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年文学的历史地位

六年文学的概貌——六年文学的历史渊源——六年文学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谁也没有料到，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竟如此迅速地重新站立起来。更没有人会料到，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十年文坛荒芜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非但迅即复苏，而且短短六年间便达到空前繁荣的境地。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到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六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伟大历史性转变的时期。现在是很少有人再怀疑，或者说不能不承认，六年文学尽管也存在着前进中的这样那样问题，但成绩是巨大的，国内的广大读者这么看，国外的许多朋友也这么看。

是的，从有新文学以来，或新中国建立以来，可有过什么时候曾象这短短六年，涌现过这么多文学出版物、文学期刊？发表过这么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评论？开拓过这么广阔的生活题材？塑造过这么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呈现国这么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风格？活跃过这么兴旺的、简直灿若繁星的作家队伍呢？

六年中，我们的文学期刊从仅剩《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寥寥数种，发展到今天，仅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便超过200种。不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文学月刊，而且大多数省区还创办了大型文学丛刊。象《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发行量都高达数十万份，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全国文艺期刊的年发行量，一九八一年便达到十二亿册以上。文学书籍的需求量同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不少著名小说，象《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和《李自成》等，都销行数百万册。据不完全的统计，如果包括专区和县一级创办的文学刊物在内，全国文学刊物已超过千种。文学出版物的这种繁荣状况，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

六年中，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诗歌以数万首计。小说方面，仅据《小说月报》一九八二年所附全国三十七家主要文学期刊一年刊载的小说目录，长篇就有72部，中篇有343部，而短篇则高达3119篇。截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六年间发表和出版的中篇小说近1500篇，长篇小说达500多部。一九七九年以来，戏剧、电影的年产量也连年增长。几年来，儿童文学读物也已出版3000余种。如果加以比较，则六年新时期发表和出版的中篇小说篇数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而一九八一年长篇小说出版的部数，几乎相当于五十年代产量最高的一九五九年的四倍。当然，数量并不说明一切。文学的成就主要得看质量。但没有一定的数量，也难有一定的质量。数量至少说明文学创作繁荣的程度。至于质量，连年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作品之多，便说明有相当多作品达到优秀的水平线以上。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历史小说的优秀之作，其思想和艺术水平已超过建国初期的十七年，这差不多是评论界和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了。

六年中，我们的文学题材突破一个又一个人为的禁区，可以说天上、地下，历史、现实，神仙鬼怪，鸟兽虫鱼，以及宇宙来客、未来世界，无不收入作家的眼底。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画卷，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战争到和平，从光明到黑暗，从重大历史事件到个人内心的曲折波澜，都被作家剪裁结构，点墨敷彩。而这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也形形色色，琳琅满目。从英雄到小丑，从历史事件中的传奇人物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普通人，应有尽有；而且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形神毕肖的形象和许多富于八十年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功造型，接踵出现，以其夺目的光彩，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由于多视角、多层次地摄取生活和塑造人物，文学的全息银幕上出现了空前复杂、彩色斑斓而又富于立体感的艺术图象。社会主义四化的宏伟进军，十年内乱的沉痛伤痕，民主革命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历史人物威武雄壮的风云搏斗，都仿佛编年史般地向读者展示着它们的多姿和丰彩。

六年中，随着文学题材、人物的广泛开拓，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也日益多样化。各种文学门类和体裁、样式都迅速发展，科学文艺和电影文学也走向繁荣，还出现了电视文学（电视剧、电视故事和小品）、诗电影以及电影化的小说和话剧等等新形式。诗坛上，不仅新诗和旧体诗词并存，而且作为诗歌主流的新诗则更是自由诗与格律诗分镳并骋，楼梯体、对仗体、十四行体和长歌短句，竞相争妍。意识流的描写和心理结构的引进，使诗歌、小说、戏剧、电影，都发生形式和风格的新变化。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心态小说以及心理戏剧和电影。于是，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我们便看到色彩缤纷的各种花卉竞相开放：从传统的民族形式，直到汲取外国作品表现手法的各种探索；从《老二黑离婚》、《李有才之死》那样赵树理式的作品，直到王蒙的《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那样的创新；社会主义的喜剧、悲剧、正剧，无不见于舞台；讽刺诗、哲理诗、政治抒情诗、爱情诗，都以各自的格调，一起涌上诗坛。散文和报告文学也异彩纷呈，从诗一样的散章短句，直到《命运》那样的长篇报告文学，都展现于读者面前。这难道不是一个繁花似锦的真正春天吗？

六年中，我们的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尽管斗换星移，象郭沫若、茅盾那样的文学巨星，以及郭小川、何其芳、柳青、李季等那样优秀的文学战士，在这期间先后谢世，给我国文学事业造成巨大损失，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许多作家，象巴金、叶圣陶、冰心、丁玲、周扬、夏衍、阳翰笙、胡风、曹禺、沙汀、艾芜、张天翼、肖军、艾青、臧克家、林默涵、陈荒煤、刘白羽、张光年、欧阳山、田间、姚雪垠、严文井、贺敬之、冯牧、孙犁、梁斌、马烽、康濯、吴强、杨沫、秦兆阳、韦君宜、胡采、罗荪、严辰、邹荻帆、秦牧、郭风等，都还健在。他们除继续创作外，大多还担负着文艺界的领导重任。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仍然年富力强，如王蒙、刘宾雁、李准、刘绍棠、从维熙、王愿坚、杜鹏程、茹志鹃、刘真、李瑛、公刘、那燕祥、峻青、浩然、宗璞、邓友梅、高晓声、张弦、陈登科、鲁彦周、白桦、叶楠、孟伟哉、雁翼、晓雪、彭荆风、丛深、崔德志、柯岩、黄宗英、玛拉沁夫、敖德斯尔、饶阶巴桑、金哲、超克图纳仁、克里木、霍加、铁衣甫江等，而今正是文坛上承前启后的中坚。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文学新星。象蒋子龙、谌容、刘心武、张洁、冯骥才、张抗抗、陈建功、韩少功、王安忆、路遥、贾平凹、叶文玲、张一弓、右华、莫应丰、叶蔚林、孔捷生、周克芹、何士光、叶辛、杨佩瑾、张贤亮，王润滋、程树臻、苏叔阳、沙叶新、李国文、中杰英、宗福先、陈祖芬、理由、李玲修、雷抒雁、杨牧、舒婷、傅天琳等，他们中虽然也有早就从事业余创作的，但成为文坛活跃的生力军而驰名于全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我国新文学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曾经取得伟大的战绩。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又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抗战文艺的兴起，文学艺术跟整个文化运动一样，都有极大的发展。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5424388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国革命文学无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又都开拓了新的局面。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学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以白话为表达工具，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学体裁和样式，开拓了十分广阔的题材领域，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典型，在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历史现实，鼓舞他们与黑暗抗争，为争取美好未来而奋斗方面，起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在这过程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队伍，造就了一批新文学的宗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文学尽管受到左倾错误的危害，特别是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年的摧残和破坏，前十七年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间先后产生了象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堪为新中国文学光荣标志的长篇小说；还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将军三部曲》，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优秀诗篇；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梅阡的《胆剑篇》，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优秀话剧，以及《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林则徐》、《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等优秀电影文学。各种文学体裁和样式，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作家的队伍，比解放前远为壮大。文学期刊和出版物的印行量，也比解放前增长几十倍。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文艺战线左的倾向已经抬头，到后来更越演越烈，既助长了文学中粉饰现实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也给文艺的健康发展带来损害。但那个时期的文学，从主体看，在反映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塑造现实生活中的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形象，在革命的思想倾向性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统一，在努力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式和风格等方面，比之解放以前，都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踏上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要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并给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带来令人痛心的劫难，那么，新中国文学的成绩肯定会更加灿烂夺目的。

新时期六年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继续，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的复兴，它所取得的成绩，从许多领域和方面看，超过了建国初的十七年。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六十年来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茅盾逝世前曾说：“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上面，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5424389这个论断是符合事实的，而三十多年的新中国文学中，六年新时期文学尤其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它之前中国出现了十年的文学浩劫，甚至其中有五年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全然没有新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六年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获得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必然带有新的历史特色，也有可能沿着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正确的道路前进。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说，新时期六年的文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六十年来我国新文学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而且还是文学在反映现实题材，描写人物典型，开拓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道路最为宽广的时期。它的繁荣兴旺的景象，在世界文坛上也是罕见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虽然为时短暂，它在我国文学发展方面的彪炳功绩，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示其不可泯灭的意义。有些作家在这时期，也许将标志自己一生所攀达到的高峰。有些作家从这时期起步，将可能踏上未来伟大作家的阶梯。这是个新旧交错的时期，也是除旧布新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和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都在六年文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回顾新文学六十年的发展，面对这时期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我们不能不充满由衷的欣喜之情。

这是从思想僵化走向思想解放的六年。

这是破除个人崇拜和打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使人民民主得到发扬，艺术领域人为的“禁区”被不断突破的六年。

这是文学从十年历史迷误的黑暗胡同里走出，阔步迈向未来光辉大道的六年。

果实累累，当然还是初步的收获。但要知道，文学之树的每一簇金色的果实，都因其根须深深扎在经受了风暴雷电的中国土地上，都从六十年来文学先辈和当代作家自己所得到的宝贵经验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中汲取了养料和水分，才茁壮成长起来的。

二、六年文学的发展进程

发端和序幕——初步复苏阶段——欣欣向荣阶段——历史性转变的完成

新时期虽然肇始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但六年文学的发端和序幕，却应该追溯到“四·五”人民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革命诗歌。

一九七六年初，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万分悲恸。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欣喜欲狂，弹冠相庆，加紧他们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甚至限制和禁止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对于社会主义成果将要丧失殆尽的深切忧虑，对于“四人帮”一伙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切齿痛恨，一起汇成广大群众心中的怒火，象溶岩在地底运行，丙辰清明节终于冲出地面喷发了。在北京，数百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抬着无数洁白的花圈，走向天安门广场，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以诗文为武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怒斥罪恶的“四人帮”。全国各大中城市也出现同样愤激的人流。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觉地不顾一切地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创举，也是现代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壮观的一页。

当时，这场人民革命运动虽然被“四人帮”一伙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然而，棍棒和锁链无法扑灭和禁锢人们心灵上的诗的火焰。天安门革命诗抄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召唤人们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战斗。“四人帮”反革命狰狞面目在人民面前彻底暴露，这就为他们的覆亡敲响了丧钟。

欲悲闻鬼叶，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短诗典型地概括了当时我国各族人民悲痛而愤怒的情绪。人民的剑终于呼啸着出鞘了。“四人帮”落人人民的法网，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大厦被保住了。人民沉默的愤怒又化为狂热的欢欣，在十月胜利的日子，整个中国沸腾了。

不了解以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光荣标志的“四·五”人民革命运动，就很难理解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尽管天安门革命诗歌大多是急就章，难求艺术的精美，并且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但这些诗篇中跳腾的火焰、炽烈的激情，是深深扎根于受尽十年动乱岁月苦难的中国土地，喷发自人民向往光明未来的心坎。亿万群众对历史的巨大责任感，他们为保卫和创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以及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程中光明与黑暗严峻搏斗的清醒认识，都凝结于雪片般的诗篇中，给予新时期全面复苏的我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正是天安门革命诗歌所体现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时期广大作家的思绪，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新时期六年文学主导的思想倾向。

十月胜利后，六年来的文学是在“四·五”人民革命运动的启示下前进的。它的历程也不平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初步复苏阶段

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活跃在文坛上的是诗歌。丙辰清明被压制的人民心底的诗情，随着十月胜利的锣鼓和鞭炮声，再次象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化为庆祝人民胜利的欢歌和悼念革命先烈的悲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便是当时这方面脍炙人口的诗章。诗，弹响自己的琴弦，也拨动广大人民的心弦。诗朗诵风靡一时。首都体育馆的万人朗诵诗会，台上台下热泪盈眶，歔欷与共，可谓盛况空前。曾被江青宣判“死刑”的话剧，也很快复活。第一个出现于舞台的话剧，便是以揭露江青之流的丑恶嘴脸为主旨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随之，歌颂贺龙元帅的《曙光》和缅怀周恩来总理的《丹心谱》、《报童》，也先后登台。一九七七年岁末，文学的轻骑兵——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也以骁勇的新姿驰骋于文坛。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短篇小说创作走向一个新的起点，为正确处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关系，创造了可贵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还与卢新华的《伤痕》一起，开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伤痕文学”的先河。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描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在一九七八年春、夏的出现，不仅打开了文学里知识分子题材的“禁区”，也为报告文学提高文学性，拓出了更加宽广的道路。以缅怀革命先烈和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题材的挽悼散文，有如素馨的鲜花大批出现，更是这一阶段文学的突出现象。一九七八年后，电影文学、儿童文学、科学文艺也开始活跃，产生了比较引人注目的一批初步成果。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多时间里，文学主题基本上仍是天安门革命诗歌主题的延续和扩展。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归结起来，其主题也就是揭批罪恶的“四人帮”，歌颂革命的老一代。话剧《于无声处》的创作和演出，就是这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主题的集中体现。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宣布恢复活动，同年六月《文艺报》复刊，这对推动文学艺术的全面复苏，起了积极的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界为文学创作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是开展对“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和反动文艺路线、文艺谬论的批判，而后又推倒压在革命文艺工作者头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还积极重评了许多被长期否定、被诬为“封资修黑货”的优秀作品，对形象思维问题和“伤痕文学”现象也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讨论。这一切，不仅使许多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很快地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重新从事文艺活动，而且使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悠久的光荣传统，重新得到肯定和发扬，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文艺从左的没有前途的轨道，转向新的充满生机的道路上来。

但是，这个阶段，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各项工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障碍。创作中继续有不少作品宣扬个人崇拜，宣扬“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宣扬“农业学大寨”之类。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在文学创作中仍较普遍。将原来“批走资派”的作品，简单地改为“批造反派”的所谓“改换文学”，甚至一度流行。在涉及文艺规律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方面，长期左倾错误所设置的禁区，仍然未能突破。

第二，欣欣向荣阶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不仅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也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全会充分肯定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坚决纠正各项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引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同时，全会还决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为“四·五”革命运动恢复名誉。在这次全会的指引下，我国现代史上肇始于“四·五”运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浪潮，波澜壮阔，奔腾前进，波及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

文艺战线跟其他战线一样，也从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长期左倾教条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于是，文艺创作和理论的“禁区”一个又一个被突破，文坛日益活跃。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致的祝辞和周扬同志所作的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不仅回顾了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而且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任务，重申了发展和繁荣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次大会，对于团结全国不论过去有过何种遭遇的老中青革命文艺工作者，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而努力奋斗，起了重大的作用。其后，一九八○年初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一九八一年八月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的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更健康地发展，进一步作了重要指示，在继续强调解放思想，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指出了文艺领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要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自第四次文代会以来，党中央还多次重申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去代替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正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以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引，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蒸蒸日上，百花竞开的局面。一九七九年，各种体裁、样式的文学先后走向繁荣。短篇小说和话剧每每有引起读者、观众强烈反响的作品。中篇小说也崛起于文坛。诗歌界为“四·五”运动和张志新烈士的平反，再次掀起诗的热潮。一九八○年，长篇小说也收获累累。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科学文艺等，连年来繁荣的势头都方兴未艾。文学跟党和人民一起，对历史作深沉的思考，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扩展了。在深刻表现人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典型，探索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多姿多彩等方面，作家们都作出了引人瞩目的新贡献。

近四年来，诗歌方面出现了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名篇。而艾青的《归来的歌》、张志民的《祖国，我对你说》、李瑛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公刘的《仙人掌》、邵燕祥的《在远方》、流沙河的《流沙河诗集》、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胡昭的《山的恋歌》，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舒婷的《双桅船》等诗集，则是这几位生活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很不相同的老、中、青诗人近年劳作的结晶。

小说创作在这个阶段，成就最为突出。短篇小说中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拜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国文的《月食》、叶文玲的《心香》、张贤亮的《灵与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何士光的《乡场上》、王润滋的《内当家》、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等，俱属一时翘楚之作。中篇领域中，谌容的《人到中年》、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徐迟的《牡丹》、王蒙的《蝴蝶》、刘心武的《如意》、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兰紫》、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邓友梅的《那五》、韦君宜的《洗礼》、路遥的《人生》、王安忆的《流逝》、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等，可称近四年优秀中篇小说的代表。而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除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魏巍的《东方》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也都是这四年中出版的。这些作品，无论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其描写人物、反映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以及艺术格调的色彩缤纷，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强烈印象。

话剧和电影创作，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也硕果迭出。象话剧《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报春花》、《救救她》、《灰色王国的黎明》、《谁是强者》、《宋指导员的日记》等，尖锐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西安事变》、《陈毅出山》、《陈毅市长》、《彭大将军》等，则着力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反映各种题材的优秀剧作，四年间获奖的就有数十个。电影文学继《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傲蕾·一兰》、《二泉映月》等佳作之后，又涌现出《泪痕》、《归心似箭》、《巴山夜雨》、《喜盈门》、《邻居》、《乡情》、《沙鸥》、《西安事变》、《骆驼祥子》、《城南旧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夕照街》等受到观众欢迎的新作。题材和风格都相当多彩。

散文方面，巴金，冰心、丁玲、刘白羽、吴伯箫、秦牧、郭风、何为、丁宁等知名作家不断有佳篇新作问世。涉猎散文的中青年作家不可计数，也不乏珠联璧合的新章。报告文学领域，除徐迟、刘宾雁、黄宗英早已知名于文坛，新作灿然可观外，这一阶段，柯岩、理由、陈祖芬、李玲修等，也以卓有思想和文采的作品闻名。儿童文学中，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等老作家仍不倦地从事写作，中青年作家刘厚明、葛翠林、洪迅涛、孙幼军、任大星、任大霖以及王路遥、罗辰生等，也以新作受到小读者的欢迎。迅速发展的科学文艺，四年来更由儿童读物进入成年文学，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便是其中饶有成绩的代表。

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状态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作品中一度出现的消沉感伤的色调日益褪去，欢快奋发的情绪不断昂起。人民沉思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向“四化”进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与一切阻碍“四化”步伐的势力开战。这一切都反映在这一阶段文学的主流中。尽管四年间随着思想解放，文学艺术迅猛发展，滚滚巨流中泥沙俱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所抬头；少数文艺工作者追求商品化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创作中背离革命现实主义，或热衷于自然主义的描写，或随意胡编乱造；有的作品审美趣味庸俗低下，追求感官刺激，等等。这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四年间，文学理论思想也空前活跃，理论批评工作的成绩相当显著。理论批评界不独在“剪除恶草，浇灌佳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为促进创作的繁荣发展而推动思想解放，发扬艺术民主，探讨文艺规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努力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有力支持和对《苦恋》的必要批评，给尔后的文学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理论批评的正常开展和坚持既反左，也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老一辈理论批评家不断作出重大的贡献，一批又一批新的理论批评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

新时期六年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表明，文学的各种体裁、门类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创作高潮的涌起，也往往有先有后，交叉起伏。每一步前进和每一个突破，都需要斗争，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文学的浪涛滚滚奔腾，时有逆流回波。但六年来，它仿佛从山回水转疑无路的三峡穿出，势不可当地朝着越来越宽广的航道涌去。从复苏到繁荣，从思想僵化、百花凋零到思想解放、百花争艳，这就是飞跃。在这飞跃中，我们可以看到，六年文学较之以往，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巨变。

三、六年文学的历史特色

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同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紧密联系——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六年，在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十年内乱的这六年，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上，却占有承前启后的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六年的文学，其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及其具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也构成了它的鲜明时代特色。

第一，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发扬。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两大历史潮流。五四以来，鲁迅和郭沫若便是这两大潮流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原则，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从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作中，便日益成为文学的主流。由于它要求在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矛盾对立的现实关系中，努力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因而，其中也就实际上包含了革命浪漫主义因素。事实上，许多革命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不仅描写了生活是怎样的，还尽可能地描写了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从左翼时期茅盾的《子夜》、丁玲的《水》和后来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解放区时期的创作中，都可以得到证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建国后继续得到发展，结出了更多的果实。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正式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本来也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他历来主张“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5424390但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倾背景，加上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国文艺界先后对所谓“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开展的错误批判，不能不助长“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5424391这种早为恩格斯所反对的倾向。及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文坛的十年，文学更走向“瞒和骗”的绝境。文学一旦脱离生活真实，也必然脱离群众。“四人帮”的文学侍从们沤心沥血地炮制的种种文学膺品，尽管自吹自擂，鼓噪一时，但由于其违历史潮流而动，终被广大读者所唾弃。而天安门革命诗歌直面严峻人生，于沉沉黑夜中呼唤曙光，虽然横遭查禁，却流播甚广，又充分验证了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强盛。

这一切记忆犹新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不能不给我国作家以深刻的启示。因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强调从生活出发，重申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确认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广阔，便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强大潮流。在关于“伤痕文学”和围绕所谓“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都痛定思痛，肯定十年内乱的创伤理应在文学中得到真实的反映；肯定我们的文学既要歌颂光明面，也要揭露阴暗面。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的报告和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都指明要以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去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周扬同志指出，革命作家必须“善于发现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也勇于揭露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5424392胡耀邦同志更号召作家，“要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们的灵魂。”5424393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重要意见，都给作家以有力的思想武装，从而，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坚实和宽广的道路。

新时期六年文学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不是对于以往传统的简单恢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和积累新的经验，并从外国文学中借鉴有益的东西，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诗歌要抒“真情”、讲“真话”的呼吁中，在报告文学重获描写真人真事的复苏中，在小说、戏剧、电影等都相继弃绝“主题先行”而面向生活真实的努力中，人们都不难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前进的轨迹。作家们在不断地向当代生活和历史生活的纵深处掘进。我们的文学还从来不曾象这六年这样，以极大的革命义愤，直言无隐地去揭露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社会和心灵的种种创伤；也从来不曾象这六年这样，清醒而冷静地从历史的高度，去对社会主义三十年、甚至民主革命年代的生活历史作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使被扭曲和被颠倒的历史图画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更从来不曾象这六年这样，燃烧着炽热的社会主义“四化”的宏伟理想，勇敢地揭示现实生活的重大矛盾和斗争，有力地讴歌光明和鞭鞑黑暗。而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剖析现实，无论是歌颂先进事物，或是针砭社会弊病，新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比之过去都更重视真情实感，更注意写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影响中的各种人物、包括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并努力反映由于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必然带来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读着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读者会感到其中的艺术图画，仿佛象生活本身一样真切可感，既能够加深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又使人受到鼓舞和教育，焕发出建设新生活的信心和前进的力量。

确实，象我们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富于时代特征的典型社会关系中，去真实地描写乔光朴、陆文婷、李铜钟、张思远、梁三喜、赵蒙生、刘毛妹、解净、刘思佳这样的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在新中国过去的文学中就很难读到。这些典型人物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是任何理论概念可以演绎出来，也难于向壁虚构，其根须离不开生活的泥土，离不开作者对特定生活环境的细致考察和深入开掘。这些人物也没有被拔高、被净化或神化。他们是英雄、是新人，但又是普通人，有普通人所有的生活需求和复杂心理、丰富感情。尽管他们是理想的人物，却不是缺少生活血肉的干瘪化身。在过去，人们也不可能期待文学会出现《报春花》中的白洁这种出身不好的模范人物，《内奸》中田老板那样富于正义感的商人，《星星草》中的曾国藩，《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这样一批未加漫画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至于象“红色姑娘”谢惠敏、心灵被扭曲的少年宋宝绮，“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那样的典型形象，象《芙蓉镇》中的“豆腐西施”胡玉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天云山传奇》中的女干部宋薇那样令人心酸的命运悲喜剧，其描写的真实和深刻，也是过去新中国文学所罕有的。人物形象的丰满，富于立体感和个性化，跟心理的细腻刻画的加强分不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包括意识流的描写、象征和抽象手法的适当运用，是有助于更为真实地去刻画人们复杂微妙的丰富精神世界的。象王蒙、茹志鹃等许多作家，就在这些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和探索。应当说，这是有利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的。

当然，革命现实主义并非这时期文学的一切。实际创作中也还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和“两结合”的作品，以及只是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的作品。但应该承认，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发扬和深化，才使我们的文学实现了如下的历史性转变：与“瞒和骗”的绝境彻底决裂，从虚幻的云端回到真实的地面，从“造神”或“画鬼”的没有生命的文学，变成生机勃勃的写人的文学，从而使六年文学主流在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中，获得自己强烈的艺术力量。

第二，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紧密的联系。

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5424394列宁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写作事业应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利益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紧密联系，既表现人民的理想、愿望和情绪，又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这本是我国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曾要求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而创作、而利用，其实质也在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是，与党和人民利益保持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并非任何时期都解决得很好。例如，从五十年代末期到六十年代，由于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越演越烈，给党和人民的利益、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当时我们的文学却对此几乎毫无反映。个别敢于“为民请命”，敢为人民“鼓与呼”的文学，甚至被斥为“反党文学”。文学领域发生的这种悖谬情形，表面上似在维护党的利益，实际上则既背离人民利益，也背离了党的利益。至于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幌子，炮制包括“阴谋文艺”在内的种种“瞒和骗”的作品，与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就更不必说了。这样做，文学的路子只能越走越窄，十亿人口看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举世瞠目的怪现象，便是如此发生的。

这一切不能不唤起具有严肃责任感的革命作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深思。而“四·五”人民革命运动和天安门革命诗歌的历史遭遇，却告诉人们，忠于党和忠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新时期六年中，大多数作家都认识到，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表达人民的心声和理想，这正是党所要求的。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5424395这段话，透彻地阐明了我们党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基本看法，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给予了巨大的鞭策和鼓舞。象王蒙这样在新时期六年中具有很大代表性的作家，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在他认识中正是统一的。他说：“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向着党。而当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我们所仇恨、所诅咒、所批判的正是党的敌人，正是危害党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他又表示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做人民的代言人”。5424396

揭批林彪、“四人帮”，歌颂革命老一代，展示十年内乱的伤痕，反思社会主义历史的教训，礼赞献身“四化”的英雄，抨击阻碍“四化”的势力，呼吁重视人的问题，探讨社会主义时代的道德伦理理想，这就是新时期六年文学的基本主题。从上述主题的相互交织和递嬗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跟党和人民几年来前进步伐正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文学主题都贯穿着一个根本思想，即“四·五”革命运动所燃烧的对于真正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和对于反社会主义或伪社会主义的强烈憎恶。这时期，人民的基本情绪、要求和愿望，都不仅在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布礼》、《蝴蝶》和蒋子龙、张贤亮、李国文等作家着意反映现实的作品里，得到有力的表现；同时也在其他许多作家的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作品里，得到了普遍的表现。我们只要回顾象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艾青的《在浪尖上》、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谌容的《人到中年》、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陈毅市长》、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发表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所激起的强烈共鸣和反响，就可以看到六年文学与人民的紧密关系。文学关心人民，人民也关心文学。文学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便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文学的关心。一篇优秀作品一旦发表，作家和刊物编辑部便立即收到雪片般飞来的热情洋溢地表示支持和感谢的信，是常有的事。而不好的作品，人民群众也直率地提出批评。文学与人民密切联系的这种状况，确实是前所罕有的。

不必讳言，六年文学中也有某些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作品，包括社会效果有损于党和社会主义利益的作品；也还有情思琐屑、趣味低俗之作。但这种作品毕竟是极少数，代表这一时期文学主流的大多数作品，特别是作为六年文学光荣标志的优秀作品，应该说，无不是与党和人民休戚与共，脉息相通的。

第三，勇于解放思想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文学艺术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饱含感情的创造性审美反映。艺术作品理应带有艺术家的个人印记。文学贵在创新。如果在思想上受到束缚而丧失创造性，丧失艺术的独特感受和发现，艺术便濒于死亡。守旧永远是创新的敌人。而勇于探索的精神，才是艺术充满勃勃生机的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五四以来，从对僵死的旧文学的反叛中获得迅猛发展的新文学，正是富于思想解放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的文学。毛泽东同志说：“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5424397可以说，没有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当时的创新和探索的精神，就不会有新文学种种开拓性的发展。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为我国戏曲改革写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当时有力地促进了戏曲改革领域的百花争艳。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5424398这都是旨在充分调动艺术家、科学家的创造精神，以促进艺术和科学的繁荣发展，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后来不久，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方针便长期未被认真贯彻执行。而随着左倾错误越演越烈，左倾教条主义日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文学艺术中的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也因屡遭打击而愈来愈淡薄。无论是主题选取、题材处理，还是人物塑造、表现形式，公式化概念化现象都不断滋长。“文化大革命”十年，思想和艺术的僵化达到了极点。“样板戏”独霸舞台，一花独放，而“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之类，更成为绞杀艺术创造性的绳索。文苑的百花凋零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新时期六年文学欣欣向荣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的认真贯彻执行的鼓舞下，各种体裁的领域，无不唤起一种勇于创新和探索的精神。随着题材的禁区一个个被突破，各种人物先后进入作家的笔端，作品的形式和风格也日益百花齐放了。在此之前，爱情题材曾经绝迹，儿女情，家务事，曾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忌。历史的人物和故事，更不可以涉足，否则便有被扣上“影射攻击”大帽子的危险。知识分子尤其不能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倘若描写，也必须写成世界观未改造好、处处起消极作用的角色。而所有工厂、农村、学校的生活，都得按照“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一律要写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间人物不可以写，反面人物必须漫画化，英雄人物则应“高大全”，而且起点要高，要“挥手指方向”,“豪情满胸膛”。同时，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向“革命样板戏”学习，连诗歌也不例外。如此等等成文或不成文的森严戒律、僵化框臼，在这六年全被打破了。思想解放所推动的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昂扬，在王蒙的“自成一派”5424399以及其他作家“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追求中，都得到富于代表性的反映。差不多人人都认识到，只有勇于创新和探索，才能使文学摆脱僵化，走向欣欣向荣，从而适应新的时代的历史要求。

文学内容方面的勇敢开拓，必然推动形式、风格的开拓。风格的日益多样化尤为令人注目。风格出自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因此任何独特风格的形成，都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走向成熟。诗歌中艾青、李瑛、公刘、邵燕祥等的新作各有自己的风格，自不必说。象雷抒雁、舒婷、杨牧这样的年青诗人，诗风也迥不相同。比如舒婷，就在风格上不断有所拓新，她既有朦胧、婉约之作，也有明朗、晓畅的篇章。小说中，同以描写农村乡土风貌见长的一批作家，刘绍棠于田园牧歌中带有传奇色彩；张一弓善用幽默豪放的笔触勾勒尖锐冲突中的人物；古华每以水彩般明亮的色调，通过妙趣横生、返朴归真的语言，描画风云变幻、人物浮沉；高晓声描写人物，兼取中西技法，线条既明爽又细腻，饶有透视的立体感。周克芹的小说，写川中人物与景色，每含诗意的抒情，语言朴素而优美。以写工厂和城市生活见长的蒋子龙，泼墨豪迈、雄峻，善以敏锐的笔触捕捉人物典型的特征。也写城市生活的邓友梅，却往往从丰富的生活积累中提炼细节，调制丹青，敷写城市风习画，塑造“画儿韩”、那五之类颇有历史根底的人物。近年致力小说创新的王蒙，则揽“风云三十年，故国八千里”于笔端，打破时空顺序，以人物心理情绪逻辑来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语言机智、丰富而诙谐。话剧创作的风格，以老作家为例，既有曹禺《王昭君》的精丽华美，也有陈白尘《大风歌》的恢宏峻切和吴祖光《闯江湖》的朴实悲壮。新秀中的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明显师承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以京味儿十足的对白，刻画北京四合院中的种种人物，有如生活本身那么逼真。沙叶新的《陈毅市长》、贾鸿源、马中骏的《屋外有热流》、高行健的《绝对信号》等，则在表现形式和情节结构上借鉴西方，并力图有所创造。因而，或以主角贯串全剧，采用“糖葫芦”式结构；或引进亡灵，制造更为强烈的间离效果；或将历史与现实一起置诸舞台，以细致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凡此种种，形式与风格的异彩纷呈，在六年文学中不胜枚举。无论偏于发扬民族传统，或更多借鉴外国的表现手法，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或独辟蹊径，自创新路，我们的作家，都以自己各有千秋的创新和探索，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可贵的贡献。即使有些探索不那么成功，其勇于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也应得到鼓励。应当允许作家的探索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因为没有这种探索，文学艺术便不可能前进。

四、文学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六年文学繁荣的原因——由繁荣得到的启示——努力攀登新的艺术高峰

从历史上看，文学繁荣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们知道，马克思曾指出过，艺术生产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平衡的。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424400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学兴衰原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前提。人们只有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谈到从事精神生产。在这意义上，如果没有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复兴所保证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谈不上任何文学的繁荣。同样，这时期文学繁荣所显示出的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也与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主义在我国的确立和胜利分不开，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加速建设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我国现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分不开。

当然，文学史表明，文学繁荣常常是诸多因素汇集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社会条件外，它还需要这段时间里拥有大批富于生活经验，并且思想和艺术都比较成熟，而又葆有充沛创作激情的作家群；这些作家按照艺术规律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还要获得政治上有力帮助和不受横加干涉的保证；此外，还需要有广大的文学读者，有社会对于文学的广泛需求和实现这种需求的出版手段，等等。应该说，新时期六年文学正是很幸运地兼备了这些条件的。

首先，我们确实有着一个好的作家队伍。

我国文坛上现有的作家，尽管年龄、经历各异，思想和艺术水平也有参差，但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得到党的教育，并且几乎都经受过社会主义年代的雨露阳光的哺育和十年内乱的风云雷电的洗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热爱党和社会主义，都在生活的底层，在斗争激流和惊涛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深知这时期人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许多老作家，至今仍满怀激情，写作勤勉，而且以他们跟新文学一同前进所积累的丰富的思想见解、艺术经验，给中青年作家以指导和帮助。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他们在社会主义年代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仅是文坛的骨干力量，而且在老作家和青年作家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新起的青年作者，他们思想敏锐，热情充沛，不少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艺术素养，其起点一般都比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作者为高。他们最少保守因循，最勇于创新探求。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是左右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5424401文学之花的灿烂开放，往往跟广大作家被卷入历史斗争的波涛，深入生活的漩流之中，从而对现实生活获致强烈的印象、深刻的认识，并葆有充沛的激情和卓异的见解相联系。历史上，社会的大变动、大变革，往往为文学创作高潮提供丰富的情感和思想的源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固然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劫难，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但将十亿人民卷入其中的惊涛骇浪，也将已有的全部中国作家，以及未来可能成长的作家，都投入了生活激流的深层。有些作家甚至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因为政治原因，进入了这样的生活境遇。从丁玲、艾青到王蒙、流沙河，从被打成“走资派”、“文艺黑线人物”的知名作家，到由“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组成的创作后备军，在这非常的岁月里，都从与平常年代不同的生活角度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种种意想不到的斗争形式和人物原型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耳濡目染，永志难忘。这种郁积了十年、甚至几十年的不吐不快的生活印象、情感和思想，一旦有了条件和机会，又怎能不争先恐后地倾吐呢？新时期六年，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特色的众多揭露伤痕、反思历史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即使许多描写新时期现实生活的作品，其所以能够深刻反映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矛盾，有力地表达他们的心声，描画出他们中各种人物的典型形象，如蒋子龙之“开拓者”的家族，高晓声之陈奂生系列小说，也是与这些作家长期生活在工厂、农村，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富于历史内容的感受分不开。

深刻的生活感受，在先进世界观的烛照下，必然要提供深刻的思想。我们的作家既是或先或后都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对于当代最先进的思想和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着程度不同的掌握。许多作家的心灵都燃烧着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火焰。这种情况跟建国初期很不相同。那时，熟悉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作家的队伍亦如此。今天，这种少数应当说已变成相当的多数。而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曲折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于作家们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更起着促进的作用。许多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对丰富而真切的生活感受，进行深沉的思考，从而获得对于现实生活的更为透辟的认识，这对文学的健康繁荣是极为重要的。新时期六年文学的主流，特别是代表性的优秀之作，所以思想深刻、形象丰满，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从而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与作家的生活体验、艺术才思分不开，也与作家的思想高度和世界观的正确分不开。

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包括艺术技巧、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以及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切生活体验和对先进世界观的努力把握，使新时期的许多作家获得其它时期所少有的主观条件。他们不仅有扎实的生活可以写，也知道怎样才能写得更好、更正确。丰富的生活经验、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深湛的艺术能力，以及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萃于一身的作家越多，文学繁荣的可能性便愈大。这差不多已是文学史上的规律性现象。我们的新时期六年的文学繁荣，应当说，首先正归因于我们拥有具备上述条件的作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上千个。

其次，我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比较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

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从历史上看，对于发展和繁荣文艺，有着重大的意义。列宁在主张“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时，同时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有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5424402可见，列宁十分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从未把文艺工作与党的其他事业刻板地等同起来。是的，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从来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年代，文学被作为阶级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也是自然的。但文学毕竟不从属于也不等同于政治。事实上文学作品并不都反映政治，也并不都给政治以直接的影响。文学艺术是人类对于现实的审美认识，所反映的现实生活远比政治宽泛，所发生的社会作用也是多方面的。除了较为直接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之外，它更多的功能还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现实，从思想情操方面陶冶人们，从审美感受方面愉悦人们。因而，把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看作一项带有根本原则性的政策方针，实际上不仅缩小了文艺的社会作用，限制了文艺的题材范围，而且有碍文艺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一句话，是不利于人民的需要和文艺的繁荣的。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屡受挫折，与不能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真对待文艺的特征和规律，都不无关系。三十多年来，凡是违背文艺的特征与规律，对文艺粗暴地横加干涉，强制文艺一律直接地为政治运动、中心工作服务的时候，文艺的繁荣便受到损害。十年内乱中文坛的遭受摧残，乃至出现“阴谋文艺”的怪物，更是典型的例子。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党中央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去代替“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在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时，也一再要求各级党委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424403为了按照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去领导文艺，中央还重申了一系列相应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及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等等。这一切，都使广大作家和业余作者受到极大的鼓舞，从而充分地调动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去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

毫无疑问，新时期六年我国文学所以能够从复苏迅速走向空前的繁荣，出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满园春色，万紫千红的崭新局面，除了广大作家的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外，跟这时期正确地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贯彻执行一系列充分尊重文艺特征和规律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

第三，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5424404。新时期六年，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繁荣，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空前繁荣起来，这就为文艺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象物质生产一样，艺术的生产也与消费的需要互相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与读者和观众的增长，与社会对于文艺作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是成正比的。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很难做到文学繁荣。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迅速增长，包括出版事业的兴旺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使文学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而且也为文学提供了大量的出版和发表的园地。电影、电视文学的发达，更与这几年电影、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这方面观众的大量增长联系在一起。这时期广大读者对于文学的迫切需求，还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文化饥渴有关。十亿人民在十年之内，除了“样板戏”和所谓“反走资派”的文艺，几乎与人类文化艺术完全隔绝。因而，新时期一旦来到，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就不亚于干裂的土地之于甘霖。整个社会迫切需要文学去抚慰心灵的伤痕，去帮助三确认识濒于破碎的生活，去重建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信仰，去滋育欣赏领域久已荒芜和枯萎的美感。这一切，再加上我们党及时地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都极其有力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迅速繁荣。

最后，是外国文学艺术的有益影响。

历史上任何强有力的文学繁荣，都不能拒绝外国文学艺术的有益影响。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的繁荣，曾得益于欧美、俄国、日本和印度以及后来苏联的文学。五十年代，苏联优秀文学对我国的影响尤为明显。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这种影响中断了。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更加拉大了我国整个文化和科学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的距离。当时文坛的荒芜，并非偶然。新时期的经济、文化对外开放工作中，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消极的现象，例如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文学创作中的盲目崇外、硬搬乱套的倾向，包括对现代派文学的不加分析的模仿和提倡等，但中外文化交往的正常开展和日益频繁，对于打开我国作家和读者的眼界，在多方借鉴的基础上对民族的文学形式和手法的创新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不是新时期文学繁荣的内在的和主要的原因，但对于促进这六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无疑有很多助益。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5424405新时期六年文学的繁荣，可说是历史反拨的必然。历史曲折造成种种因素，留下种种教训，这正为历史的跃进准备了条件。

六年文学从复苏迅速走向繁荣，作为一种奇迹般的历史现象，其渊源得失，还有待于后人去深入地加以研究。但从对它繁荣原因的初步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到要保持和发展这种繁荣局面的若干启示。这就是，第一，文学艺术的繁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正常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左倾危害和十年内乱及其给我国文学艺术带来的消极影响和严重破坏，是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非正常现象，并非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地联系在一起。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文学艺术和新时期六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复兴，都说明，要保持和发展文艺繁荣的局面，就一定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要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既要反对妄图改变社会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也要坚持不懈地去消除和克服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的极左错误思想，要继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跟党在一定时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分不开。事实表明，凡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按照客观规律、包括尊重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去领导文艺事业，恰当地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认真贯彻执行一系列相应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时，文学艺术就很快繁荣起来。因此，今后要保持和发展文艺繁荣的局面，就一定要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继续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反映文艺的特征和规律、并促进文艺繁荣的政策方针。第三，文学艺术的繁荣，还跟作家的素质和作家队伍的兴旺联系在一起，跟作家具备丰厚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的修养联系在一起。要保持和发展文艺繁荣的局面，一定要十分爱护我们已有的一支很好的作家队伍，大力去壮大这支作家队伍。我们的作家不仅要继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还要继续与新时代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去开拓新的题材领域，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去从人民中汲取新的创作灵感和激情，把握新的时代精神和风貌，以求创作出真正有力地表达人民心声，反映时代本质的伟大作品。第四，新时期六年文学的繁荣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复兴，也是在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后，对外国文学的有益成分有所借鉴和吸取的结果，因而，要保持和发展文学的繁荣，就应该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要从表现我国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出发，继续有选择有批判地去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外国文学的长处，都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曾经推行过的导致文学艺术凋零的愚蠢做法，今后再也不能重复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正是为了前瞻，为了更好地前进。我国各族人民在完成伟大的历史性改变后，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岁月里，党和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我们的社会也将会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固然要为短短六年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自豪，因为，它毕竟为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承前启后的良好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较之党和人民的要求，较之历史赋予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崇高使命，现有的成绩毕竟是初步的。在攀登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深信，我国的文学工作者在回顾以往，瞻望未来时，一定会沉思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以更辛勤的耕耘劳作，去迎接社会主义文艺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