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据历史记载，最初阶段主要是通过流传佛教这个渠道而发展起来的。佛教之从中国传入日本，始于钦明天皇十三年（五五二），当梁元帝承圣元年，初建向原寺于高市郡，至敏达天皇十三年（五八三），当陈后主至德元年，、始建塔于大野邱。从此以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求法的，代不乏人，而尤以唐代为频繁。由于李唐王朝，对于邻国，尤其是日本，采取了“亲仁善邻”〔1〕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武后之改倭国为日本国〔2〕，从此日本就以此为国名而垂之宇宙了。又对遣唐使待以殊礼，如王维在《送祕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写道：“司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又写道：“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3〕，这些，都是睦邻政策的具体表现。何况那时，这个“东海是西邻”〔4〕的日本，不仅“王文久已同”〔5〕乎中国，而且已然“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6〕呢。因之，自从日本在舒明天皇二年（六三O），当唐太宗贞观四年，派出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参加的第一次遣唐使，嗣后，在整个唐代时期，派出的遣唐使竟达十九次之多。这仅仅是见诸官方的记载而已，至于民间往来，则日本人之来中国的，如王维所说的“人民杂居，往来如市”〔7〕，庆保胤所说的“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8〕，又中国人之去日本的，如张说《送梁知微渡海东》〔9〕，方干《送人游日本国》〔10〕，像这些诗篇所反映的，必然比两国政府间的交聘为多，可惜书缺有间，文献无征，今天无从深入考查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有如鉴真之去日住锡，晁衡之为唐客卿，至今还是中、日两国人民盛传的佳话。可惜这位“好书籍”〔11〕的晁衡，在辞唐归国途中，传说葬身鲸波，也没有来得及像王维所希望的“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12〕那样的贡献，只博得当时大诗人李白《哭晁卿衡》一首挽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13〕”聊寄哀思而已。

继鉴真大师从中国去日本传教之后，不久，又有弘法大师从日本来中国求法，这两位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贡献，后先辉映，各有千秋，而弘法大师在日本的影响的深远，诚如庆保胤《奝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所说的那样：“凡入唐求法之人，自宗者弘法大师，天台者传教大师，皆是权化之人，希代之器也。〔14〕”

二

弘法大师（七七四——八三五）是日僧空海（15）死后追封的尊号。空海，俗姓佐伯（一作佐伯真），赞歧国多度郡屏风浦（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人，佛教法号叫遍照金刚。他在十五岁时，即桓武天皇延历七年（七八八）入京师（奈良），随外舅阿刀大足受《论语》、《孝经》及史传等，兼习辞章，尤喜佛书，著《聋瞽指归》，以申学道之志。年二十四时，即延历十六年（七九七），著《三教指归》三卷，仿《子虚》、《上林》文体，以论儒释老的旨趣，假名“乞儿”，以自比况，盖所以明其对三教之有所归心，而亦将诱夫四众之偕入道场也。由此可见，大师于入唐之前，对于汉学、佛学，都有一定造诣的。

延历二十三年（八〇四），当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日本又派出了遣唐使。这次使团，是由大使藤原葛野麿、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营原清公、富阶远成、学问僧空海、最澄（传教大师）及留学生橘逸势等组成的。他们这一行共乘海舶四艘，空海与大使、副使及橘逸势等乘第一艘，判官等乘第二艘，海中遇风飘散，空海等所乘海舶，于八月十五日在福州长溪县赤岸镇着岸。由于当时福州境内尚未接待过日本使舶，遇到一些周折，大师有《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16〕，说明因依；当时福州观察使为阎济美〔17〕，得书大为称赏，予以接纳，并为安排入京。十月间，大师又有《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18〕，要求随使入京，得阎允许，遂于十一月三日成行，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长安。次年二月，大使藤原葛野麿等归国，空海与橘逸势等得唐家准许留学。大师《请来录表文》写道：“二十四年（八○五）二月十日，准敕配住西明寺。”又写道：“仲春十一日，大使等旋轫本朝，惟空海孑然准敕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寻《本朝高僧传》:“释永忠……又慕支那佛法，宝龟初入唐，代宗大历年也。帝闻其德业，敕居西明寺院内。”据《日本名僧传》，谓“永忠……延历之季，随使归朝”，或即此次随藤原等东归也。则空海之留住西明寺永忠和尚故院，盖永忠前脚刚去，而空海后脚即来也。空海与永忠当于长安萍水相逢，其后，大师学成归国，又与永忠结下了文字缘，《性灵集》卷九有《永忠和尚辞少僧都表》和《永忠僧都辞少僧都表敕答》。永忠和尚迁化于弘仁七年（八一六）四月，这年，正是大师开高野山之年，那是后话，暂提不表。

先是，“圣武天皇天平九年（七二七），帝将新大官寺，下诏觅伽蓝制式，时无知者。道慈奏曰：‘臣僧在中华时，见西明寺，私念异日归国，苟逢盛缘，当以此为则，写诸堂之规，袭藏巾笥。今陛下圣问，实臣僧之先抱也。’以图上进。……历十四年而成，赐頞大安，敕慈主席。〔19〕”由是观之：日本高僧之留学长安而居住西明寺，以及圣武天皇以西明寺为蓝图而兴建大安寺，则西明寺不仅为哺育日本文化之摇篮，抑且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纪念馆了。

三

西明寺这座庙宇，是仿天竺祗园精舍建筑的，为唐代名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显庆三年（六五八）正月，驾自东都还西京，法师亦随还。秋七月，再有敕，法师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六五六）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20〕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观改就普宁坊，仍先造寺。其年夏六月，营造功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 耿耿，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21〕写道：“赫矣帝唐，发于天光，鸿勋铺亿载，盛业冠三代，钦明濬哲，以至高宗天皇绍元命而导要道也，时孝敬皇帝储副承祧，晦明示疾，一物三善，禀人君之量，喜而又惧，闻王子之言，以大威力，作宏誓愿，凭有为之基，获无妄之吉；粤显庆元年仲秋癸酉，诏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以报之。先是，三藏法师玄奘惟应真乎乃成果者，首命视延袤，财广轮，往以绳度，还而墨顺。次命少监吴兴沈谦之，倾水衡之藏，彻河宗之府，制而缩版，参以悬榘，钩北阜之舄，伐南山之枚，初历落以星峙，忽穹崇以云曼，攒栱岌 ，骞甍宛转，揆阴阳之中，居子午之直，丛倚观阁，层立殿堂，虬凤夭矫而相承，鬼神睢盱而欲起，罔不珠缀䆗 ，旋题照烛，琉璃洞彻，菡萏纷敷，白日为之隐蔽，丹霓为之舒卷者，凡十有二所，每动微风，滴细雷，窅然其来若和，鎗然其去有音，悉丰丽博敞，峥嵘 朗，奕奕焉，耽耽焉，中国之庄严未有，《大荒》之神异所绝。”西明寺落成之日，唐高宗李治还亲自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典礼。苏頲又写道：“遂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有毗罗、静念、满颢、广说、鹏耆、辩子、鹙子、知会凡五十人，广京师行业童子，有空净闻、善思喜法、须迦分施、撰择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导天衢，指天寺，上御安福观以遣之，有则有容，昂昂禺禺，骈象马，错人龙，幡幢之阴，周四十里，伎乐之响，震三千界。”〔22〕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四《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圆满佛僧创入荣眷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内殿躬御轮场观其义理事》第二写道：“显庆二年（六五七）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俗云合，幢盖严华，明晨良日，将欲入寺，箫鼓振地，香华乱空，自北城之达南寺，十余里中，街衢阗 。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门上，郡公僚佐，备列于下。内出绣像长幡，高广惊于视听，从于大街，沿路南往，并皆御览，事讫方还。”苏頲、道宣所描绘西明寺落成典礼，可谓盛极一时了。接着，武则天后布施青泥珠〔23〕，章怀太子李贤铸造万斤铜钟〔24〕，足见李唐王朝对于西明寺是如何的重视了。《金石萃编》卷八十六《大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序》载，高宗时怀恽“奉敕于西明寺剃落”，很好地提供了历史的证明。

当日者，玄奘法师之惨淡经营西明寺，是以天竺祗园精舍为蓝图而创建的，气象万千，蔚为大观，已略如苏頲碑、《玄奘传》所述；至于“寺额则为玄宗朝南薰殿学士刘子皋所书，入西门南壁，杨廷光画神两铺，东廊东面第一间传法者图赞，褚遂良书，第三间利防等，第四间昙柯迦罗，并欧阳通书。”〔25〕又有柳公权书《金刚经碑》〔26〕，是当时西明寺所拥有的碑文、壁画、题榜、法书，都是当时列入上乘的艺术珍品。温庭筠《题西明寺僧院》〔27〕写道：“为寻名画来过寺，……不向沧洲理钓丝。”“沧洲”是用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满壁画沧洲”〔28〕句意，即壁画一端，已为时人所艳称如此。这个寺还以盛产牡丹著名，《元白长庆集》就有元稹之《西明寺牡丹》〔29〕，白居易之《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30〕、《重题西明寺牡丹时元九在江陵》〕31〕。陈标有《僧院牡丹》诗〔32〕写道：“琉璃地上开红艳，碧落天头散晓霞；应是向西无地种，不然争肯重莲华。”不管这首诗所指的僧院是不是西明寺，这里，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作如是观呢。不难想象，像这般“禅房花木深”〔33〕的所在，自然会像万寿寺牡丹一样，“烂熳香风引贵游，高僧移步亦迟留”〔34〕了。《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宋济条引卢言《卢氏杂说》:“唐德宗（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姚嗣卿名下，引《太平广记》此文，以为误宪宗为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则应试举子也在这里“息焉游焉”了。然而，西明寺之所以为西明寺，还有其独特的一面，就是他珍藏有如来一藏，这就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和日僧槃谭在《新雕慧琳藏经音义纪事》所说的“西明寺藏”，这是唐代最先收藏佛教经典的宝库之一，从而成为当时钻研佛学最理想的地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载《心经》一本，题云：“《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罽宾僧般若于西明寺译。”赞宁《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写道：“及西明寺初就，诏宣上座，三藏玄奘至止，诏与翻译。……宣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又卷四《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写道：“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以类编录，号为《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又卷五《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写道：“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七八八），迄元和五载（八一○），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一皆宗仰。”当时以“英博入寺”的，除了上举之怀恽、玄奘、道宣、道世、慧琳而外，还有圆测〔35〕、良秀〔36〕、乘恩〔37〕、威公〔38〕、林复〔39〕、自觉〔40〕、顺贞〔41〕等人，就中如道宣者，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都载有《大唐西明寺故大德道宣律师赞》一卷，圆珍《智证大师请来目录》载有《唐西明寺故大德宣公律师碣》一本，这可见当时日本僧对于西明寺大德的景仰了。外此其余，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还载有以大唐国诸帝讳相示之西明寺僧宗叡法师。这里，高僧辈出，名著斐然，林林种种，煊赫一时；如果我们说长安是当时东方的文化中心，那末，西明寺就是长安的佛教文化中心。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李唐王朝继永忠之后，又给大师提供了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不难想象，当日者，大师朝斯夕斯，藏焉修焉，寝馈不离，步趋惟谨，于景仰仪图之际，收潜移默化之功，王维所谓“不起而游览，不风而清凉，得世界于莲花，记文章于贝叶”〔42〕。裔然《上表》所谓“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华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者，不啻是大师在西明寺中学习生活的写照了。宗叡《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后记》写道：“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生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则当时日本留学生都配住在西明寺了。

四

大师住入西明寺之后，历访诸寺名德，五月下旬，与西明寺僧志明、谈胜等五六人往谒惠果阿阇梨于青龙寺东塔院而请传法。惠果告曰：“吾待子久，来何迟矣。”于是就在六月十二日于东塔院道场，入学法灌顶坛，先临胎藏曼荼罗，投华著于中台大日如来身上，阿阇梨深为赞叹，因受胎藏梵字仪轨，学三部诸经瑜伽。旋于七月上旬，更入金刚界曼荼罗，受五部灌顶，投华复著大日，阿阇梨惊叹。八月上旬，受传法阿阇梨位灌顶，得遍照金刚名号。真济序《性灵集》引《付法》云：“今有日本沙门来求圣教，以两部秘奥坛仪印契，唐梵无差，悉受于心，犹如泻瓶吉矣。汝传灯了，吾愿足焉。”高演《弘法大师正传》一写道：“大师于是得两部密教，为本邦密宗之开祖，所谓秘密真言，此时而立也。”宋景濂有诗咏之曰：“佛陇当时谈妙法，一道红光射海东；至今显密二宗学，长伴扶桑出日红。”注云：“天台智者在时，有传教、弘法二师，来受显密二教而去，至今国中盛行。〔43〕”当日，我唐诗人如马总赠诗有云：“增学助玄机，土人如子稀”，朱千乘赠诗有云：“玄关护法崇”，郑壬赠诗有云：“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他们对于大师的评价，如出一口。刘禹锡有《赠日本僧智道》诗写道：“为问中华得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44〕又不啻为大师咏之矣。

与此同时，大师又从昙贞和尚学梵字。昙贞也是不空弟子，居青龙寺而与惠果为同僚者也。大师后来撰有《梵字悉昙字并释文》一书，则梵文之传入日本，也是和大师分不开的。

大师又从韩方明学书法，字体仿颜真卿，极雄伟沉着之致。韩方明有《授笔要说》，见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十，自述渊源云：“贞元十五年（七九九）授法于东海徐公 ，十七年（八○一）授法于清河崔公邈。”大师得其传，且能发扬而光大之。毗陵子胡伯崇赠诗有云：“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嵯峨天皇《赏绫罗屏风御制诗》于大师法书有很高的评价，写道：“深山居住振奇名，冰玉颜容心转清，世上草书言为圣，天纵不谢张伯英。暂乘云岭一念隙，书得绫罗四帖屏，初见笔精鸾凤体，请看墨妙虬龙形，高岑坠石未动地，绝涧长松岂扬声，乱点乍疑舞鹤起，赴湘连似旋雁行，华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对之观者目眩曜，共赏草书笑丹青，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既知臣骨无人拟，收置秘府最开情。”大师法书真迹，至今颇有保存于日本的，无不视之为国宝了。

惠果阿阇梨传大师法事之后不久，于永贞元年（八○五）十二月十五日圆寂，享年六十，僧腊四十。元和元年（八○六）正月十七日，葬于孟村龙泉大师塔侧。会葬者弟子道俗千余人，大师被推为撰碑之人。当时长安城中，大手笔、攻文僧，不乏其人，而此堂堂一代宗师惠果的碑文，竟由一介海外僧侣、且与惠果仅有半年师徒关系的空海来撰文并书字，于此可见朱千乘赠诗所谓“文学冠儒宗”者，并非过誉之词，是诚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一段佳话了。日本天台沙门安然集《诸阿阇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卷下载有《惠果和尚碑》一卷，则又此碑流传之有文献足征者，惜在中土已亡之矣。

大师原拟留学二十年，在既受真言密传之后，遵师命将早日归国，适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等船到，因上书请归，遂得请。这时，平日交游的僧俗，赠诗送别的，有朱千乘、朱少端、郑壬、昙靖、鸿渐等人。大师亦有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诗，义操也是出自惠果门下的。这些诗篇，都以别易会难的笔触，表达了“喜遇深”的心情，从而谱写了中、日友好史上新的一页。

元和元年四月，他们这一行，离开长安，遄返本朝。在归国途中，大师曾于越州谒见华严和尚神秀，于神秀边得《金师子章》及《缘起六相》一卷〔45〕。据《宋史》《日本国传》:“次桓武天皇，遣藤元葛野、空海大师及延历寺僧澄入唐。诣天台山传智者止观义，当元和元年也。”则大师实并传真言、天台二宗。《叡山护国缘起》载空海名刺：“僧空海（第一行）奉上（第二行）大同四年二月三日（第三行）右为天台传灯奉问比叡大禅师谨捧名书 敬白（第四行）”。则大师与天台宗之关系，亦非文献无征者，特为真言开祖之名所掩耳。

在越州时，大师有《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46〕，其括书范围，“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看来这位节度使是满足了他的要求的，由后来大师所撰写的《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书观之，旁征博引，书卷纷披，足以证明此事。大师在这道书启中提到了“今见于长安城中所写得经论疏等凡三百余轴，及大悲、胎藏、金刚界大曼荼罗尊容”，据大师《表上请来目录》，新译经等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三十二部二百七十卷，总二百十六部五百六十一卷，则在越州所括书为二百五十卷左右，可惜《请来目录》，仅传内经，未列外书，不然，则此目录将与《日本见在书目》后先媲美了。陆龟蒙有《圆载上人挟儒书归日本国》诗写道：“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47〕”这首诗拿来咏大师之括书归国，也是无比吻合的。这两个目录，至今成为唐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大师归国后，除《表上请来目录》外，继续《有敕赐世说屏风书毕献表》、《书刘希夷集献纳表》（包括王昌龄《诗格》一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飞白书》一卷）、《奉献杂书迹状》（包括《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张誼真迹》一卷、《太王诸舍帖》一首、《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铺、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释令起八分书一帖、《谓之行草》一卷、《鸟兽飞白》一卷）、《奉献笔表》（有云空海于海西所览如此）、《献杂文表》（包括《急就章》一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书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杂文》一卷、《王智章诗》一卷、《赞》一卷、《诏敕》一卷、《译经图记》一卷）、《书刘廷芝集奉献表》、《献梵字并杂文表》（包括《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昙一律师碑铭》一卷、《大广智三藏影赞》一卷）、《进李邕真迹屏风表》〔48〕，此外还撰写了《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文镜秘府论》六卷，又于弘仁十一年（八二○）根据《文镜秘府论》“抄其要含口上者”为《文笔眼心钞》。又以汉字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先是元正天皇灵龟二年（七一六），当唐玄宗开元四年，朝臣真备来唐留学，历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即圣武天皇天平五年才归国，赐姓吉备，始造假名。假名即假字，取汉字偏旁以假其音，因之又叫做片假名，片者偏也，如伊作亻、吕作口、波作八之类。至是，大师又造为平假名，平者全也，其字全假汉字之草书为之，如伊吕波是也。综上所述，大师传播中国文化是如此的广泛，关系日本文化是这样的重大，然则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贡献，岂仅佛学而已哉。

五

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固已旷绝古今，而其业绩当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铭记不衰的，那就要数《文镜秘府论》了。《半江暇笔》写道：“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后著作《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巵言，尽在其中，但惜不每章题曰谁氏之言，使后世茫乎无由采择矣。”今案《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写道：“有道士于永通颇挟时誉，令怀所重，次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论，仍曰：‘法师必须词理切对，不得犯平头上尾。’于时，令冠平帽，净因戏曰：‘贫道既不冠帽，宁犯平头？’令曰：‘若不犯平头，当犯上尾。’净曰：‘贫道脱屣升床，自可上而无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谓平而无头，’令有觍容。”此虽为机锋之谈，很好地反映声病说之为当时缁素所共究心。《文镜秘府论》阐述这个问题，有脊有伦，出色当行，是研究汉、魏到隋、唐这一历史断限中文学作品的修辞指南。《文镜秘府论序》写道：“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又西卷《论病》写道：“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病累。”他举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论著，上自齐永明之沈约、周颙，下至隋、唐之刘善经、王昌龄、释皎然、崔融、元兢，元元本本，殚见洽闻，使人读其书，知其时，如铸鼎象物，物无遁形，从而对于声病说之利弊，叹观止矣。《南史》《庾肩吾传》写道：“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又《陆厥传》写道：“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又《周颙传》写道：“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又《沈约传》写道：“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阐述了声韵对于文学的作用，写道：“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认为“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此秘未睹。”钟嵘《诗品下序》写道：“齐有王元长（融）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从此声病之说，风靡一时，衡文量笔，莫不以此为尺度。《颜氏家训》《文章》篇写道：“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又写道：“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钟嵘《诗品下序》写道：“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足见声病之说，已普遍流行了。《中说》《天地》篇载：“伯药见子而论诗，（阮逸注：“论南北朝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足见当时对声病的讲求，引起人们的重视了。《新唐书》《宋之问传》写道：“魏建安〔49〕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又《杜甫传赞》写道：“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写道：“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穠莫备。〔50〕”“沈、宋体”之所以称为“律诗”，其特征就在于回忌声病，浮切不差。以人而论谓之“沈、宋体”，以时而论就谓之“齐、梁体”〔51〕了。这种律诗，又与唐、宋以后之五言、七言律诗有别，唐、宋律诗限于八句，沈、宋律诗则多寡不拘；然如天卷《调声》、《齐梁调诗》所引张谓《题故人别业》诗及何逊《伤徐主簿》诗三首，则颇近唐、宋律诗，然而谓之齐、梁调诗者，则有如《声调谱》所谓在粘与不粘之间耳。齐、梁调律诗又叫做“格诗”,《白氏长庆集》〔52〕卷二十一、卷三十有格诗，卷三十六有半格诗。为啥叫做半格诗？就是一首诗中一半儿用古体，一半儿用齐、梁体之谓也。赵执信《声调后谱》所载半格诗，举白居易《小阁闲坐》五言十二句为例，云：“前六句为古体，后六句为齐、梁体。”

唐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唐会要》卷七十五《帖经条例》:“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又卷七十六《制科举》:“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其诗就是规定用齐、梁体。范摅《云溪友议》上《古制兴》写道：“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53〕”其所以采用齐、梁体格者，主要是考验应试士子对于声病规律能否掌握。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今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54〕”牛希济《文章论》写道：“今有司程式之下，诗赋判章而已，唯声病忌讳为切，比事之中，过于谐谑，学古者深以为惭。”〔55〕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有《答李生》三书，其《第一书》云：“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斤，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第二书》云：“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又云：“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甲赋即应试之律赋也，不会掌握的就要落选。沈亚之《与京兆试官书》:“去年始来京师，与群士皆求进，而赋以八咏，雕琢绮言与声病，亚之习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礼部，先黜去。〔56〕”因此，宦学之徒，对于声病体格，莫不加以简练揣摩，如杜甫《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写道：“诗律群公问。〔57〕”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写道：“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58）”白居易《寄唐生》写道：“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59〕”李涉《六叹并序》写道：“录之私斋，以示同道，格韵枯缺，多惭见知。（60）”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三十写道：“诗标八病外，心落百忧中。〔61〕”有的诗作还径标“齐梁体”之名，如刘禹锡《和乐天洛城春齐梁体八韵》（62）、皮日休《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63〕。就是大诗人杜甫对此也是“颇学阴何苦用心”（64），他写道：“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65〕”又写道：“觅句新知律。〔66〕”“遣辞必中律”。〔67〕“晚节渐于诗律细。〔68〕”可见他是毕生致力于此，不敢掉以轻心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写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69〕”白居易《与元九书》写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白）焉。〔70〕”由于声病之说，是诗文格律的沉重枷锁，阻碍了文学形式的自由发展；于是伴随着声病说的流行，而出现了反对声病说的意见。裴度《寄李翱书》写道：“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作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志，一以矫之。〔71〕”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写道：“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72）”殷璠《河岳英灵集叙》写道：“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73）”皎然《诗式》《明四声》写道：“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近。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李德裕《文章论》写道：“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功，重轻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夫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颣，文旨既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74〕”李渤《喜弟淑再至为长歌》写道：“近来诗思殊无况，苦被时流不相放，云腾浪走势未衰，鹤膝蜂腰岂能障。〔75〕”于是有人对以声病为衡文取士标准，要求改革。《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写道：“广德元年（七六三）六月癸酉，左丞贾至议，以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颓敝，诚当厘改。'”胡三省注：“声病谓以平上去入四声缉而成文，音从字顺谓之声，反是则谓之病。”权德舆《进士策问五道》第五问写道：“问：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修词待问，贤者能之，岂徒速于俪偶，牵制于声病之为邪？但程试司存，则有拘限：音韵颇叶者，或不闻于轶响，珪璋特达者，亦有累于微瑕。欲使楚无献玉之泣，齐无吹竽之滥，取舍之际，未知其方。〔76〕”然而，积重难返，唐已后犹循故辙，因而不革，直至清代，犹以试帖诗取士，缪种流传，成为文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逆流。《宋史》《选举志》一：“仁宗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是冬，诏罢入学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77）。……有司请如旧法。”又：“（神宗时）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一如过去一样，从宋人到清人，对于声病之说，攻击不遗余力，苏轼《和流杯石上草书小诗》写道：“蜂腰鹤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云，醉里自书醒自笑，如今二绝更逢君。”陈与义《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写道：“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78）”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八病，……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沈休文所载八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上尾、鹤膝为最忌。休文之拘滞，正与古体相反，唯近律差有关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后四病尤无谓，不足道也。〔79〕”袁中郎《与袁无涯书》:“以格式为涕唾。〔80〕”法式善《诗弊诗十六首和汪星石》《徇声病》:“吾谓试体诗，原各有宗派，祥凤栖高梧，未许伴菅蒯。至于山水音，何妨写幽怪，云堂商竞病，原不限疆界，陌头桑妇辞，江上渔父话，谱入风谣中，一一谐鼓鞴。教之以反切，其音或崩坏，锺嵘、司空图，神仙施狡狯。”《奴叠韵》:“沈约定韵书，其法亦已酷，矧复强我心，使必从人欲。天上好风云，人间佳草木，年年与日日，不闻有重复。一朝从十禽，御者犹瑟缩，温柔敦厚辞，如何许徇俗。声四而音八，相生莫相触，因难谓见巧，讵忘再三渎。”〔81〕上来所举，仅其一隅，他们的努力，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而此被斥为商君酷法般的声病之说，终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陈迹了。

以声病取士的方式方法，余波还东渐于日本。日本一条天皇长德三年（九九七），当宋太宗至道三年，发生了大江匡衡、纪齐名讨论学生大江时栋省试所献诗病累瑕瑾，往复论辩，都根据元兢《诗髓脑》、《文章仪式》、《文笔式》、《诗格》立论，并强调“何以本朝随时之议，背唐家不易之文”〔82〕。大师亦指出：“或曰笔论笔经，譬如诗家之格律，诗是有调声避病之制，书亦有除病会理道。诗人不避声病，谁纶诗什？书者不明病理，何预书评？〔83〕”由此观之：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关，其重大和密切有如此者，而大师则在当时文化交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移植和催化作用。今天，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定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更觉得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这是值得我们十分珍惜的，也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

六

声病之说，为世诟病久矣。今天我们从《文镜秘府论》中，才得见其全部结症之所在。其消极因素，已如上文之所论列；但是，平心而论，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这就是它提高和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诗之所以为诗，就是它以谐和的音律区别于其它文学作品的。而要做到音律谐和，首先就要销灭声病累害，这样才能使诗篇不仅是通过书面而且也通过口头而为广大读者之所喜闻乐见。沈约云：“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84〕”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写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清绮则文过其意，……文华者宜于咏歌。”锺嵘《诗品下序》写道：“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他们一致指出诗是必须可以朗诵的。拿杜诗来说吧，诗人自道其写作经验，首先指出“老去渐于诗律细”，其次强调“新诗改罢自长吟”〔85〕，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呢？《清波杂志》卷十二写道：“李公受虚己为天圣从官，喜为诗，与同年曾致尧倡酬，曾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尔。”李初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遂精于格律。煇在建康，识北客杜师颜，尝言少陵《丽人行》‘坐中八姨真贵人’，数目字中，‘八’字最响，觅句下字，当以此类求之。杜早从陈子高学，此说盖得于陈云。”朱彝尊《寄查德尹编修书》〔86〕写道：“蒙窃闻诸昔者吾友富平李天生之论矣：‘少陵自诩“晚节渐于诗律细”，曷言乎细？凡五七言近体、唐贤落韵共一纽者不连用，夫人而然；至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尔也。'”杜师颜、李天生都就杜甫的用词造句，指出他的惨淡经营“苦用心”，总之，不离于回忌声病那一套；如不销灭声病累害，则“佶屈聱牙”，那就不便于朗诵，从而也不会为人所喜闻乐见了。皇甫湜《答李生第三书》所谓：“如鸟雀啁啾，声断便已，人如不闻，何足贵也。（87）”总之，诗之所以为诗，就艺术形式来说，就是以其独特的音律之美和体格之严，而卓然自树于著作之林。中国的旧体诗，六朝以前姑置不论，打从齐、梁调诗，一变而为沈、宋律诗，由沈、宋律诗，一变而为唐、宋律诗，从此唐、宋律诗，风靡一时，方兴未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成为诗歌宝库中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其变迁之故，可以从声病说得到个中消息。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正确对待诗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声病说对诗的影响了。我们必须知道诗的格律，掌握诗的格律，司空图《诗品》有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88〕”我们要宅心于格律之中，游神于格律之外，然后才能创作诗，也然后才能欣赏诗。现在引用一段顾宪成的话，来作谈声病说的结束语，他写道：“凡涉于声，便有清浊，可以缘清浊而得之，而此非清非浊，即师旷不能听也；凡涉于色，便有浓淡，可以缘浓淡而得之，而此非浓非淡，即离娄不能瞩也；凡涉于味，便有甘苦，可以缘甘苦而得之，而此非甘非苦，即易牙不能尝也；凡涉于象，便有方圆，可以缘方圆而得之，而此非方非圆，即公输不能辨也。故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其旨精矣。毕竟金针犹可度也，当问把金针是谁，庶几通得一指头消息耳。〔89〕”

七

此书今所见传本，以宫内省图书寮〔90〕所藏古钞本为较早之本。此本避唐讳，如南卷《论文意》“论其代则渐浮侈矣”,《定位》“非代议之所及”，又云“晚代诠文者多矣”,“代”字俱当是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又如《定位》篇引《诗序》“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困”,“民”作“人”，也是避唐太宗讳改。又引《诗序》“理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又《定位》云“理乱之所由”,“理”字俱当作“治”，则是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此卷又用武后造字，如《定位》篇之“毕乎天埊”,“动天埊”,“埊”俱为武后所造之“地”字；又“冰池共明 ”，“每暑 郁陶”,“ ”俱为武后所造之“月”字；又“令 中夜安寝”，“ 欲天从”,“结意惟 ”,“ ”俱为武后所造之“人”字；又“自当睎 藻于天文”,“ ”为武后所造之“圣”字；又“非文不 ”,“ ”为武后所造之“载”字：这些地方，当是大师随例避唐讳及用武后造字〔91〕，也是传钞者对大师原稿之迻录是比较忠实的。至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引徐陵《定襄侯表》:“麟阁图形，咸纪诚臣之节。”则并隋讳也避了，这说明大师在编撰本书时，是很忠实于原始材料的。因之，本书所引用资料，足以参证古本之真，纠正传本之失者，亦复所在多有。北卷《帝德录》云：“或可引南方越常国，候无别风淮雨。”案《文心雕龙》《练字》篇：“《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保存《尚书大传》之“别风淮雨”，除《文心》而外，惟有《隋书》《虞绰传》所载《大鸟铭序》和本书，足以互证，尤为足珍。又《帝德录》载黄帝业绩，两言“佝齐”,《说文系传》卷十《人部》:“佝，疾也。从人旬声。臣锴案《史记》曰：‘黄帝幼而佝齐。’犹疾也。苏徇反。”《群书治要》卷十一引同。今本《史记》《五帝本纪》则误作“徇齐”了。南卷《定位》篇引陆机《文赋》全文，今取以与《文选》相校，则佳字胜义，层出不穷。如“或本隐以末显”，与李善注引或作合；“或鉏铻而不安”，与李善注引《楚辞》合；“思按之而愈深”，与李善合，今本则通作“逾”了；“吾亦以济夫所伟”，今本脱“以”字；“犹弦缓而徽急”,“缓”“急”对言，其义自明，今本则误作“弦么”了；“是盖轮扁之所不得言”，今本脱“之”字；“故亦非华说之所能明”，今本“明”误作“精”，则与上文“后精”韵复緟了；“踸踔于短韵”，今本“韵”误作“垣”，李注又从而为之辞，则其误久矣。又南卷《定位》篇引《诗序》“政得失”，与《释文》言“本又作”合。这些，犹如吉光片羽，更为觉得珍贵了。至如天卷《四声论》言“洛阳王斌撰《五格四声论》，详著其里贯，当必有所本，而《南史》及《南齐书》《陆厥传》则俱言“王斌不知何许人也”，此更足以补史之缺文了。

先是，天瀑山人据本书及他书纂辑《全唐诗逸》，筚路滥缕，程功已多；但有沈而未钩者，如天卷《调声》引张谓《题故人别业》诗：“平子归田处，园林接汝濆云云。”五言八句一首，为《全唐诗》三函八册《张谓卷》所无，失之目治。又有钩而未沉者，如地卷《十七势》篇所引王昌龄《宴南亭》诗云：“寒江映村林，亭上纳高洁。”又引昌龄云：“微雨随云收，濛濛傍山去。”见《山行入泾州》；又云：“海鹤时独飞，永然沧洲意。”见《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别》；今检《全唐诗》二函十册《王昌龄卷》，这三首诗都赫然在目，而遽认为逸诗，未免鲁莽灭裂了。其实利用此书，不仅可以搜辑唐人逸诗，还可以搜辑唐人佚书和先唐的佚诗佚文。如北卷所收之《帝德录》，当即《日本见在书目》总集家著录的《帝德录》二卷，今赖是书得以流传。至如南卷《定位》篇所称引的褚亮等撰《古文章巧言语》一卷，则并《日本见在书目》和《两唐志》都未见著录了。又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其言明且清，更足以解自清人阮元、阮福父子以来言文笔之分者之惑〔92〕。

至于先唐佚文佚诗之见于本书者，如西卷《文十八种病》引张然明《芙蓉赋》、蔡伯喈《琴颂》、孔文举《与族弟书》文等，都不见于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又引阮瑀《止欲赋》云：“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严可均辑阮瑀《止欲赋》佚此二句。又引王彪之《登冶城楼诗》三句，丁福保辑王彪之诗佚此诗。又引谢朓《为鄱阳王让表》，严辑佚此文。又引周彦伦诗：“二亩不足情，三冬俄已毕。”此诗不独不见于丁福保辑《全齐诗》，并其人也未予著录。又引任昉《为范云让吏部表》“寒灰可烟”四句，今《文选》仅载《第一表》，严辑任昉文佚此首。天卷《调声》引何逊《伤徐主簿》三首，丁辑佚此诗。又引刘孝绰《谢散骑表》、邢劭《高季式碑》、魏收《文宣谥议》、《赤雀颂序》（两引）、温子升《广阳王碑序》、徐陵《殊物诏》及《定襄侯表》，今俱不见于严辑《全文》。又引邢劭《老人星表》“定律令于游麟”四句，严辑本据《艺文类聚》收入，佚此四句。由于大师所采获诸书，都是六朝、隋、唐旧本，因之，今天据以拾遗补缺，更足以弥缝前修之未逮云。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三《文镜秘府论》下写道；“至其所引六朝诗文，如顾长康《山崩》诗、王彪之《登冶城楼》诗、谢朓《为鄱阳王让表》、魏定州刺史甄思伯《难沈约四声论》、沈约《答甄公论》、常景《四声赞》、温子升《广阳王碑》、魏收《赤雀颂》、《文宣谥议》、邢子才《高季式碑》、刘孝绰《谢散骑表》、任孝恭书、何逊《伤徐主簿》诗三首、徐陵《横吹曲》、《劝善表》、《定襄侯表》。其所引唐人诗尤多秘篇，不可胜举。又引齐太子舍人李节《音韵决疑》，亦《隋书经籍志》所不载，尤考古者所乐观也。”则清人已先我言之矣。

八

本书整理，系以日本京都藤井佐兵卫版行本为底本，而校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古钞本》（今简称《古钞本》）、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观智院所藏《地卷古钞本》（今简称《观智院本》），及《弘法大师全集》本《文笔眼心钞》（今简称《眼心钞》），日本金刚峰寺密禅僧伽维宝编辑《文镜秘府论笺》十八卷〔93〕所据以校的六种写本，除今所见上引之《古钞本》外，尚有高野山三宝院本（今简称《三宝院本》）、京都栂尾高野寺《无点本》（今简称《无点本》）、京都栂尾高山寺长宽中写本（今简称《长宽写本》）、高野山正智院本（今简称《正智院本》）、高野山宝龟院本（今简称《宝龟院本》），今亦加以转引，为了避免行文拖沓起见，不曰《笺本》引某某本，而径称为某某本，非敢掠美也。《笺本》校定者加地哲定又常引《异本笺》，今亦时有引用，亦径称为《异本笺》。至于注文征引所及的，则有：维宝之《文镜秘府论笺》、储皖峰《文二十八病》、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文学批评史》、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任学良《文镜秘府论校注》（94），左右采获，助我良多。脱稿后，又蒙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通读一遍，又有所拾遗补缺焉。至于大师此书，东邻缁素学人，多所致力，研究成果，当必丰富；惜余为见闻所囿，未得一一征引，以提高本书质量，深以为憾。朱晦庵有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95〕”以文会友，以道交流，他山攻错，实所厚望于日本佛学界、汉学界的朋友们！

江津王利器

一九八○年十二月于北京北新桥争朝夕斋

（1）《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2〕《史记》《五帝本纪》:“东长、鸟夷。”《正义》:“案：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3〕〔6〕〔7〕〔12〕《王右丞集》卷十二，清赵殿成《笺注》本。

〔4〕《全唐诗》三函九册包佶《送日本国聘使东归》。

〔5〕《全唐诗》七函十册徐凝《送日本使还》。

（8）〔14〕《本朝文粹》卷十三庆保胤《奝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正保二年上村次郎右卫门新刊本。

〔9〕《张说之文集》卷六，仁和朱氏重刻明钞本。

〔10〕《元英先生诗集》卷三，乾隆五十二年遂安郑濂校刊本。

〔11〕《唐书》《东夷》《日本传》。

〔13〕《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十五，明嘉靖癸卯宝善堂郭氏刻本。

〔15〕日释运敞撰《三教指归删补钞》第一《造论缘起考文》:“《游方记》上卷曰：‘延历十一年，割爱出俗，遂受五戒，成近士，法名曰无空。'《行状》曰：‘大师有十号：一真鱼，二贵物，三神童，四无空，五教海，六如空，七空海，八五笔和尚，九遍照金刚，十弘法。'”宝永四年刊本。

〔16〕〔18〕〔46〕《遍照发挥性灵集》卷五，西山禅念沙门真济编集，明治二十六年森江佐七翻刻本。

〔17〕阎济美，两《唐书》有传，《唐诗纪事》卷三十六：“济美贞元末历福建观察使，为治简易，以工部尚书卒。”

〔19〕《本朝高僧传》《道慈传》。

〔20〕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次南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建立，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元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宫主宅，贞观中以赐濮王泰，泰薨后，官市之，立寺。）”

〔21〕〔22〕《文苑英华》卷八百五十五、《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七。

〔23〕戴孚《广异记》卷十四，汪士锺藏钞本。

〔24〕《全唐文》卷九十九李贤《西明寺钟铭》。

〔2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又言：“玄宗朝南薰殿学士刘子皋书额”。

〔26〕两《唐书》《柳公权传》俱载此事。

〔27〕《温飞卿诗集》卷四。

（28）《杜工部集》卷十二，静思堂刊钱谦益《笺注》本。

〔29〕《元氏长庆集》卷十六，明刻本。

〔30〕《白氏长庆集》卷九，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

〔31〕《白氏长庆集》卷十四。

〔32〕《全唐诗》八函四册。

〔33〕《常建诗集》卷上《破山寺后禅院》,《天禄琳琅丛书》影印宋临安本。

〔34〕《全唐诗》十函十册，翁承赞《万寿寺牡丹》

〔35〕赞宁《高僧传》卷四。

〔36〕赞宁《高僧传》卷五。

〔37〕赞宁《高僧传》卷六。

〔38〕《全唐诗》十函五册，唐彦谦《西明寺威公盆池新稻》。

〔39〕《全唐诗》十一函二册，李洞《题西明寺攻文僧林复上人房》。

〔40〕《全唐诗》十一函二册，李洞《题西明自觉上人房》

〔41〕大中八年陆展书、咸通四年刘镛书《漳州陀罗尼经幢叙》，俱言西明寺僧顺贞译此经。

〔42〕《王右丞集》卷十一《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序》，赵殿成《笺注》本。

〔43〕《宋学士全集》《赋日东曲十首》其七。

〔44〕《刘宾客文集》卷二十九，吴兴徐鸿宝影印宋本。

〔45〕有“大唐元和元年沙门空海记”题识。

〔47〕《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二。

〔48〕已上俱见《遍照发挥性灵集》卷四。

〔49〕汉末建安文坛，系曹氏父子主盟，故六朝唐人有“魏建安”之说，庾信《赵国公集序》:“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与此正复一例。

（50）〔69〕《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明刻本。

〔51〕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

〔52〕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

〔53〕又见《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一引。

〔54〕《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八，又见葛洪《涉史随笔》。

〔55〕《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全唐文》卷八百四十五。

〔56〕《沈下贤文集》卷八，北京图书馆藏徐乃昌旧藏蓝格钞本。

〔57〕《杜工部集》卷九，钱谦益《笺注》本。

（58）（72）《元氏长庆集》卷三十，明刻本。

（59）《白氏长庆集》卷二，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

〔60〕《全唐诗》七函十册。

（61）《姚少监诗集》卷五，《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

〔62〕《刘宾客外集》卷四，吴兴徐鸿宝影印宋本。

〔63〕《全唐诗》第九函第九册。

〔64〕〔85〕《杜工部集》卷十五，《解闷》十二首，钱谦益《笺注》本。

〔65〕《杜工部集》卷十五，《偶题》。

〔66〕《杜工部集》卷十六，《又示宗武》。

〔67〕《杜工部集》卷一，《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

〔68〕《杜工部集》卷十三，《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70〕《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本。

〔71〕《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

〔73〕据本书南卷《定位》篇引。

〔74〕《李卫公外集》卷三，光绪十六年常慊慊斋刻本。

（75）《全唐诗》七函十册。

〔76〕《权载之文集》卷四十。

〔77〕《玉海》卷一百一十六《选举》《科举》三《宋朝礼部程式》引《选举志》以为杨察之言。

〔78〕《简斋集》卷三，武英殿聚珍本。

〔79〕《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明刊本。

（80）《潇碧堂集》卷十九，明刊本。

〔81〕《存素堂诗二集》卷三，嘉庆壬申湖北德安官署刊本。

〔82〕见《附录》三。

〔83〕《遍照发挥性灵集》卷三，《敕赐屏风书了表并诗》。

〔84〕见本书西卷《二十八种病》第四鹤膝条。

〔86〕《曝书亭集》卷三十三。

〔87〕《皇甫持正文集》卷四。

〔88〕《诗品二十四则》《雄浑》，汲古阁刊本。

〔89〕《泾皋藏稿》卷十二，《冰川诗式题辞》，明刊本。

〔90〕本文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后，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大庭脩氏来函相告：“宫内省图书寮，已于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改称为宫内厅书陵部。”

〔91〕《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载中宗朝官右补阙之权若讷有《请复天后所造诸字疏》，云：“伏见天地日月君臣国人授载初庆殿等字，皆先朝创制，久已施行云云。”则武后造字之推行颇为久远了。

〔92〕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国文月刊》第七十三期拙著《文笔新解》。

〔93〕《真言宗全书》本，有元文元年（一七三六）作者自序。

〔94〕原稿本，仅存天卷自《序》至《调四声谱》之“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句，中间尚缺两页。

〔95〕《朱子可闻诗集》卷三，《鹅湖寺和陆子寿》，新安后学洪力行钞释，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增注〕西明寺，段成式《寂照和上碑》:“大历十四年西明寺遇方等坛，试得度隶于悲慈寺。”（《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七、《金石萃编》卷一百八）。又《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种。”案：此盖新罗求学僧带来之种子，亦尔时有关西明寺掌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