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渊源上讲，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来自于西方。对西方现当代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的重要理论任务。在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13种理论模型或者研究路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无论是其理论观点，还是理论方法，都处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前沿；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范畴和理念，对于传统行政学理论而言，是革命性的；对于中国政治学界和行政学界来说，更是全新的。客观的介绍，持中的评价，正是这部著作力求达到的目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古典公共行政学时期（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在40年代开始解体，西方公共行政学由此进入了一个范式分裂、竞争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公共行政学都陷入了一种身份危机的状态。为了走出这种身份上的危机，西方公共行政学家一方面反思了传统公共行政学，尤其是传统西方公共行政学在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致力于公共行政学的重建。在这种重构公共行政学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新理论，甚至自然科学的新理论，都被引入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各种主要理论几乎都被运用到公共行政学。毫无疑问，这种广泛而多样化的理论引入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它拓展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也推进公共行政学研究在理论深度上的发展。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在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方面，西方公共行政学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公共行政学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也越来越发达，各种专业性的研究团体都在公共行政学中涌现出来，并发展成一些相对独立的研究组织。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公共行政学在一些专业领域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例如在政策分析和公共预算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发展都使得西方公共行政学最终能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身份危机中走出来，并逐步恢复某种学科上的自信。

目前，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存在三种基本的研究取向：解释性研究（实证主义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在这三种研究领域，西方公共行政学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献。本书在选择介绍的理论时，兼顾了这三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并努力全面地介绍和评估这些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最新发展。本书第一、二章介绍了公共行政学中的精神分析研究和批判研究。这两章展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这种研究取向的主要特征与路径。第三章介绍了公共行政学中的混沌理论研究。这一自然科学新理论有助于公共行政学反思传统公共行政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构建在传统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线性思维的局限性。第四、五章涉及新制度经济学在公共行政学中的运用，分别介绍和评估了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行政学中的运用。第七章介绍了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街头官僚理论。第八章介绍了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官僚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突破和最新发展。这四章充分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实证主义研究方面的发展。第九章介绍了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公共利益理论，展示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规范理论上的进展情况。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专业领域的发展，本书在第十章介绍了公共预算理论在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发展及其现状。在第十一、十二章介绍了公共管理和领导理论在西方公共行政学中的发展。在第十三章，本书介绍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比较研究这一领域的现状和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行政学逐渐凸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研究取向，主要是实证主义方向的研究，致力于将公共行政学建设成为像经济学那样的社会科学，并最终构建一种行政科学。另一种研究取向则对这种科学的取向持有异议，从而对实证主义方向研究持有保留态度，转而致力于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取向上的对立必然会在公共行政学内部导致一些理论上的冲突。而本书的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哈默和古德塞尔在官僚制上的争论。该争论正好体现了这种研究取向上的根本冲突。

暂无简介

用户未登录无权限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