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是指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在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而引起的争论。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前后历时十年，在国际共运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分六个部分对中苏论战的过程、原因、内容、实质、历史影响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评述和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论述了中苏论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中苏论战的历史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这是两党分歧产生、扩大并在内部进行争论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3月中国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这是不指名的论战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3年3月苏共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两党指名论战阶段，双方的论战文章主要是在这一阶段发表的。第四个阶段，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到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阶段，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两党关系中断。

第二章论述和分析了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本章把中苏论战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大背景下，提出论战是几种主要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综观中苏论战的全过程，意识形态分歧是一根主线，它既是中苏论战的原因之一，又是结果，有时互为因果；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论战初期为害不浅，在论战后期甚至是导致公开论战的祸根；对外战略的分歧和冲突对恶化两党关系起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歧、领导人个性的差异也是导致中苏论战的主要原因。本章分别对这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第三章对论战中两党主要观点的理论是非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总体上看，双方的观点都有错误，没有一方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1）关于斯大林问题。苏共批判斯大林是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改革和冲破斯大林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应该肯定，但苏共认识的深度不够，批判的方式也不对；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一开始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是正确的，但后来又予以全盘否定，回避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结果重蹈了个人崇拜的覆辙。（2）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中苏两党对于当时世界所处时代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两党对世界主要矛盾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有相当大的分歧。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作者认为，对于时代，中苏两党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共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但苏共只是把和平共处看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后来又表现出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中共则过于强调战争的危险性，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3）关于“三和”问题。苏共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有其积极的一面，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原则，并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在批驳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否认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而且“和平过渡”还只是一种预测，缺乏有力的实例。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绝对性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作者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途径，可以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以是和平的方式，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4）关于“两全”问题。中共对苏共的批判本身从整体上讲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中共没有看清苏共“两全”的实质：苏共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表面上是右的，实质上是和其“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相联系的，是其“左”的表现。苏共提出“全民党”，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不是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而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讲，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不会出现什么“全民国家”，将来也不会存在什么“全民党”。（5）关于修正主义问题。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是建立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的基础之上的，中苏论战的核心是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者提出，赫鲁晓夫搞的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积极的成分，但赫鲁晓夫的主要表现并非是右的，更多显示出来的是“左”的教条主义。尽管苏共领导人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似乎苏共考虑到世界的新变化了，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新变化”不过是对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过分夸张，并没有真正对战后世界新变化有了什么认真深入的研究。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党走向了极“左”。

第四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苏论战的实质。作者提出，中苏两党所以会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并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说明旧的国际共运模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同时，中苏论战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本身也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待分歧和处理分歧的做法问题，二是分歧本身的是非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苏共超出意识形态争论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使中共没有后退的余地，被迫与其论战；对后一个问题，没有一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苏论战的实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是国际共运传统模式发生危机的一种反应，从中苏两党关系来看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第五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苏论战的历史影响。就中共和中国而言，中苏论战对中共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产生消极影响，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倾向，并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对苏共和苏联来说，中苏论战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构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消耗了苏联的国力，与中国的论战和对抗强化了苏联的经济军事化发展模式。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荡、分裂和曲折，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论战打破了苏共长期以来对国际共运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了各国党的思想，对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积极意义。中苏论战对国际政治格局也带来了深远影响：中苏分裂标志着中国“一边倒”的终结，中苏从盟友变成了敌人；中苏分裂之后，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两极格局提出挑战，国际政治开始出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第六章从四个方面总结了中苏论战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鉴于论战中两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曲解和误解，作者提出，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必须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根据本国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的是非，不能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分歧，作者提出，坚决不搞争论，尊重各国党对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探索，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对于如何科学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作者提出，中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决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

本书对中苏论战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对论战原因的分析、对论战主要问题理论是非的评价、对论战实质的论述具有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