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杰

一

粉碎“四人帮”以来，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发轫之作的话剧，恢复了“五四”以来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经历了一个复苏和繁荣的阶段。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优秀的剧本不断涌现，话剧舞台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话剧反映现实生活斗争和人民的愿望、呼声之及时，观众的反响和情绪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景象的产生，跟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但是，正如思想解放运动本身由于一部分人对其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而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现象一样，在当时的剧作中也出现了个别象《假如我是真的》这样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着偏颇的作品。即使在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中，在诸如歌颂与暴露、暴露的分寸等方面，也不是说没有一点问题。因此，克服创作思想上的盲目、自发和混乱状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以四项基本原则来指导、衡量戏剧创作，是非常必要的。一九八○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正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

一九八一年的戏剧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是沿着比较健康的道路前进的。总的说来，有相当的成绩，但是就创作的活跃程度和实绩来看，还不能说已超过了前两年。我想这是因为许多剧作家都对社会生活和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总结，使自己的创作思想更加符合党的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这种思索和总结，不可能在创作实践中很快显示出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并花费一些时间的。

此外，还有一点应不容忽视，那就是剧作者对生活的新的思考。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剧作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社会现象作表面的、肤浅的描绘，而越来越致力于对生活中矛盾斗争本质的认识和思考。我们从粉碎“四人帮”以来话剧的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由浅入深的轨迹。《枫叶红了的时候》虽然不失为一出有战斗性的、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的新喜剧，但揭露“四人帮”的罪恶却显得比较表面化、漫画化；到了《丹心谱》就比较地着重于对人物的内心的刻画，把风派人物庄济生的灵魂剖析得入木三分了。后来，话剧由揭露、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发展到揭露、针砭我们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阻碍向“四化”进军的不正之风。这表现了剧作者对生活步步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硕果便是《权与法》、《报春花》、《未来在召唤》等成功的剧作。但是，以后不断变化的新生活，又促使剧作者作了新的、更为深沉的思考。特别是思考如何更好地反映在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的新生活。如果话剧落后于生活，停留在原有的思想水平上，观众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对生活的新的思考，也需要经历一些过程和时间。但是，这种深入的思考，无疑预示着话剧将有更大繁荣，更新突破。

一九八一年话剧创作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描写工业题材的，如《重任》；有描写农业题材的，如《赵钱孙李》、《张灯结彩》；有描写部队生活的，如《天山深处》、《连队的春天》；有反映待业青年生活的，如《金子》；有揭露、鞭挞不正之风这样的社会问题的，如《谁是强者》；还有《巍巍昆仑》、《一代英豪》、《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历史剧，以及《秦王李世民》、《詹天佑》这样的历史剧。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两年相比，敢于尖锐地提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问题戏”有所减少，而历史剧却增多了。仅以一九八一年的《剧本》月刊为例，全年共发表十三个大型话剧剧本，其中历史剧就有五个！另外，本年度农村题材的话剧在舞台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填补了粉碎“四人帮”后话剧舞台上的空白。

从剧作者的队伍看，除了老一辈的剧作家如陈白尘等继续奋笔不辍外，中青年的剧作者，特别是业余的青年剧作者的成就也颇引人注目。最突出的当推上海业余创作队伍。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创作组出了象宗福先、贾鸿源、马中骏等有才气、有成就的青年业余剧作者。他们的作品如《于无声处》、《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以及最近发表并演出的《路》，都是有创新、有独特风格的力作，在全国有着一定的影响。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颜海平，以她的处女作大型历史剧《秦王李世民》震动了剧坛，被认为是很有才华的青年剧作者之一。

二

一九八一年话剧创作确实很有成绩，产生了不少影响较大的好剧本。

《金子》和《谁是强者》就是在群众中反响很大、很受欢迎的好戏。因为这两个戏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国家存在着暂时困难，不可能一下子完全使待业青年就业，所以，待业青年的就业已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金子》一剧向观众、向社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待业青年？是轻视他们，把他们当作多余的人、废物，甚至把他们当作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索，还是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闪光的金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四化”建设服务？《金子》一剧作出了后一种肯定的回答，并向社会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这些待业青年。由于该剧说出了人们蕴藏已久的心里话，所以博得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金子》把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大联社、自力更生解决就业问题这一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搬上舞台，以艺术形象有力地肯定了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这对生活中许许多多已经组织起来，或尚未组织起来的待业青年，正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该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

《谁是强者》反映的是生活中屡见不鲜、见怪不怪的现象：贿赂、请客送礼、开后门，大搞不正之风。这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经剧作家的集中、凝炼、提高，化为活生生的、行动着的、姿态各别、性格迥异的形象。剧作者用形象说话，严厉地、痛快淋漓地鞭挞了这种不正之风。剧作者笔下的厂长和主任本都是坚决反对不正之风的，可是为了工厂开工所必需的用电，他们不得不违心地以送羊毛毯走后门，直到后来忍无可忍奋起与那种搞不正之风的人作斗争。正因为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写出了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揭示了生活前进的方向，传达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所以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贾鸿源、马中骏的五幕现代话剧《路》是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作品。对于贾鸿源和马中骏这两位青年剧作者，人们已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们以在话剧艺术上作了大胆探索、创新、突破的《屋外有热流》，赢得了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普遍注意，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路》是继《屋外有热流》之后，体现作者勇于创新精神的又一个成功之作。这个戏对原有话剧传统的突破和创新，既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又表现在思想内容上。在艺术形式上，《路》大胆突破了原有话剧传统的时空观念。按话剧的传统，舞台上的布景、道具都是写实的，而《路》却不然，“台上没有布景，而是一组由台阶、斜坡、平台、高平台组成的舞美设计。它按照幕次、剧情的需要，分别排列，拼结成不同场景，并且靠灯光切割成若干表演区。台上看不见小道具，演员们在暗转时将随身带上。”因为没有写实的布景，这就为观众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正如作者所说：“这一切，因为演员的表演而赋予一种生命力。当它们揉为一体变成一种艺术语汇时，观众的思索和想象力就成了理解的催化剂。”观众不仅是用眼睛看戏，而且还用自己的想象力加以补充和再创造。这是吸取了外国现代派戏剧的某些特点，也是我国传统戏曲那种写意的表现手法在话剧中的成功运用。至于用灯光分割成若干表演区，则很明显地是受了电影分镜头表现手法的影响。那被灯光分割成的一个个表演区，恰象电影的一个个镜头！象在《屋外有热流》中出现灵魂的“形象”一样，在《路》中又出现了周大楚的内心自我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路》别开生面，新鲜而引人入胜。

当然，除了艺术形式的新颖以外，更主要的是有全新的思想内容。《路》之被称为现代话剧，并不仅仅因为它运用

了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而更主要的是它表现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的思想感情。《路》所描写的就是这么一群八十年代青年马路工的形象。作者以深厚的感情，满怀激情地表现了这一群为世俗的眼光所不屑一顾的“卑贱的”马路工，写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的不同命运。这个剧本并没有什么惊险离奇的情节，却是那样的引人入胜，激动人心。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作者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青年马路工的形象，从一个新的时代高度，揭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一部分人歧视马路工，而对于青年马路工，则更被认为粗野而没有文化修养，很少有人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同情他们，尊重他们。但是作者贾鸿源和马中骏这样做了，与这些青年马路工交了知心朋友。作者了解他们，热爱他们。作者满腔热情地把他们展现在舞台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热爱他们，尊重他们的工作。作者笔下的这些青年马路工，都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都那么平凡普通。作者还从现实生活出发，描写了他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点。他们也骂人，出言不逊，有时还酗酒吵闹，确实显得粗野，甚至缺少教养。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却可以看到他们水晶般透亮的心灵。城建工程队工地主任周大楚和电子管厂厂长都为了事业而牺牲了家庭的幸福。在电子管厂即将受淹的关键时刻，这些平时发牢骚、说怪话的青年马路工，却都能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抢救。正是这样一些充满人情味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深深感动了观众。剧中人梁男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们国家里，因为是用最原始最落后的工具操作，所以马路工被视为最低级和最卑贱的化身。这是不公平的，不正常的，不长久的。不要以为你服装现代化、职业现代化，就一定是现代人了——不，不是这样的。现代人，这是崇高的字眼，首先应该具备新的精神，新的情操，新的道德。即使在美好的明天，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现代人的。不是的！

做一个现代人，“首先应该具备新的精神，新的情操，新的道德”！这话说得多好！正是这些被视为最低级、最卑贱的马路工，“在建设道路的同时建设自己”，使自己具备了做现代人的思想和品格。《路》剧所要告诉观众的也就是这个主旨。

《赵钱孙李》和《张灯结彩》是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戏。粉碎“四人帮”以来，几乎没有反映农村生活的话剧，这两个戏可算填补了空白。这两个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婚姻陋习的变革，歌颂了党的新农村经济政策的胜利，表现了农民富裕起来的喜悦心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有这样一个小院》的作者李龙云的新作《小井胡同》，目前虽然没有演出，但是写得很成功。《小井胡同》从解放前夕一直写到一九八○年，描写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生活，写出了小井胡同在这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中的深刻变化。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维妙维肖地描绘出小井胡同内的各色人等，生动地画出了他们的不同面貌、性格和命运。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北京平民的风俗画，由于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活动和发生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仅具有现实的深度，而且还具有历史的深度。该剧生活气息浓厚，从人物口中那道地的北京话，以及剧中那富有北京乡土气的生活细节可以看出，作者对北京人民群众是非常熟悉的，作者的生活底子是很深厚的。作者是在有意识地学习老舍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明显地受了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的影响。

另一位深受老舍影响的著名剧作家和导演梅阡，独出机杼地写了一个话剧《咸亨酒店》。该剧以咸亨酒店为背景，集中了鲁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狂人、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这些人物形象都基本上忠实于鲁迅原著精神，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逻辑在舞台上活动着。这个别具一格的戏吸引了广大观众。尽管人们对此剧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的大胆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值得赞扬的。

《咸亨酒店》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而创作演出的。同样为了纪念鲁迅，戏剧家陈白尘将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改编为同名话剧，再现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忠实地体现了原著精神，并有自己的再创造。对于阿Q这个主要人物，剧本不仅充分地描写他做些什么，而且还写了他怎样做，为阿Q的一些行为作了铺垫，因而他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可信。此外，剧本还从原著所提供的一些由头和根据，从鲁迅其他作品中挖掘有关人物，增补到剧本中去，以展示剧本所表现的社会环境的广阔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在艺术手法上，该剧吸取了我国传统戏曲的分场方法，更加突出了阿Q的形象。此外，剧中运用了大量的解说词，也有助于刻画性格，推动剧情发展，并体现原著的思想性，保持原著议论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富于形象性和哲理性，演出时可起到间离效果。但似嫌太多了一些。总的说来，剧本的改编是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历史剧的创作比较多。

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优秀历史剧。她在塑造一代“英主”李世民这一历史人物时，并不将他故意拔高，而是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人物。她并不是机械地、简单化地理解“古为今用”，因此她摒弃了那种简单化地以古类今、以适合当今某一政策的需要的写法。作者曾经说过，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联系，简单的进行某种类比，即使不失于歪曲，也易流于肤浅，甚至似是而非。因此她决定从历史自身的发展中探寻规律，从对历史人物的剖析中求得真理。她终于找到了剧本所要揭示的主题思想：“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思想虽然是古代具有民主性的思想家早就深切思索了的，但作者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并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因此，该剧就避免了简单的以古类今、借古喻今的弊病，给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不显得有丝毫的生硬和牵强附会，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秦》剧在人物塑造上也很有特色。剧中众多人物皆能栩栩如生，性格迥异。李世民的英明洞察，睿智果断，李渊的偏信谗言，昏暗专行，太子李建成的阴骘险恶，伪善奸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结构严谨，戏剧冲突环环相扣。作者成功地将这一幕幕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呈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启发人们去回味深思，以期获得对今天的现实有益的经验教训。

除《秦王李世民》外，写得较好的尚有《詹天佑》、《孙中山》、《北上》、《一代英豪》、《巍巍昆仑》、《平津决战》、《一代风流》等作品。这些戏有的是为人物立传，有的再现史实。其中《巍巍昆仑》、《北上》、《一代英豪》、《孙中山》等剧，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

三

一九八一年的话剧创作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剧作仍然较少。从创作思想上来看，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不敢写，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第二种是不屑写，热衷于所谓的“永恒主题”、“艺术生命久远之作”。

其实，不敢写的心理是不必要的。“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束，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开辟了自由、广阔的天地，作家和艺术家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当然，这种创作自由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不必害怕会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党和人民也允许你改正。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不会限制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而且将帮助作家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生活，获得更充分的自由。如果你承认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话。

至于不愿、不屑写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一心要写“永恒主题”、“艺术生命久远之作”，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中外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大多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唯其对当时有意义，才对将来也有意义。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社会生活，与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作品，即在当时也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当时既失，遑论将来？

与反映现实斗争的剧作较少这一点相联系的是，在本年度剧本创作中，成功地塑造在“四化”建设中功勋卓著的先进人物的形象比较少。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献身于“四化”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我们的剧作家应该满腔热情地去表现他们；同时，我们的人民群众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中，除了以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作为他们的榜样外，也迫切需要文艺作品塑造的先进英雄典型以鼓舞他们前进。六十年代，话剧舞台上曾出现的一些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比较起来，本年度的话剧在塑造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英雄形象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另外，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除了个别比较突出的戏如《路》外，总的说来，没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有些戏的个别情节，似曾相识，有些雷同。如《理想还是美丽的》和《吉他，您还能再响吗？》，两剧都有试验出事故的情节，而出事故的原因都不是设计上的，都是操作上出的问题；而且设计者都被诬陷而受到刑事处分，被下在大牢里。此外，有的戏安排爱情的情节也落俗套。这些都是本年度话剧创作中一些不足之处。我以为在戏剧界，每年进行一次总结，既总结经验，检阅成绩，又总结教训，引以为戒，于戏剧事业更健康地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现实生活急剧发展，先进思想不断涌现，英雄人物层出不穷，这就向话剧艺术提出了如何反映现实生活、适应观众的欣赏要求的问题。

首先，当然应该发扬我国戏剧从生活出发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愿望和心声，表现时代精神，塑造“四化”建设中的先进人物典型，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只有这样，戏剧，包括话剧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才能充分地发挥它的鼓舞教育作用，也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话剧能够真实地、艺术地再现生活，说的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演的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那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相反，如果戏剧，特别是话剧，脱离了当前的斗争和社会生活，对今天的现实无可借鉴和启迪，那么就必然要脱离人民群众。

其次，我以为话剧跟传统戏曲一样，也应该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敢于突破旧框框。内容决定形式，现代生活内容的复杂变化，必然要求表现这种内容的艺术形式的创新。话剧虽然是外来的艺术，比起传统戏曲来还比较年青，但传入我国也有大半个世纪了。在话剧传统中，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还是比较多的，这就束缚了话剧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适应生活内容表现的需要和新一代观众的欣赏习惯，话剧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改革，应该鼓励形式和风格的百花齐放、自由竞争。

当然，我们强调话剧艺术的改革、创新，丝毫也不意味着抛弃我们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经验，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西化。话剧艺术已经扎根在我国艺术的土壤上，逐渐形成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风格。这种民族风格不仅不应该丢掉，而且还要发扬。任何艺术，只有具有民族性，才能具有世界性。老舍的剧作，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但它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一九八一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赴欧洲演出老舍名剧《茶馆》，虽然语言隔阂，却大获成功，便是有力的证明。欧洲各国报纸盛赞《茶馆》的演出。一位权威的德国戏剧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多少年孜孜追求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却从你们的演出中找到了！”从这里，我们自然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不应妄自菲薄，不应生吞活剥地全盘西化，我们有引以自豪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闭关锁国，抱残守缺，死抱住传统不放，而不加任何改革创新。我们应立足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既保留优良的传统、特具的民族风格，又不拒绝吸收、借鉴外来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有继承又有发展，有借鉴又有创新，我国的话剧艺术必将形成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群众艺术，不仅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会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们对中国话剧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我们期待着中国话剧繁花似锦的前程，期待着出现灿若繁星的新时代的关汉卿和莎士比亚！

初稿于1982年4月3日

改定于198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