主要意义也就在于批判封建礼教。如同其他进步作家一样，苏曼殊也选择了爱情婚姻问题作为小说的题材，通过对爱情与封建礼教冲突的描写，来揭露封建礼教毁灭人的幸福的反动本质。例如：《断鸿零雁记》里三郎和雪梅的悲剧，是因为三郎“家运式微”，因而雪梅之父悔婚；《碎簪记》里庄湜和灵芳的悲剧，是因为灵芳家贫如洗，因而庄湜之叔、婶反对；《非梦记》里海琴和薇香的悲剧，是因为薇香之父为穷画家，因而海琴之婶母百般破坏；《绛纱记》里昙鸾和五姑的悲剧，是因为昙鸾之舅父破产，因而五姑之养父退婚。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金钱和门第在作怪。比如，雪梅的父亲就直言不讳地宣称：“女子者，实货物耳，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海琴的婶母也恬不知耻地对海琴说：“薇香但善画，须知画者，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岂如凤娴家累千金，门当户对者耶？”恩格斯说：“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5404240苏曼殊不一定在理论上认识这一点，但由于他忠实于现实，所以能形象地表现出这个道理。这种把人的价值用金钱和门第来衡量的观念，是对人的极大侮辱，因而是一种很不道德的“道德”。但是它曾经长期被剥削阶级奉为至宝，并且严重地毒害过被剥削阶级，甚至直到现在，它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可见苏曼殊的爱情小说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有人说，苏曼殊不应该“把主人公引向凄死或出家的末路”，而应该让他们的“愤怒化为火焰，勇猛地烧向黑暗势力”，否则就是“大大地降低了小说的社会意义”。这显然是苛求于前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作家和作品时，不但要历史地看问题，而且要比较地看问题，也就是不但要把作家和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而且要与其他作家和作品进行纵横比较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武断和片面性的错误。因此，我们评价苏曼殊的小说，就应该联系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以及其他同类作品来加以研究。

苏曼殊的小说，全部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其中个别作品所写的时代背景更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朝末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经济上不能独立。仅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以及鲁迅《伤逝》里的史涓生和子君是一样的，他们的爱情悲剧都是有其必然性的。

诚然，从逻辑上推想起来，生活在旧时代的男女青年，当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遇到阻力时，似乎除了死掉和出家之外，也还有两条出路，即出走或革命。易卜生的《娜拉》，就是描写出走道路的典型作品。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娜拉走出家庭的最后结局，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5404241可见出走也不是根本出路。鲁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他笔下的子君，尽管原先很勇敢，敢于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敢于同家长“闹开”，敢于用“骄傲”来反抗世人的“冷眼”，然而最后还是回到了如同“烈日一般的威严”的父亲的家里，并且死掉了。苏曼殊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作品中作了描写。比如《绛纱记》里的昙鸾和五姑、《焚剑记》里的阿兰，就曾经为了反抗家长的专制，争取爱情婚姻的自主权而逃走的。但是他们终究逃不脱悲惨的命运，最后也都死掉或出家了。应该说，这正是苏曼殊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毫无疑问，革命确实是一条出路，而且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制度，扫除了封建礼教，男女青年才能真正掌握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苏曼殊的时代又尚未到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所统治的黑暗时代。因此，那时的青年即使有“愤怒的火焰”，也不知如何“烧向黑暗势力”。这就是说，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男女青年用革命手段反抗封建势力的可能性，当然更谈不上有这样的事实了。要求苏曼殊在作品中表现他那个时代不存在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事实上，在苏曼殊的时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只可能有两种结局：或者向封建势力屈服，或者以悲剧告终。苏曼殊不写前者而写后者，这正是苏曼殊反封建思想的表现，也正是苏曼殊的小说具有积极意义的标志。

四

苏曼殊是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当然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首先，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比，苏曼殊的消极情绪比较严重，因此，他的革命思想也逐渐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退步趋势。在早期，苏曼殊的思想是相当激进的，简直有为国捐躯的大无畏气概。这可以从他加入过一系列革命团体和极力主张暗杀活动得到证明。可是从一九〇五年以后，他的消极情绪便逐渐暴露了出来。他没有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尤其是他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咏叹个人身世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一点上，他的诗作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现存近百首诗中，咏叹身世之作占了绝大部分。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他虽然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气节和革命思想，但消极思想也有所发展。例如，他放弃了其他题材的写作，一头扎进了爱情小说之中；这些小说虽然坚持了反封建的方向，但也流露了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绪。又如，辛亥革命的失败，使苏曼殊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没有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反而躲进了老庄“无为而治”的幻想之中，用虚构的“世外桃源”来安慰自己。如在小说《绛纱记》里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境界：“明日，天朗无云。余出庐独行，疏柳微汀，俨然倪迂画本也，茅屋杂处其间。男女自云：不读书，不识字，但知敬老怀幼，孝悌力田而已。贸易则以有易无，并无货币，未尝闻评议是非之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小说《焚剑记》和《天涯红泪记》里，也有差不多同样的描写。这与前述“新世界”的理想相比，显然是一种倒退。还有，由于苏曼殊对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所带来的流弊，诸如妇女束细腰、讲奢华、爱情不专一等现象缺乏正确的分析，因而又留恋起某些封建道德来，不但重复“女人是祸水”、“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谰调，而且反对妇女上学，尤其反对妇女留学，甚至说“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这说明苏曼殊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是较深的，因而他反封建的思想也就既不能彻底，也不能巩固，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封建尾巴便会不自觉地露了出来。

其次，苏曼殊虽然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有所认识，并且曾经积极投身于拒俄运动，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反帝的倾向。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从他很少直接攻击帝国主义而极力谴责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来看，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不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而是中国人不争气。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恰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帝问题上的软弱性。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而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再加上它以西方资产阶级为师，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不但不敢公开反帝，而且对帝国主义充满了幻想，希望在帝国主义许可下进行所谓“秩序的革命”。苏曼殊始终未提出反帝的口号，其主要原因也在此。

第三，在苏曼殊的思想中，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明显矛盾。他虽然赞成用联络会党、“大起义兵”的“狠辣手段”来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但他似乎更重视个人暗杀和侠客式的抱打不平。关于这一点，除了他曾经准备暗杀康有为和赞成华兴会的暗杀政策外，他还在《女杰郭耳缦》一文中极力赞扬美国虚无党头目郭耳缦和全世界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更在《惨世界》里塑造了一个专门用暗杀手段来除暴安良的侠客形象明男德。明男德这个形象，显然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也是作者前期思想的化身。因此具体分析这个形象，有助于深入了解作者的思想矛盾。在作者的笔下，明男德被写成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同情弱小，憎恨强霸，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他是一切邪恶势力的天然敌人，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忠实朋友。他立志要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平，声称：我“活在世界上一天，遇着一件不平的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就不能听他过去”。他甚至说：“我想救这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由此可见，作者是极力想把明男德塑造成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式的英雄人物的。然而明男德的全部业绩却只有如下几件：从监狱里救出了犯人金华贱；从一个坏老太婆手里救出了弱女子孔美丽；暗杀了村官满周苟；暗杀总统而未遂。这个人物显然是作者幻想的产物，毫无生活根据，因而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以致他亲手创造了这个救世主式的人物，最后又让他一无成就地自杀了。这种从个人英雄主义的顶峰而一下堕入失败主义泥坑的现象充分反映了苏曼殊无所适从的苦闷心情。

造成苏曼殊思想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过分强大，革命力量的相对薄弱，辛亥革命进行中的挫折和最后失败，以及苏曼殊身世的不幸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他产生过消极作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苏曼殊的阶级出身和世界观的局限，致使他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固然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却是愚昧落后的，甚至认为他们是“做惯了奴隶”的人，是“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的“贱种”，是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小人”。关于这一点，可以举《惨世界》里的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金华贱因为穷饿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关进了监牢。明男德闻讯而不平，于是不远千里，不惜讨饭前往，把金华贱救了出来。可是当金华贱知道明男德身上尚有几两银子后，竟乘明男德睡觉之际，偷走了明男德的钱，并差一点把他杀死。另一个例子是：村官满周苟借势欺人，讹诈了某商人一千元，弄得商人不得不出国谋生，留下妻子和女儿在家挨饿。明男德同样抱打不平，暗杀了满周苟，为商人报了仇。可是当商人的妻子知道官府悬赏捉拿凶手后，居然为了几个赏钱而出卖了她的恩人。这说明，在苏曼殊看来，劳动人民是既可怜而又很坏的。正由于苏曼殊对人民持有这种错误的看法，所以他只把人民看作被拯救的对象，而不把他们看作依靠的力量。这样一来，苏曼殊就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地位，在他面前，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盟的强大敌人，一方面是需要拯救的汪洋大海般的人民大众。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所有现实的一切感觉。”5404242脱离并藐视群众的苏曼殊，恰恰就是这样的“弱者”，因此他把拯救社会的重任寄托于幻想中的个别英雄人物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弱点当然不只苏曼殊存在，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它也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因而具有典型意义。不过，苏曼殊毕竟没有让幻想的英雄人物“打败了敌人”，相反地倒是让幻想的英雄人物最后失败，这说明苏曼殊还没有“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是苏曼殊政治头脑清醒的表现，也是他比侠义小说作家高明之处。

这里需要特别谈一谈苏曼殊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因为有些研究者显然夸大了佛教对苏曼殊的消极影响。

毫无疑问，苏曼殊对于佛教的兴趣是异常浓厚的，从一九〇四年以后，他数次南游，学会了梵文，写过《梵文典》、《初步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等专著，还和章太炎一起发表了《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和《告宰官白衣启》两文，在其他作品和书信中也时常谈到他对佛教的看法。由于佛教本身的落后性，特别是它那“四大皆空”的虚无主义思想，对于身世不幸和遭遇坎坷的苏曼殊来说，确实不失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痛苦的解脱，因此佛教对于苏曼殊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问题的全部。

首先，苏曼殊坚持无神论，而反对有神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天主教和佛教的看法上。他在《惨世界》里借明男德的口说：“这世上的人，天天说什么‘上帝’。你以为真有什么上帝么？不过因为上古野蛮时代，人人无知无识，无论什么恶事都要去做，所以有些明白的人，就不得已胡乱捡个他们所最敬重的东西，说些善恶的果报，来治理他们，免得肆行无忌，哪里真有个上帝的道理呢？”这种解释当然并不完全正确而且暴露了苏曼殊对劳动人民的错误认识，但他否定上帝即否定神的存在的观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也就是苏曼殊不信天主教的主要原因。苏曼殊推崇佛教，同样基于这种无神论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一个人，是一个“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众生”的思想家；佛教的教义（佛经）也不是神学，而是如同哲学那样的一种思想体系。由此可见，苏曼殊否定天主教而推崇佛教，不是一般的宗教偏见，而是他反对有神论、赞成无神论的一种表现。

其次，苏曼殊不是一个盲目的佛教信徒，而是一个致力于佛经研究的学者。这不仅表现在苏曼殊身为和尚而完全不遵守教规，尤其表现在他对佛教的看法上。他清醒地看到了佛教的腐败和佛教徒的堕落，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通过对佛教历史的考察，指出在佛教中流行的所谓“应赴”（即所谓“礼忏”）之说，“古未之闻”，完全是后来的佛教徒为了愚弄人民，骗取钱财而捏造出来的。他曾多次重复过这样一段话：

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从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

他也批判佛教崇拜偶像的迷信恶习，认为那种“人人花费许多银钱，焚化许多香纸，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是一种“野蛮”而又“可笑”的行为。他尤其厌恶佛教徒趋炎附势的奴才思想，揭露他们“趋逐炎凉，情钟势耀”;“附会豪家，佞谀权势”;“宰官当前，跪拜惟谨；檀施在目，归命为依”等无耻行为，认为这一切连“市估”都不如，只能“比迹倡优而已”。根据佛教的腐败和佛教徒的堕落，苏曼殊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主张，其中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恢复佛教的独立性，即发扬“不臣天子”、“睥睨贵游”的精神；二是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即“割断贪痴”并培养人们的“利他”精神。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佛教对苏曼殊有消极影响的一面，然而恐怕也不能一概抹煞它对苏曼殊积极影响的一面，比如苏曼殊深切同情贫苦人民、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进步思想和高贵品质，大约就与佛教“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和“四大皆空”的虚无主义不无关系。不但如此，苏曼殊至少在主观上试图从佛教中寻求一种思想武器，以教育人民，并与统治者对抗。这种现象，在近代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谭嗣同和章太炎也都热心于佛学的研究工作，章太炎更提出过“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5404243的主张。对于这种现象，当然不应该完全肯定，因为任何一种宗教，归根结蒂都是精神鸦片，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它为其革命服务，终究是徒劳的。因此，苏曼殊对于佛教的浓厚兴趣，主要暴露了资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贫乏。但是，苏曼殊对于佛教，毕竟不是盲目迷信，因而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正如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不能一概否定一样。

五

无庸讳言，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苏曼殊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严格地说，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是不成熟的，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主要是由下列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苏曼殊享年短促，只活了三十五岁，他的作家生涯更只有十多个年头。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英文、法文、梵文、日文等多种外语和研究佛学等，同时由于贫困潦倒，又不得不从事教育工作和四处流浪来维持生计，这样一来，他用在创作上的时间也就很有限了。其二，苏曼殊在创作上的准备是不充分的。据苏曼殊的同学冯自由说，苏曼殊在大同学校期间，“性质鲁钝，文理欠通，绝未显其头角”5404244，甚至直到一九〇三年即苏曼殊开始创作的时候，他还处于“汉文的程度实在不甚高明”，连做诗的“平仄和押韵都不懂”的地步，后来“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不管是古人的，是现代的，天天拿来读。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5404245。可见苏曼殊是边学习边写作的。因此，苏曼殊的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苏曼殊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因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加之在历史舞台上存在时间的短暂，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都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就。在文学方面尤其如此，它没有也不可能掀起象欧洲资产阶级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当然也并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因而既不能与地主阶级的文学媲美，更不能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争胜，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是最贫乏的一段。苏曼殊就出现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并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工诗文，善绘画，尤其擅长于写小说。他还在短短的一生中学会了英文、法文、梵文、日文等多种外文，成为近代最早的翻译家之一。他对佛学和语言学也有相当的研究，编撰过《英汉辞典》、《汉英辞典》、《粤英辞典》等多种工具书。据有人统计，苏曼殊的创作、译作和著作加起来共有三十种左右，只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仅就这一点而言，苏曼殊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地位就是确定无疑的。有的文学史家把苏曼殊这样的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而拿根本没有文学作品或只有极少文学作品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来填补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空白，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思想史。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大小军阀，一方面明里暗里复辟封建主义，一方面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致使我国既没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又更深地陷入了殖民地的泥潭。在此情况下，原先的进步作家陷入了苦闷之中，有的保持沉默，有的甚至堕落。就连鲁迅那样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作家，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一九一七年这一时期中，也几乎没有写什么作品。因此，在文学领域，当时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政治上的黑暗和进步文学的沉寂，给落后的乃至反动的文学造成了可乘之机，于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便猖獗起来，甚至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坛。苏曼殊处在这样的时代，既没有保持沉默，也没有与文学的逆流同流合污，而是继续坚持了反封建的方向。他的六篇小说全部产生于这一时期，这在他的整个创作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当然，这些作品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们内容狭窄，全部描写爱情题材，尤其是没有反映反帝的内容。但是，在大部分进步作家保持沉默和文学逆流猖獗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的了。这里丝毫没有贬低鲁迅的意思，因为鲁迅的伟大贡献不在于这一时期，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当鲁迅于一九一八年用他的《狂人日记》吹响了新文学运动的号角的时候，苏曼殊已经去世了。可见苏曼殊虽然比鲁迅晚出生三年，但就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来说，苏曼殊却比鲁迅早一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因为鲁迅后来成为伟大的作家，就去尽量拔高早期的鲁迅；当然更不能因为苏曼殊的早死，而责备他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

第三，苏曼殊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他的诗就很有特点：既不同于一句一典、乃至一句数典的“书袋诗”，也不同于专用古奥字眼、或专写古人古事的“学问诗”，又不同于激昂慷慨、以豪言壮语取胜的“新派”诗；而是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清新自然，端丽隽永。抒情则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

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首诗都是在写景，然而都透露出作者热爱生活的欢乐心情和健康思想，因而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中有画、情景交融的好诗。有人借“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诗句来形容苏诗，固然失之于过誉，然而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艺术性普遍不高的近代文学中，苏诗确有它的独到之处。

第四，苏曼殊生活的时代，正当中国的旧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过渡和西洋文学开始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都起过先导和桥梁作用。他最早翻译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印度小说《娑罗海滨遁迹记》以及拜伦和雪莱等人的诗；同时又编辑了《汉英三昧集》，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古代文学。此外，他的诗虽然采用传统的旧形式，但它们浅显易懂，已在向新体诗靠近了。而他的小说，则更试图把中国旧小说和西洋小说加以结合，既保留了中国旧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注重自然环境、人物心理、人物外貌描写等长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正因为如此，苏曼殊才被后世所推崇，不仅他的作品风传海内，而且连某些新文学作家也受过他的影响。

综观苏曼殊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在文学上也是有贡献的，因此他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

六

苏曼殊的作品，解放前曾以全集和各种专集的形式一版再版，其版本不下十几种。可是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却从来没有再版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原有的版本也差不多散失殆尽。本着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精神，我们选择了苏曼殊的代表作——小说和诗，编成了这个集子。本集共收小说七篇，诗一〇二首。据记载，苏曼殊还著有小说《人鬼记》和《无题诗三百首》，可惜都失传了。

苏曼殊的这七篇小说和一〇二首诗5404246，最初都分别发表在报刊上：《惨世界》载《国民日日报》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原书名为《惨社会》，只连载十一回。第二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单行足本，并改名《惨世界》）,《断鸿零雁记》载《太平洋报》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七日，《天涯红泪记》载《民国》第一年第一号（一九一四年五月）,《绛纱记》载《甲寅》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一五年七月）,《焚剑记》载《甲寅》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一五年八月）,《碎簪记》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非梦记》载《小说大观》第十二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〇二首诗则大部分原载《南社丛刻》，少数散见于《国民日日报》、《太平洋报》、《生活日报》、《民国》杂志等。

此次重印时，我们搜集到了如下的版本：《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的原刊本，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周瘦鹃编《曼殊遗集》，罗芳洲编《苏曼殊遗著》，柳无忌编《曼殊大师纪念集》,《苏曼殊小说集》，周瘦鹃编《燕子龛残稿》，胡韫玉编《南社诗选》。凡有原刊本可据者，即以原刊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后出各本加以校勘；无原刊本可据者，则以后出各本互勘，择善而从。为了尽量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只改正明显的错别字和其他文字上的讹误，在内容上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在诗歌部分，凡遇到异文而又通顺可读且又无法判断何者为原作时，则异文并存。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一律加上新式标点，并将小说加以分段。

本书分小说和诗歌两个部分。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思想发展的脉络，均在每篇作品的题目之下标明其写作年代，并按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加以编排。个别几首诗无法考其写作时间，则一律编排于诗歌部分的末尾。小说《天涯红泪记》是未完之作，而《惨世界》则是创作和翻译混合的作品，因而均作为小说部分的附录。

选编和校点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谨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裴效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