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同志生前曾应出版单位的邀约，打算将自己的主要史学论文编成一部集子。但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把这一计划冲击掉了。他去世之后，同志们多次醞酿，想完成他的这一遗愿。现在，经他原所在研究室的金自强、虞明英两同志的精心选编、校定，终于使这部书和读者见面了。今年，是昌群同志诞辰八十周年，我们愿借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史学界前辈的由衷纪念。

这部论文集收入吴泽同志主编的《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目的自然就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诚如“编辑说明”指出，通过这套丛书，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我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概貌”，以有助于开展对中国史学史，特别是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为了这个目的，一本论文集的序言最好能将作者的生平和治学经历作一简明的介绍。遗憾的是，我却很难做到这点。这是首先要向读者致歉的。

昌群同志青年时代嗜好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又作过外文翻译。后来，他再三忖度，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适合研究这些学问，同时又受着日本和西欧汉学的影响，他便转而治西北史地、中西交通、敦煌佛教艺术和汉代木简；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从事研究汉唐政治、魏晋思想、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等等。总之，他治史有年，从三十年代初算起，经历两大时代，整整四十个春秋，在国内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

我真正认识昌群同志，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因为工作需要，我比较注意探索“五四”以来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情况，陆续搜集了一批知名专家的代表作，其中就有一本昌群同志写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出于对祖国文化思想史的特别爱好，我怀着很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二、三十万字的长篇论著。魏晋的清谈、玄学，一般都视为艰涩枯燥、空洞乏味，可是，由昌群同志写来却不落俗套、别具一格。在书中，既没有烦琐的考据，也不见曲意附会、牵强就己的空论，而是夹叙夹议，娓娓中肯，在批评传统思想和意识中，蕴含了对腐败时局的尖锐针砭和激烈抨击。这本书写成于抗日战争的后期，起先是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大学的课堂上作讲稿用。今天读了，确实使人感受到作者那种藐视权贵，不阿谀，不虚美，敢说敢骂的一派凛然正气。象我们这些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在法西斯专制淫威之下，一位文质笃实的学者、教授，做到了这一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后来，我又知道，就在这本书的出版前后，他在为中央大学学生组织的“历史学社”题辞中写道：“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他说，历史包含着一股“力量”,“历史之力量，乃亘古今，聚众力，而后成其排山倒海之势，顺之者生，逆之者亡”。研究历史就是要阐明这股“力量”之所在，“观之往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惟此，历史才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从这里，我们不只是看到了昌群同志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也认识了他的为人。那个时候，昌群同志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发出了如此令人叫绝的史论，并且身体力行，笔底下倾泄出一股与旧世界挑战的“力量”。象昌群同志这样的学者在当时绝非仅有，他们实际上构成那个时代进步史学的一支重要方面军。我以为，加强对这些情况的探寻和研究，对于学习和认识我国现代史学发展史，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九五四年，昌群同志从南京调来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兼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那时，我在负责《历史研究》的工作。记得是第二年的夏天，他的一篇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稿子在杂志社处理和付印过程中，延误了一些时间。他对侯外庐同志说，是不是因为观点不同，影响了文章的发表。侯外庐同志说，不会的，并建议他直接找我谈谈。于是，我们之间才有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那次，我们促膝畅怀。推心置腹地谈了很多。从历史理论、治学态度，到党的学术工作方针与政策，都一一交换了意见。我进一步了解到，昌群同志是十分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钻研的。南京刚解放的时候，他自感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不足，曾一度在太平门外南大农场“隐居”起来，一本一本地攻读经典著作。朋友去看他，他说，自己虽不是共产党员，但要做个布尔什维克。来北京后，他学习理论更加刻苦，并努力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关于两汉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见解，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交谈过程中，我们共同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三十年代，在思想界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中，国内外的一些文人为了反对我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别有用心地宣扬什么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或曰土地国有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特点。事实表明，对于这种论调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给予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条件和环境所限，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时的批判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令人信服和完全正确的结论。因此，建国后，在广泛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学术界就此又重新展开具体的、多方面的探索和讨论，而且在探讨中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辩，这是很自然的事。昌群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他自信方向不错，又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不断钻研，观点一直未动摇过。他五十年代立说，六十年代有所发展，成果也愈渐增多。那次交谈加深了我们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也建立了同志式的学术交谊。一九五八年，他因身体不好辞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职务，来历史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我们的接触也逐渐多了，一九七三年他逝世前的一天下午，他还一个人拄了拐棍，拖着病躯，摸到家里来看看仍在受审查中的我。

昌群同志是个学者，也是个革命者。到了晚年，他对于共产主义的追求更为炽烈，终于向党提出了加入先锋队组织的申请。这是他通过几十年的艰苦摸索，将要达到的光荣归宿。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如果不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党的队伍里一定会增添他这位老战士。这也是至今我们每念及此就感痛惜的事。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这部集子能够顺利地出版，应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和辛勤劳动。他们是历史学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工作应当得到大家的尊重。

尹达

1983 年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