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2月算起，至今已跨进第20个年头。2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我国却在这20年中走过了一段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漫长道路。伴随而来的，是“体制外”的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经济步履维艰。我们庆幸，没有从一个极端迅速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我们避免了俄罗斯式的大起大落、大合大分。中国的近代史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折腾，给予国家领导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避开激流险礁，穿过风风雨雨，向着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辉煌彼岸平稳驶去。

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经历了扩权让利、经营承包、厂长负责、利改税、拨改贷的尝试，最后认同了现代企业制度；从完善“一大二公”的国营企业开始，到认同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股份制，思想的轨迹是从“无所遵循”到“符合国际惯例”，从脱离实际的设想到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可行的设计，虽然不再指望自创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循的经济规则，实际上却正在成就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三个有利于”的科学态度，正在鼓舞着无数改革志士，投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人们期望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年，完成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变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否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否正常发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指：较快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有效的资源利用与配置，更好的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秩序和服务水平，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这一切，离开了物质基础是谈不上的。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基础是公有财产。在我国，公有财产的主要部分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产，包括资产本身及其附属权利，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越性的发挥程度。实践证明，这个基础得到加强，社会主义就得到巩固。

我国的国有资产，形成于建国初期，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资产，二是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资产，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和赎买方式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改造为国有资产，四是依法宣布国有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洋等自然资源为国有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是扣除了资源性国有资产），截止1996年底，国有资产从建国初期的约200亿元增长到了65894亿元，相当于建国初期的329倍，平均年增长率约13.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庞大的国有资产，是支撑我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管好用好这部分资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其意义十分深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越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更加高级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表现，它不能凭人们的主观臆想来确定。如果社会主义不能证明自身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那么不但不能取代资本主义，甚至还要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获得成功，而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率先取得胜利。这就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提出了难题：落后的农业国能否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超过在同等条件下起步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答案显然是明显的：能则存，否则亡。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是错误的，中国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事实上，中国人民曾经艰难地探索过，当初要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先生是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先行者。但是没有成功。国内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人民走这样的道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令人失望，它代表的是少数大官僚的利益，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民当初该不该革命，该不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革命胜利以后该怎么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是站在现在的起点去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的正确道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有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两种。政府集中社会财力，通过投资和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对于迅速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在短期内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是十分有效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条路在50年代初期走得很好，只是随着日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便开始坎坷起来，效率开始递减。于是，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手段──国有资产就面临着转变使用方式的变革要求，而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面临着转变管理方式的变革要求。向何方转变？我们当初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因为有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所以随着在实践中对国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更深入的了解，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达成了理性共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报告）。

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走政府以间接方式为主来推动经济发展之路，就要对国有资产的运用作出新的安排，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新定位，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划分与调整，对不同用途的国有资产重新分类，对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实行分类管理：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制定不同的法规和政策、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本书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来的。限于作者的水平和眼界，这里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接受作者的看法。这里所表达的，只是经过作者思考而确认的观点。作者所企盼的，是这些观点能够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增长，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