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葆莘

一

台湾文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台湾省的中国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省的新文学运动，是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直接影响，并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而暂时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

自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时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进行过武装斗争，也进行过非武装斗争。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既是台湾人民进行非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

中国新文化运动曾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而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省，在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爱国的、进步的台湾知识分子，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也创办了一份《新青年》式的刊物——《台湾青年》（一九二二年改题为《台湾》，一九二三年增办《台湾民报》，一九三〇年又改称为《台湾新民报》）。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和这家刊物是分不开的。

《台湾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与职务》（陈炘）的文章。文章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之使命；近来在中国大陆所提倡的白话文学便是这种文学。因此，作者呼吁：“有光彩的历史的台湾文坛，也应朝此一方向去努力。”接着，《台湾青年》在第三卷第三期又刊登了一篇《实社会与文学》（甘文芳），向台湾同胞介绍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战后中华的文学已渐渐被介绍于欧美，而且又有以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展中，这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迫切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文学——风流韵事、茶余酒后的玩弄物了。”同卷第六期的《日用文鼓吹论》（陈端明）一文更明确指出：“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因该期被禁，此文又重刊于第四卷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一月号的《台湾》杂志发表了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二月号又发表了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黄呈聪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他是来到祖国大陆之后亲眼看到白话文普及的情况，才更加确实感觉到普及白话文的必要的；黄朝琴则认为祖国大陆已经普及了白话文，而台湾“一般的读书人，仍然照着八股做法来教后辈，所以到如今，全岛新闻杂志、社会应酬，无不仍用这种言文不一的汉文，你看象本家的中国，尚且知道改用白话文，区区的台湾，仍然守着它，岂不是做个汉文的守旧派吗？”正是在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影响下，也是当时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迫，台湾新文学运动也从普及白话文开始揭开了序幕。

为了大力提倡和推广白话文，《台湾》杂志增办了一份全部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该报创刊后还创设了“白话文研究会”），版面上辟有关于白话文的“应接室”专栏，由超今（黄朝琴）主持。《台湾民报》先是半月刊，后又改为旬刊、周刊，它虽然是个综合性的刊物，但每期都设有“文艺”专栏，刊登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给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阵地。直到一九三二年，台湾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台湾民报》（后来改为《台湾新民报》）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摇篮，它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台湾民报》是在一九二三年创刊的。这时，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已先后建立，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新文学重要作品均已出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下而倡导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当然不会不注意到祖国大陆文坛的动向，便在第一卷第四期刊登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作者许乃昌（署名秀湖）是当时在上海读书的台湾籍学生。这是一篇最早向台湾同胞较全面地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及其成就的文章，字里行间也暗示了台湾的文学也该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接着，《台湾民报》又连续发表了苏维霖（芗雨）的《二十年来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第二卷第十期）、张我军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第三卷第六、七、八期）等。与此同时，《台湾民报》还刊登了不少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品以及外国文学作品。

所有这些，就是不久蓬勃发展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前奏。

台湾的新旧文学的论争，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首先向台湾的旧文学进行抨击的是当时正在北京读书的张我军。他在北京亲身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社会的现状，便写了一篇《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射出了第一枪，刊登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台湾民报》（第二卷第七期）上。随后，他又赶回台湾，参加《台湾民报》工作，担任该刊编辑，更直接地投身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痛感着台湾的文学之道已污秽不堪极了，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可是我已候之久了，却候不出一个人肯来当这个扫除刷清的职务。我于是顾不得力微，便拿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出来，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当年十一月，他用“一郎”的笔名，在《台湾民报》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在这篇向旧文学宣战的檄文里，张我军揭露当时台湾旧诗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诗，只是利用旧诗向日本总督讨好而把旧诗做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并指出这种灭病呻吟的旧诗只能毒害青年，使之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这是张我军向台湾旧诗坛投去的第一颗炮弹。

台湾的旧文学阵营当然不会保持沉默。当时台湾旧诗坛的代表人物连雅堂在他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对张我军进行了反击，说他“提倡新文学”，是“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张我军又连续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他还在《台湾民报》上写了一系列的《随感录》。旧文学阵营方面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向张我军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张我军最后发表声明：“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之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故如再骂我的臭文字，我是不去理会他了。”

于是，张我军转向新文学的建设，先后又发表了《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诗体的解放》等。做为《台湾民报》的编辑，他在版面上还大力介绍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佳作，从而鼓励了台湾新文学的创作。他先后刊载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去摩的《自剖》……等。刊登这些作品时，张我军还撰写了作者的简介附在后面，帮助读者了解，加深印象，这些介绍，使台湾文坛直接受到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滋养。

《台湾民报》最早发表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是新诗。一九二四年曾先后发表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张我军的《无情的雨》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了张我军的新诗集《乱都之恋》，这是台湾的第一部新诗集。一九二六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杨云萍的《光临》，稍后又发表了张我军的《买彩票》，这是台湾文坛最早出现的小说。

二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和泪。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赖和、杨云萍、陈虚谷、杨守愚、芥舟、蔡愁洞、朱点人、张深切、王锦江、绘声、杨华、林越峰、马木枥、赖贤颖、康道乐、黄有才、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吴浊流……等台湾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了许多反映台湾同胞的苦难生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正如一位台湾评论家所说，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台湾作家的作品里，是充满着社会意识的，很少逃避现实、遁入虚妄的王国里。大多数的作品，所描写的是穷苦、朴实的农民，和他们在剥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虐嘴脸，御用绅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现象。大多数的作家都能将自我的价值归结到社会大众上，社会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周围人民的不幸就是个人的不幸，借着作品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抗议精神，或是对不可抗拒之外加灾祸的刚毅的隐忍精神。”5455533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台湾同胞直接受到的政治压迫是来自殖民者的统治工具——警察。在台湾具体实施日本的殖民统治的警察，除做为统治者的鹰犬外，还兼有辅助行政的职能，每一个警察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都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权。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最初几年，警察（“巡查”）全由日本人担任，台湾同胞讽刺地称之为“查大人”；一八九九年以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又酌用台湾人充当“巡查补”，台湾同胞蔑称之为“补大人”。日本殖民者正是通过巡查和巡查补组成了一个严密而又残酷的警察网，统治着全台湾的中国人民。本辑选收的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陈虚谷的《他发财了》、《无处申冤》，吴浊流的《陈大人》等作品中，那些专制、残暴的警察，都是做为日本殖民者（及其走狗）的形象出现的。在沦为殖民地的那半个世纪里，台湾是一个强权主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异族统治者——包括他们的爪牙和走狗，都是十足的残暴不仁的。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一再重复这个题材；即使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以后，揭露警察的凶残的作品，仍不断出现（一九四〇年出生的杨青矗也还写过这样题材的小说《冤家》）。可见那些助纣为虐的“查大人”和“补大人”当时的罪恶之重，台湾同胞对他们的痛恨之深。

那一时期的台湾小说，还有一些是直接控诉殖民者利用政治特权对台湾同胞进行经济压榨的。富饶的祖国宝岛台湾盛产甘蔗。日本殖民者通过制糖公司对台湾蔗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一九二五年三月出刊的《台湾民报》第三卷第八期有篇题为《台湾青年的使命》的文章，曾经指出：“殖民地的统治方针，其根本目的是在经济的榨取，政治的差别不过是要达其目的的手段而已。……如对（日本）制糖会社的保护奖励，单晓得会社利益，一年几千万纯利，岂不是本岛农民汗血的结晶么？然本岛农民所得若何？一年中的辛苦，所得不过维持最下等的生活而已，你想惨不惨呢？”本辑中的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杨守愚的《鸳鸯》、杨逵的《送报夫》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形象地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利用政治特权对蔗农进行野蛮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经济剥削。《黄昏的蔗园》里的蔗农文能，不愿永远做牛做马，反抗日本制糖公司而被警方捕去。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写他如何“反抗”和“闹事”，只是写他被捕的十五天后，他的年轻的妻子回忆他们在劳动中的“一时的青春”，现实和回忆的几个交错的小镜头，就展现了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鸳鸯》里的阿荣是一家日本制糖公司农场的工人，在搬运甘蔗时被蔗车轧断了左脚，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生活窘迫，无奈只好叫妻子鸳鸯去农场给日本监督（工头）做饭。鸳鸯却被禽兽般的日本监督所玷污，不得不含辱自杀。

《送报夫》的主人公也是被一家日本制糖公司在台湾强行吞并土地，逼得家败人亡的。他家原是有两甲水田和五甲园田的自耕农。日本制糖公司为了强行征购这个村子的耕地，利用政治上的特权，会同警察局将村民召集到妈祖庙进行威胁，声称谁不卖地，谁便是有“阴谋”的“非（日本）国民”。由于主人公的父亲表示不愿卖，便被捉到警察分所，拘留了五天，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这位农民不仅土地被强行“买”去，连生命也被夺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时期，这样大胆地揭露和控诉殖民者的罪恶，甚至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毫不含糊地说：“从巨轮“蓬莱丸”的甲板上凝视着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的春日，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沃，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见恶臭逼人的血脓迸出”。作者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很值得敬佩。果然，这篇小说一九三二年只在《台湾民报》上刊载一部分，就被日本总督府勒令腰斩了。一九三四年才在日本的进步杂志《文学评论》在东京刊出了全文。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停留在对殖民者的揭露和控诉上，而是通过主人公流落到东京后的不幸遭遇，将主题更深化了。主人公在东京做一名送报工人，仍然受到残酷的剥削；但他却受到一位日本的阶级兄弟田中的同情和照顾。在故乡时，他“以为一切的日本人都坏”，这时他逐渐明白了“就象中国台湾地区的人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似地，日本人也是一样”。接着，作者进一步指出：人，只有压迫与被压迫之分；日本人有受压迫的，台湾人也有压迫自己的同胞的。最后，田中对主人公说：“好，我们携手吧！使你们吃苦也使我们吃苦的是同一种类的人！”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压在台湾同胞头上的既有日本殖民者的警察、工头，也有甘当敌人走狗的御用绅士、“补大人”和“保正”之流的民族败类。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能长期占据台湾，千方百计地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推行其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因之，凡是有血性的爱国的台湾同胞，生活在沦为殖民地的故土，在痛恨凶残的异族殖民统治者和腐败卖国的满清政府的同时，也痛恨那些认贼做父、以附敌为荣的汉奸走狗，以及在自己同胞身上滋生和蔓延的亡国奴思想。为此，当时那些有觉悟的、进步的、爱国的台湾知识分子，在思想战线上便把提高自己同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做为首要的任务。早在台湾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九二六年，《台湾民报》（第九十七、九十八期）上就刊登过一篇署名为泗筌的《台湾人的几个特性》，针对殖民者对台湾同胞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向台湾人的“好戴高帽性”、“贪财性”、“老驽性”和“奴隶性”开过火。这篇文章指出：所谓“好戴高帽性”，指的就是以臣服殖民者为荣的汉奸思想，“大，自协议员、绅士以至官僚政客；小，自庄长、保正以至甲长、壮丁，都是这一类的标本”，所谓“老驽性”，就是“他们大抵主张挨过日子就好，什么社会的兴败、国家的存亡都不要管。这种人物讲好一点就象庄子所说的‘呼我以为牛者应之为牛，呼我以马者应之以为马’一样的精神胜利者，就是人家待他做牛也好，待他做马也好，只要他自家自信不是牛马而有饭吃便可了事的”。所谓“奴隶性”，就是“他的本质和‘恐怖’、‘屈服’等情绪所组成的‘宗教崇拜’很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这篇文章的作者慨叹道：“奴隶性’尚存的人们怎么能够做‘自由人’!‘老驽性’尚改不掉的人们又怎禁得不落为‘亡国奴’!‘戴高帽性’、‘贪财性’尚根深的人们又怎能怪人家的利用！”同样，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揭露御用绅士之流的民族败类、鞭挞臣服帝国主义的汉奸思想和顺民思想的作品。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文学作品来提高自己同胞的民族意识已成为作家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台湾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民族意识，也正是作家和作品的社会意识。

本辑所选收的杨云萍的《光临》、陈虚谷的《荣归》、蔡愁洞的《保正伯》、朱点人的《脱颖》、吴浊流的《先生妈》和《陈大人》等，就是这一类的作品。《光临》里的保正林通灵以能请到“警部大人”“光临”到他家做客为无上光荣，活脱脱一付“汉奸”嘴脸。《荣归》中的王再福在日本考上了“高文”，便自诩为“台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国的秀才，断不是依你们想的寻常一样的土人、劣等民族”，他的父亲——王秀才在他“衣锦荣归”的宴席上，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愿我子孙，竭其愚诚，勉为（日本）帝国善良之民，以冀报深恩于万一……”。《保正伯》中那个保正，原本是一个流氓，赌博是他的正业，打架是他的消遣，简直是无恶不作。庄中有人杀猪，他便立即去向“大人”报告，宛然是日本人安插在乡里的密探，连他的姑母也不放过。《脱颖》里的陈三贵，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变成了日本人。终于有个机会娶了一个日本妻子，他摇身一变，成了“犬养三贵”。这个“犬养三贵”，不但改穿了日本衣着，连自己的父亲和旧日的朋友都不认了。《先生妈》中的御用绅士钱新发，热衷于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全盘“皇民化”；可是这位先生的妈妈——“先生妈”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语言、服饰等都保持着中国民族传统的习俗，甚至临终遗嘱，还特别提出不准用日本和尚。通过这母子的鲜明对比，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陈大人》中的陈“大人”，帮助日本主子搜括中国古玩，消灭义军，平日欺压善良，包娼包赌；他看不中的人，触犯他官威的人，不论男女老弱，都毫不容情，或罚款或打嘴巴，甚至对自己的亲娘舅也是如此。真是失尽人格，丧尽国格。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初，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的中国作家们，既是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又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们既反对日本殖民者及其爪牙和走狗的统治，也反对自己同胞头脑里的形形色色的“亡国奴”思想，又痛感台湾现实社会中的封建的、落后的旧思想和旧习俗是台湾同胞在精神上的枷锁。所以，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既致力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鞭挞民族败类和汉奸思想的丑恶，也表现了台湾人民的穷困生活以及在封建礼教、旧习俗和愚昧迷信下的痛苦。

赖和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就是描写台湾的旧习俗的；本辑选收的他的另一篇小说《可怜她死了》，尽管没有凶残的日本警察登场而只描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台湾妇女的不幸，但却反映了台湾同胞当时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赤贫生活和精神痛苦。这篇朴实的小说的主题、人物和生活气氛都说明：在“那个万恶极了的社会”，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所以，“可怜她死了”！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卖给人家做养女的，养女——这是台湾省相当普遍而直到今天仍未完全革除的一个古老的陋习。在台湾的农村，穷苦人家为了生存，往往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给人家做养女；而买得起养女的，常常也并不一定是什么有钱的富户。他们对待养女就跟买来的一头牛、一口猪没有什么两样，平时使用她的劳力，长大了嫁出去可以赚一笔聘金；当然，也有留给自己家里子弟做团圆媳妇的，这叫做“送做堆”，在大陆则叫童养媳。所以，台湾的养女比大陆上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不幸。《可怜她死了》的主人公阿金是个“送做堆”，她被卖到养母婆家，生活了五年，刚要择个吉日成亲，她的未婚夫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被捕、打伤，放回没几天便死去了。她的痛苦和不幸，既来自台湾的旧习俗（养女的陋习），也来自日本殖民者的残暴（未婚夫在婚前被捕惨遭毒打而身亡），也来自剥削制度的压迫（她的由于贫困而被卖和受侮辱损害而终遭遗弃），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怜她死了》的社会背景，也是赖和及其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的社会背景。本辑中的杨华的《薄命》、张文环的《艺旦之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控诉了台湾社会养女制度的罪恶。吕赫若的《庙庭》和《月夜》中的女主人公虽然不是养女，但通过她们的不幸的婚姻，也表现了台湾妇女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和封建家庭中的悲惨命运。芥舟的《鬼》，则对旧的封建意识——愚昧和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杨守愚的《过年》，写了失业工人阿发一家的穷困的凄凉景象。王锦江的《夜雨》，写的是另一个失业工人有德走投无路，终于被迫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故事。朱点人的《岛都》中的史明父子有着不同的遭遇：父一辈被逼得卖掉亲生儿子，终于活不下去；但新生一代的史明，却毅然参加了工人运动，并暗示他参加了抗日的地下活动。康道乐的《失业》中的德兴，原是一个小学教员，由于对现实社会制度不满，开始研究社会科学和那些“从事运动”的斗士来往，后来也暗暗地参加了；但被学校当局探知之后，被迫辞职，足足失业两年多，当了一个时期的事务员却又失了业，最后只好让妻子上班，他自己在家照顾孩子。黄有才的《凄惨图》，写的是矿工的苦难生活；赖贤颖的《稻热病》和马木枥的《西北雨》，反映的却是农民的悲惨命运。

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和《黄昏月》，以及吴浊流的《水月》，反映的都是三十年代末期到四十年代中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生活。《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描写一个刚从学校毕业而考入镇公所当雇员的青年陈有三，开头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抱有幻想，业余时间拼命用功读书，准备将来报考普通文官和律师，继续向上爬；然而，他的豪情壮志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所消磨而熄灭了。《黄昏月》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前和身后，以及他的未亡人的不幸，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水月》里的仁吉，是个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灰色的现实生活的重担之下，也消磨了锐气和理想，他的梦想如同泡沫一样地消逝了，以至无声无息地消失于历史的黑暗之中。

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的台湾作家们，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奋不顾身，以笔代剑，口诛笔伐，写出了血泪交织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是在异族统治者铁蹄下的台湾同胞呼唤祖国的痛苦的心声。它们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新文学，和祖国大陆的新文学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一九二八年祖国大陆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运动兴起时，对台湾文学更有直接的影响。本辑所选入的三十年代的台湾作品，如朱点人的《岛都》、林越峰的《红萝卜》、康道乐的《失业》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革命者的生活，甚至从中隐隐地还透露出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检举”台湾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又非法逮捕四十五位共产党员，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之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种种情景；杨华的《一个劳动者的死》、马木枥的《西北雨》、赖贤颖的《稻热病》、黄有才的《凄惨图》等，则直接反映了工农大众的悲惨生活；杨逵的《送报夫》在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思想；凡此种种，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三十年代祖国大陆的左翼文学运动对当时台湾文学的影响。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台湾殖民统治当局强制废止全台湾所有的日刊报纸的中文版。“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的台湾总督和驻军司令部立即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并向台湾同胞发表“战时警告”，禁止所谓“非（日本）国民之言动（行）”。这时，连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也苦于无发表之园地，还时时受到日本军方和特务的干扰。一九四一年，张文环等人创办了日文的台湾文学刊物《台湾文学》，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才又开始活跃起来。由于中文已被禁止，他们只能用日文写作。本辑中张文环的《艺旦之家》、吕赫若的《庙庭》和《月夜》、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和《黄昏月》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这些作家既不可能正面地公开表现出赖和、陈虚谷、杨守愚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也不可能象杨云萍、蔡愁洞那样对台湾现实社会进行冷嘲热讽，更不可能再象朱点人、林越峰、康道乐、马木枥、赖贤颖、黄有才、杨逵等作家那样表现出很明显地受到祖国大陆左翼文学和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同样是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的现实生活，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的在隐晦的不平之中呈现出冷眼旁观的态度，有的却在深藏着的不满之中流露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和苦闷。他们笔下几乎网罗了台湾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在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五十年的残酷统治下，这些小人物虽然没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可是他们本能地、模糊地知道自己处境的不合理，他们都有一肚子无可发泄的怨恨。但在艺术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却比前一时期更趋于成熟了。它们不再仅仅通过人物、故事来表现那个特定的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是更着意去描写那个特定时代的那种阴森可怕、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氛，并力求探索和揭示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彷徨、绝望、痛苦和呻吟。龙瑛宗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使人感到那个“小镇空气很可怕，好象腐烂的水果”,“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生活在那个小镇上的几个知识分子，都是“绝望、空虚与黑暗层层包围得转不过身来的样子”，他们哀叹着：“黑暗，实在黑暗！”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个被黑暗的社会过早地夺去生命的台湾青年，却贪婪地阅读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研究》、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以及高尔基的作品，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真理。他在临终之前预言：“现在虽是无限黑暗与悲哀，但不久美丽的社会将会来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台湾作家去写什么歌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所谓“皇民文学”。但即使这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刀尖下，有的台湾作家也并没有屈服，如写过《送报夫》的杨逵写了一个剧本《扑灭天狗》，却借提倡扑灭虐疾运动，却以讽刺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榨取农民的高利贷者的嘴脸。又如刚登上文坛不久的吴浊流，则转入从事“地下文学”的活动，偷偷地写作抗日作品《亚细亚的孤儿》。

一位台湾作家在回顾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时，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台湾新文学一向跟随着台湾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而生长，而茁壮，反映了全体台湾民众的共同意愿：那便是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获得解放和自由，重归祖国的怀抱。因之，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它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富于丰富的乡土色彩，充分表达了异族残暴统治下痛苦呻吟的台人心声”。5455534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战争后期，由于美国空军不断轰炸，台湾城镇的居民大多疏散了。光复后的几个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的最后几个月，人们都忙于从疏散地迁回原来的住地，社会呈现一片混乱，无人顾及文学创作，也顾不上阅读文学作品。在轰炸后的城市，原来的报社有的也是成了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即使能恢复的，也只能维持出版一小张四开或八开的报纸，还不可能为文学作品提供园地。这时，台湾同胞由于长期受的是日文教育，一下子还不可能阅读汉文报刊和书籍，所以报纸也只好暂时以中日文并存来过渡，一则消息往往用中日两种文字同时报道。大约到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各报才逐渐取消日文的新闻版，而且也开始有了副刊——文艺版；但，这文艺版却仍然、也只能是日文的。当时较有影响的是《中华日报》的文艺版，由日本占据时期的日文作家龙瑛宗主编，经常发表作品的也多是日本占据时期的作者，如杨逵、龙瑛宗、江肖梅、赖传鉴、叶石涛等人，他们也有将祖国文学作品译成日文介绍给台湾同胞的。除报纸的文艺版，尚有《新新》、《中华》等月刊，也都是日文的，但维持时间较短；这时，也有文学作品的单行本用日文出版。到一九四八年，报纸的日文版正式取消。台湾老一代用日文写作的作家的新作，要译成中文才能发表。他们还不能马上用中文写作，有的人不得不暂时停笔；当然，台湾老一代用日文写作的作家在光复后的停笔，不仅仅是因为语言文学的障碍，更主要的还是来自政治上的原因。由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对台湾同胞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得台湾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光复后的台湾现实生活产生了颓丧、失望和恐惧的情绪，他们不得不沉默了。如杨逵，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他和日本的特高警察（政治刑警）作过殊死的斗争，前后被捕过十次之多；而在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之后，他却又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监禁竟达十年之久。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光复后仍继续写作的，本辑选收了杨逵的《关不住的春光》、吴浊流的《菠茨坦科长》、叶石涛的《狱中记》、张彦勋的《捕蛙父子》等。

吴浊流是老一辈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台湾文坛也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与本世纪同龄，跨越了台湾的两个时代。一九三六年，已经三十六岁的吴浊流，在一个公学校（小学校）教书并担任训导主任时，创作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水月》；从此，“他以文字为工具，详细地记录下来他的悲愤以及他周围台湾人可悲的遭遇，他们的命运，生和死，抵抗和屈服，正人君子和御用绅士”545553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奖励穿“国民服”、常用“国语”（日语）、改姓名为日本姓氏等一连串的“皇民化”（奴化和同化）运动，旨在进一步控制台湾同胞的思想和言论。就在这时，他明明知道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绝不可能发表，却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所驱使，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写着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小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善良的台湾同胞的血泪控诉，它“不但写尽了台湾社会的诸样相，道出了台湾人的悲欢离合、迂回曲折的命运，有瑰丽的乡土色彩，而且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台湾人的意愿、应走的路、未来的命运。”5455536就在写这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的同时，他还写了《先生妈》和《陈大人》——《陈大人》也是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发表。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使吴浊流以及大部分台湾知识分子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同年十月，吴浊流写出了《菠茨坦科长》。从这部中篇小说可以看出国民党是怎样伤害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感情，形象地表现了台湾同胞对国民党腐败的本质的认识过程。小说的开头，吴浊流用了两千多字来描写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面貌和台湾同胞万众欢腾、欣喜若狂的情景：街上穿旗袍的女人多了起来；往日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如今都摆上地摊拍卖家具和日常用物了；漂亮的和服，城里人已不屑一看，只有乡下来的老百姓口口声声说是便宜，连破旧的衣类也买了去；人们都陶醉于光复的高兴中，大家决心开始学习祖国的语文。“台湾沦陷到现在已经五十年，大家都是当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长大起来的，自己一直动不动就得向有祖国可傲的日本人自卑低头，但现在不论对谁也不需要这样了。”和台湾同胞这种向往祖国的感情相反，作品中的“菠茨坦科长”范汉智之流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却丑态百出：“当时为接收日产展开过激烈的争夺战。有机关和机关的冲突，机关和老百姓或老百姓和老百姓的争端，天天都有。有的利用流氓，有的假借军人或日本人串通来个假买卖。智力、财力、权力、暴力，凡有力的都睁红了血眼在找寻日产。”作品中的范汉智不但将一位纯洁的台湾姑娘——玉兰骗到手，而且以某局科长的衔头，也接收了一幢很大的“日产”房子。正因为这样，“光复当时那样狂热地欢迎的人们，仅半年不到的时间，那种热烈的感情不但消失了，反而在他们眼中满溢着不平不满的反感。”“这其间，光复当初的感情渐渐从世间消褪了。照理对祖国的憧憬，对外省人的亲爱应该是日渐加深的，可是事实却正好向相反的方向倒行。不满的声浪日见嚣张，到处都充满着对立的感情。”

在台湾，吴浊流被认为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家，是普通台湾同胞的代言人。做为一个作家，无论在任何时代他都能走在时代的前面，往往把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形象表现出来，使读者更加认清社会的本质。吴浊流在日本占据时期曾通过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和痛斥御用绅士之流的民族败类；光复后，他又较早地通过小说《菠茨坦科长》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是台湾两个时代交替的转折点。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吴浊流对许多御用绅士摇身一变成了“爱国分子”，深有所感地说：“光复后，很多人伪造历史，我们知道，日政时代的御用绅士是日人的走狗，因为他们有钱，或是他们的子孙会宣传，一跃变为爱国分子的也有；反之，许多真正的志士都埋没在地下，这是很不公平的。”5455537在《菠茨坦科长》里，作者仅仅几笔，勾出了一个“风派人物”惠英，写出了光复前后台湾的社会风貌。日本占据时期，这个惠英积极参加“皇民奉公会”的活动，“被目为台湾女性的代表，芳名常出现于报章。可是时代使她的心境一变。以前她每天早晨在日本神坛前祈祷，如今神坛归去换上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而且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日本服装也丢弃，换上了华美的旗袍，这就是所谓光复姿态。”陪伴她走路的，也由日本兵换成国民党军官了。后来，吴浊流还写过一篇《狡猿》，主人公江大头是一个日本占据时期浪迹江湖、以卖假药为生的巫师。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养成了奴性，从一个御用绅士那里学就了一套投机取巧的钻营本领。光复后，这样一个败类，凭着他的卑鄙、狡诈、谄媚，平步青云，从一个乡代表爬上了省议员，享尽了荣华富贵。这个日本占据时期的江湖骗子，在光复后得以发迹，正是钱新发、陈大人的翻版；而吴浊流在光复前深恶痛绝的钱新发、陈大人之流的罪恶种籽，在光复后的台湾土壤上又开花、结果了。这一现象，正说明“光复”并没有给台湾同胞带来希望，这也正是吴浊流感到悲哀和痛心的原因。

洞察力的敏锐，爱憎和是非的分明，在台湾作家中很少有人能与吴浊流相比。他的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永远是台湾，无论是对昨天的台湾，还是对今天的台湾，总是极其鲜明地表现出做为一个台湾地区中国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勇于和善于提出台湾同胞所关心和痛感的重大问题。吴浊流的作品满纸激愤哀怨，洋溢着感时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

另一位台湾作家钟理和，在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回到了祖国大陆，并且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

早期到台湾的拓荒者，大都来自祖国大陆的沿海各省。台湾同胞则将祖国大陆亲切地称为“原乡”；台湾同胞对自己的“原乡”也无不怀着深厚的感情。一九三八年，钟理和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离开他的故乡——台湾，奔向祖国大陆，他所以这样做，也还是为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但是，他对“原乡”实在太陌生了。那时的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已达四十余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台湾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社会；而他的原乡——祖国大陆，却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如赖和、张我军、杨逵、吴浊流）不同，钟理和完全是在殖民地社会里长大的，他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既缺乏历史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祖国大陆住过几年之后，他恋慕“原乡”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从对祖国的不理解变成了对祖国的绝望。在他一九四四年于北平创作并出版的《夹竹桃》中，他一方面通过对旧北平一所大杂院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另一方面，也流露了他那种对祖国的绝望以及对贫穷、落后的“吾土与吾民”的厌恶之情。他面对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竟把自己当做“不胜瞠目”的“外人”，甚而在那里“摇其头曰：善哉，善哉！”正因为这样，他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指出旧中国所以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而片面地把它归罪于所谓“民族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看到中国的希望和光明的未来。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后来的历史证明，再过四、五年，北平就解放了，《夹竹桃》中那种大杂院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了。可惜，钟理和在抗战胜利后，由于思乡心切，迫不及待地返回台湾去了。恰恰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五十年代，《夹竹桃》中那些人物早已摆脱了贫困、改变了命运、获得了新生，而作家自己在台湾却重新陷入了《夹竹桃》中那些人物的贫困的不幸。

回到台湾之后，钟理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本辑所选的《贫贱夫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回到台湾之后自己的真实遭遇的反映。这篇作品朴实无华，真情感人，和台湾一些流行的描写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小说迥然不同，这里没有新奇的技巧，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缠缠绵绵的感伤和哀愁，而是在平实质朴的、真挚的感情之中，表达了劳动人民夫妻之间“甘苦与共，十数载相爱无间”的高尚情操；同时，从这一对“贫贱夫妻”的贫贱生活中，也可以真实地窥见五十年代台湾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