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她们既作为璀灿的星座而闪耀，又作为单独的巨星而发光，至少就夏洛蒂和艾米莉来说是如此。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的考验，《简·爱》和《呼啸山庄》已经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安妮作为三星有机体的一员，也被带进了不朽者的行列。

三姐妹发表的成熟作品只有七部小说，一本诗集。七部小说中，夏洛蒂占四部：《简·爱》、《雪莉》（中译本名《谢利》）、《维莱特》、《教师》。艾米莉只有一部：《呼啸山庄》。安妮则有两部：《艾格妮斯·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数量虽不多，成就却很可观。这些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世世代代的文学爱好者。她们同时代不少更显赫更多产的作家早已湮没无闻，而她们却迄今传诵不衰。自三姐妹署名“贝尔”的三部小说于一八四七年秋冬出版以来，直到今天，评论和研究她们作品的文章和书籍数以千计，同她们的寥寥数本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庞大，而且观点纷繁。“贝尔”们的作品的诞生，绝不是风平浪静的。《简·爱》刚一问世，就遇到评论界截然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是热烈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是恶意的诋毁和中伤。绝大多数评论对它评价很高，公正地指出了它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深刻”、“真实”、“新颖”、“独创”、“有力”、“感人”，肯定了作者卓越的才华，虽然也指出了写作技巧上的不够成熟、情节的不大可能、感情上的夸张等缺陷。但有极少数评论（如伊丽莎白·里格比和《基督教醒世报》上的评论）嗅出了这颗横扫世俗陈腐观念的彗星对现存秩序的危险性，不遗余力地对它肆意诋毁，斥之为“粗野”、“叛逆”、“反基督教”、“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人数虽少，但代表了某些权势阶层，因而影响颇大。但是，无畏的夏洛蒂·勃朗特并未屈服。她在同出版者和一些评论者的通信中，义正词严地申述自己的立场，并在《简·爱》再版序中公开作答。她得到广大读者和大多数评论者的支持，而反动阶层和教会顽固势力的代言人对《简·爱》的责难，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本书的进步意义。

艾米莉和安妮的遭遇却很不相同。《呼啸山庄》出版后，遇到的是普遍的冷淡和少数几篇评论的严厉贬抑。这本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物性格，异乎寻常的强烈的爱、恨和复仇意识，为时人所难容，被指摘为阴森可怖、病态心理、不道德和异教思想。这使得生性内向的艾米莉陷入更深的沉默，竟至郁郁以终。她死后两年，才出现了锡德尼·多贝尔那篇高度赞扬《呼啸山庄》的文章《柯勒·贝尔》。安妮被认为是三姐妹中才气较平的一个，她的《艾格妮斯·格雷》只受到有礼貌的接待，第二部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虽获畅销，却因它如实地描绘了酗酒放荡的危害，受到猛烈抨击，被斥为感情不健康，低级趣味，题材不是妇女所应涉及的，等等。安妮悲愤之余，写了该书再版序，痛斥评论界对男女作家采用两种标准的不平等待遇。

夏洛蒂的第二部小说《雪莉》，走出了描写个人的激情和内心生活的狭窄圈子，试图转向广阔的社会画面，处理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的重大题材。这是她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发展，但这一点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评论界因这本小说在艺术上有缺点而表示失望。第三部小说《维莱特》则因回到写个人内心生活的题材，受到普遍欢迎，被誉为夏洛蒂最成熟的作品。这个时期的评论较初期深入一步，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综合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时候，卡尔·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把夏洛蒂·勃朗特同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和萨克雷并列，称为“当代杰出的英国小说家”。乔·亨·刘易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作家，最早看出夏洛蒂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现实主义的因素。《普特南月刊》继而指出了她小说中的现实性和民主性（写普通人）两大特色。女作家玛格丽特·奥利方特欢呼夏洛蒂在妇女问题上先进的平等解放思想。具有激进思想的青年作家锡德尼·多贝尔则发现她在老派的外衣下面表现出“光荣的异端思想”，称赞她用想象力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另方面，由于夏洛蒂的三本小说都包含着批判宗教伪善和精神桎梏的激进内容，激怒了宗教界权威人士，再次招致《基督教醒世报》的抨击。

一八五五年夏洛蒂的逝世，一八五七年盖斯凯尔夫人揭示三位女作家凄凉身世和卓绝才华的《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掀起了勃朗特姐妹评论和研究的新高潮，并使之带上了作家研究中罕见的个人悼念的感情色彩。评论者们已不限于就书论书，而是结合三位作家的生平和背景，进行全面的考察。一八七七年夏洛蒂第二本传记（威姆斯·里德著）、一八八三年艾米莉第一本传记（玛丽·罗宾森著）的出版，标志着勃朗特评论的新阶段。英国著名诗人史文朋的《简论夏洛蒂·勃朗特》（1877）和《艾米莉·勃朗特》（1883）两篇著名文章，对两位女作家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把有才气的作家分为第一流的“天才”作家和次一等的“才智”作家两类，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堪称“天才”作家，而当时声誉已跃居夏洛蒂之上的乔治·艾略特只是“才智”作家。他把《呼啸山庄》同《李尔王》对比，称颂艾米莉为“悲剧天才”。他还比较了姐妹二人的艺术，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姐姐所有的作品都富有诗意，而妹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首诗。从他开始，此后数十年中勃朗特评论的特点是，艾米莉的声誉蒸蒸日上，而夏洛蒂的光辉却相对地显得有点黯淡。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博学的女作家玛丽·沃德对勃朗特姐妹的文学成就作了五十年历程的回顾。她第一个从民族传统、文学渊源和比较文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她们的创作特点，指出夏洛蒂作品的特征是凯尔特民族性格、英格兰民族精神与法国浪漫主义因素（特别是乔治·桑和雨果的影响）的结合，而艾米莉则是同样的素质与德国浪漫主义因素（特别是霍夫曼的影响）的结合。但她断言夏洛蒂不是一个社会叛逆者，这个论点却未必中肯。夏洛蒂满怀激情地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陈规陋俗挑战，不论在对社会、宗教、妇女和爱情婚姻问题或文学艺术问题的态度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叛逆精神，虽则这种叛逆精神受到时代和社会以及她本人的出身、教养、环境等方面的局限，时常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

二十世纪以来，评论界对夏洛蒂和艾米莉厚此薄彼的态度尤其明显。一些评论者对夏洛蒂那较为浅显的社会批判和思想内容不感兴趣或不合口味，而对《呼啸山庄》那谜一般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则兴味无穷，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索隐”，形成了“艾米莉热”或“《呼啸山庄》学”的潮流，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逆转，对夏洛蒂的兴趣重新抬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评论和传记作品。

二十世纪的一些评论者，继续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来剖析夏洛蒂创作的特色。吉·凯·切斯特顿认为，她的巨大的贡献在于通过最低的现实主义（写中下层人的生活），达到最高的浪漫主义。凯思琳·蒂洛森详尽地追溯了夏洛蒂的创作道路，联系她的家庭和身世的背景探索她从幻想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哈丽特·比约克从夏洛蒂的书信和作品中分析，她平行地提出了妇女问题和工人问题，她的女性的抗议同对艺术上的陈腐积习的叛逆精神相交织。帕特里莎·汤姆森联系乔治·桑和法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探讨了夏洛蒂在妇女及婚姻问题上力图挣脱封建桎梏和清教意识束缚的解放思想。罗伯特·海尔曼从夏洛蒂小说中的哥特因素，探讨她把旧哥特体改造成“新”哥特体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戴维·洛奇认为，她通过尘世原素（火、气、水、土）的意象，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和神话世界，社会生活的现实世界和自我意识的浪漫主义世界融为一体。苏联的研究者则重视她的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性质和意义。另一些评论者强调夏洛蒂小说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弗吉妮亚·伍尔夫认为她和哈代一样是一个主观主义作家，把她的创作主旨归纳为一个公式：“我爱，我恨，我痛苦。”勃朗特评论中影响颇大的戴维·塞西尔认为，她是第一个主观主义小说家，是普鲁斯特、詹姆斯·乔哀斯等个人意识小说家的鼻祖。他说，正如萨克雷在英国作家中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有意识地批评生活的工具，夏·勃朗特则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披露个人情怀的工具。他历数了她创作上的缺点（有些批评显然是过火的）后，认为她的成就和魅力只在于她独特的个性、强烈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她所创造的世界仅仅是她内心生活的世界。但他没有看到，夏洛蒂的灵魂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她偏重写内心生活和个人激情，其中却明确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思想，根本不同于那些远离现实生活、专写“纯”心理的“主观主义”作家。还有一些评论者，从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分析出发，对她的创作动机和作品涵义进行解释。著名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认为，勃朗特姐妹创作的动机是为满足受压抑的性饥渴。他在夏洛蒂的作品中看到赤裸裸的色欲。七十年代有些研究者进而把夏洛蒂的心理根源解释为对早亡的母亲的负罪感和恋父情结（罗伯特·基夫：《夏洛蒂·勃朗特的死亡世界》），甚至把夏洛蒂对弟弟的感情视为“心灵上的乱伦冲动”（海伦·莫格伦：《夏洛蒂·勃朗特：自我表现》）。

对艾米莉和《呼啸山庄》的各种“新”解释更是层出不穷。有的说，艾米莉是个神秘主义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是人间的爱，作者的经验是灵的经验（梅·辛克莱；莫里斯·梅特林克；戴维·塞西尔）；有的说，《呼啸山庄》的主题是“不道德的主题上升到道德的光辉境界”（马克·肖勒）。有的说，《呼啸山庄》是作者童年梦境的继续（玛格丽特·莱恩）。关于《呼啸山庄》有无社会意义的问题，存在着壁垒分明的分歧意见。马丁·特奈尔认为它是一本社会小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对近代文明的控诉。阿诺德·凯特尔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认为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感情的基础是受压迫者的阶级感情，她嫁给林顿是对希思克利夫的背叛，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则是以压迫者的手段还报压迫者。与此相反，戴维·塞西尔认为《呼啸山庄》不是一本社会小说，它是艾米莉的自然哲学的象征性表露，其中的冲突不是人问善恶是非的冲突，而是宇宙间“风暴与宁静”两种力量的冲突。多萝西·凡·根特认为，《呼啸山庄》与人类社会伦理观念毫不相干，它表现了一种泛灵论的观念。乔治·英什则认为，《呼啸山庄》的意义在于人同大自然——荒原——的斗争。弗洛依德学说应用在艾米莉身上也同样离奇。萨默塞特·毛姆认为，艾米莉创造了一对狂暴地相恋的男女主人公，是受淫虐狂的驱使，而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创伤则可能是一次遭到拒绝的同性恋。还有人解释说，《呼啸山庄》暗示了乱伦的冲动和禁忌，因为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很可能是同父异母兄妹。这就近乎穿凿附会的猜谜游戏了。有的评论则流于烦琐考证，例如，被誉为艾米莉评论的一个里程碑而多次重印的C·P·桑格的《＜呼啸山庄＞的结构》一文，对故事中各个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进行推算，排出时间表，并用当时的法律来说明两个家族的继承权问题。这显然已越出文学批评范围。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的勃朗特评论脱离了空泛的一般性毁誉，转入细致具体的分折，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作品的主旨、艺术技巧、手法和特色进行探讨，出现了不少有份量的和富于启发性的论著。但随着各种现代批评流派的兴起，也出现了一种脱离作家和作品的实际、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或臆测的倾向，以及一种离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联系而孤立地谈论艺术或纯技巧的形式主义倾向。

对三姐妹的生平和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做出重大贡献的，要数英国勃朗特学家温妮弗莱德·盖林于六十年代前后出版的四本翔实的传记。

勃朗特评论和研究论著数量如此庞大，内容如此驳杂，那怕作一简略的介绍，也非编者所能企及，更不用说加以述评，以上聊作盲人摸象之举，以见一斑而已。

就选材来说，要从数以千计的文献资料中撷取精华，萃为一编，原本十分困难，何况又受到两种互相矛盾的条件的限制：一是编者关于材料不够熟悉，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源不多；一是本资料集的篇幅有限。前者造成取材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使许多理应收入的重要资料暂付缺如；后者又迫使一些既得材料不得不加以删节，甚且全部割爱。因此，辑选的资料在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平衡和代表性的不足。例如，早期的评论几乎完全是有关夏洛蒂的，后期的评论也以她所占比重最大，未能反映二十世纪艾米莉评论的盛况；缺乏有关三姐妹诗作的评论；现代的评论未能全面反映各种批评流派的面貌；英国以外国家的评论较少；等等。加之编者水平有限，其他方面的错误缺点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资料分为自述、评论、生平资料三部分。自述部分系采用勃朗特姐妹自撰的序言以及书信中有关文学和创作的论述。除安妮的一篇序言外，其余均为夏洛蒂所写，因为只有她留下了这两方面的大量文献。评论部分由于材料的不平衡，不便分类，均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但米丽亚姆·阿洛特的一篇则因涉及勃朗特评论的历史沿革，特列为第一篇。

本资料中各篇，凡未署译者姓名者，均为编者所译。所加注释，除注明为作者原注或译者注外，均为编者所加。

本书中有些资料，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刘君若教授、威尔奇先生和夫人（Mr.Michael E.Welch and Mrs.Alice Welch）、罗德爱兰州立大学沈法淳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刘致学教授所提供，对他们的热情支持，谨致谢忱。

杨静远

198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