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中国逐步形成。这种变化迫切地要求人们掌握有关市场经济运作机理的知识。然而，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过发达的市场制度。即使近代才开始的市场发育，也在1956年中断。以致整整一代人除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对它所作的漫画式描述，几乎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改革开放打开了对市场经济的禁区。可是直到最近，大量经济学作品也只能说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市场力量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论辩，还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分析。虽然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开始有了针对市场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但由于对现代经济学所知不多不深或对于规范的市场运作实际了解不够，也有相当一部分流于想当然。市场制度在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已经成为一架极其复杂却十分精巧的配置经济资源的大机器。我们在工作中常常痛切地感到，要适应和驾驭新的形势，仅有对现代经济学的皮毛了解是不够用的；更不用说那些徒有经济分析之名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了，它们只能起误导作用，而不会对理解问题有什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吸引更多像本书的作者那样受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又长期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从事实际操作或教学工作的经济学家参加对中国经济的研讨，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我对于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李山君）只见过几次，一位（李稻葵君）尚未及谋面，但是对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却可谓神交已久。个人从他们的作品得益也是很多的。

我初次接触李山君，是在1995年冬季去香港参加清华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侯。在会议之暇，我曾与一些金融界人士和经济学家讨论香港和内地的宏观经济问题。当时内地的经济情况是，从1993年夏季起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措施开始收到效果，物价涨势趋于回落。香港经济中的泡沫成份也有所收敛，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80年代末期的高价位下降。于是，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出现了一种相近的主张，认为中国应当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这样做，可以支持内地经济的景气回升，也有助于在香港回归前夕创造出一种繁荣气氛。我对这种主张是不以为然的。这是因为，当时内地物价涨势刚刚开始回落，贷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还大大高于正常水平，如果过早地改变政策，放松银根，将不可避免地使通贷膨胀再起和扭曲的经济结构复归。而在香港，虽然房地产价格有所下降，但经济中的泡沫成份并未完全消除，而且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下的港币币值虚估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气泡重新吹胀，其结果只能是为日后崩盘准备条件。考虑到再有十九个月香港就要回归，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更是值得怀疑的。这时，我看到了李山君发表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论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包括收集在本书中的《货币政策应当继续从紧》、《公开市场业务尚缺条件》），反对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张在大体保持当时的宏观调控力度的条件下改善宏观调控方法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世界著名证券公司执董的他，发表这种和国内“炒家经济学”很不相同的意见，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同时，对照国内报刊上流行的某些颇具“票房价值”、却在经济学上完全不正确的宏论，这些文章在作分析时表现出的经济学功底也引人注目。

后来，我陆续读到两位作者的其他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也具有前面讲到的特点。例如，1996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物价涨幅较之上年同期下落约十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将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许多报刊文章据此宣称，这意味着银根的全面放松，鼓动更多的股民入市。作者按照货币银行学在分析金融商品价格变化时必须严格区分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要求，清楚地指明实际利率并未降低，银根并未放松。又如，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改组问题时，作者紧紧抓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关系现代企业成败却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关键问题展开自己的分析，由此提出了在企业重组中建立良好的控制权结构、组建新的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由专业人员管理的投资基金公司等解决之道。再如，在讨论企业兼并问题时，作者首先建立起一套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之上的企业兼并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相统一的分析框架，然后据以考察近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兼并浪潮，因而能够作出切中时弊的论断，指出目前在主管部门行政命令强制下实现的企业兼并组合“不仅没有触动国有企业的根本矛盾关系，而且凭空加大了经营管理上的规模不经济性”。凡此种种，都能看出作者的经济学洞察力。

本书收入的文章主题多样，除了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以外，还涉及到中国的改革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债务重组、资本市场发育和企业兼并、商业银行改革，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如何保证回归后的香港的经济繁荣，等等。我认为这些文章都很值得一读。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所有具体结论都百分之百地正确，而是因为：（1）它们不是靠杜撰经济学含义不明的概念和使用哗众取宠的语言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而是运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和可靠的分析手段进行切实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2）它们不是从某个社会集团的狭窄经济利益出发，鼓吹实行偏畸的政策，而不顾长远的后果，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来讨论问题，提出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由于有这样的特点，它们不但能够在经济问题的剖析上给人以启发，而且具有匡正经济学学风的意义。

基于上述各点，我十分愿意把本书推荐给我国企业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

199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