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掌握原子能的科学技术和正在开始的宇宙航行以外，控制论这门新科学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社会的、科学的和哲学的后果，也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事件。

控制论深入到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里。就其革命影响而言，控制论可以同哥白尼、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发现相媲美。尤其是它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象当代其他重大自然科学发现那样，根本改变了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而且根本改变了我们关于精神活动本身的观念。而这就使这门新学科直接地接近了哲学。因此，对于这门新学科比对于任何其他科学领域都更有必要作透彻的哲学分析。

诚然，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门科学正在形成，它的概念尚未完全明确形成，它的最基本的原理还有激烈的争论，为了不加剧混乱，决不应该把任何哲学问题带到这门科学里。然而，这种异议只有对于那些反科学的、思辨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来说才是恰当的。凡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凡在比拟、确信、揣测有时还一定会代替精确证明的地方，一切反动的、反科学的哲学流派从已有固定概念、精确体系和方法的科学里被赶出来以后，无疑会竭力寻找新的地盘，阻挠新事物的诞生。正因为这样，一种正确的、科学的哲学所提供的帮助才是必要的。这种哲学能帮助控制论减轻开创时期遇到的困难，反对哲学、科学和政治领域里滥用自己的新概念的那种现象。这种哲学也能帮助控制论向具有常识的人们阐明这些新颖的、有意义的思想——只要指出这个重要事实，也许就足以说明从哲学研究控制论的理由了——；因为控制论不仅是自动化的一般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我们关于机械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本质的新观念的一般理论基础。因此，控制论如果能与一种科学的哲学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在将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不仅哲学能帮助控制论，而且这门新科学的许多概念都需要哲学抽象，将成为用控制论知识去丰富许多哲学范畴的基础。这自然不是说控制论所制定的范畴会自动地成为哲学范畴。要使控制论范畴成为哲学范畴，还需要从哲学方面加以抽象，尤其是需要有正确的哲学出发点。这样的出发点，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可以提供，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从整个科学和人类社会经验里抽象出来的，能够给反映现实的一定方面和特征的各门科学指出符合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基本立场。

1908年，列宁关于物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的演变曾提出若干十分重要的论点。列宁说，现代物理学“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有意识地而是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着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苦痛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生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的废物”5481996。

列宁关于物理学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认为对于控制论也是完全有效的。这门科学到处自发地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就是说，整个控制论或控制论的科学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很坚实，以致西方的重要控制论家所搞的其他名堂，诸如从控制论里产生的“废物”、对控制论的反动哲学滥用、他们犯的认识论错误，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对于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抽象是一种业已相当成熟的资料，必须完全看作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空前未有的、给人以极其深刻印象的科学证明。这些论点我们将在以后加以证明。

控制论还处于开创时期。它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正象在控制论作为一门完备的科学建立起来以前，个别领域里肯定出现过调节论、信息论和博奕论思想一样，在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也已经有了个别装置，就其本质而言可以称为控制论的；但这两件事实都不会改变我们说的控制论还处于开创时期这个论点。只有调节论、信息论、系统论和博奕论合作的特殊方式才导致控制论的形成。从这方面看，控制论实际上才有四十年的历史。不过控制论的童靴现在已经预示出它将有巨人般的发展。在公众舆论里，控制论现在还复盖着一层怀疑和夸张的浓厚迷雾，这一方面是由于严格拒绝虚幻的题材和最坏的思辨，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衷心的赞许和幻想的预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面前，与数学家、生物学家、技术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合作，从极其不同的方面说明控制论的本质，确定控制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正是哲学家的一项任务。我们至少应该找到一部分对当代够用的真理，作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有人简单地宣称可以暂时对这些问题不发表意见，然而他们是不应回避这项任务的，因为这恰好会给幻想和思辨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人们如果不想让哲学领域、科学领域、甚至于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受到损害，也不可给这门新科学设置任何教条主义的界限。我们认为，这门新科学无论如何将会冲决自己遇到的一切屏障；许多东西现在由于各种极其不同的神学理由、感情用事的反对意见和反动的政治考虑而被宣布为不可能的，控制论在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将会证明它们在技术上业已得到了实现。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关于科学里的新东西说过几句话，它们对这门新科学也是适用的。黑格尔说，“在新出现的形态里，意识见不到内容的展开和特殊化的过程，但它更见不到的，则是将诸差别加以精确规定并安排出其间固定关系的那个形式的发展形成过程。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就仿佛只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内部秘传的东西……科学既然现在才刚开始，在内容上还不详尽，在形式上也还不完全，所以免不了因此而受谴责。但是如果这种谴责进而涉及到科学的本质，那就很不公平了，这就犹如不愿意承认科学有继续展开的必要之不合理是一样的”5481997。

这几句话合乎控制论的实际情况，并且完全合乎控制论的哲学分析的实际情况。既然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对哲学的看法相反，决不想成为雅典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在一切事情业已发生时才出现，所以我们愿意大胆地进行试验，甚至冒着风险断言：在控制论还会继续带来的新知识、新提法、新革命的潮流里，经常出现的这种或那种论点是不会太持久的。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里对控制论进行讨论的必要性需要我们做这样的试验。在这方面无疑会有许多事情有待于迎头赶上。虽然个别学者，如莱比锡医学方面的德里舍尔，已经写出了关于控制论的科学问题的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但整个来看我们还可以指出我们显著地落后于国际水平。研究控制论哲学问题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曾经在几篇文章和报告——它们的内容已有一部分包括到本书里——中致力于说明若干这样的问题，并与我的同事们合作，把苏联波里塔耶夫（И.A.ПoлeTaeB）、莫伊谢耶夫（B.Д.MоиceeB）和罗汶斯基（3.PоBeнcкий）的著作翻译过来，准备出版。我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许多鼓励。但是我也从阿希贝（W.Ross Ashby）和维纳（N.Wiener）的著作里得到许多鼓舞。我所以能做这件工作，是因为这两位学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它，也不管他们著作里出现的严重哲学缺点——经常明显地提出一些可以辨认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说明这些到处隐约发端的极其积极的方面，就是本书的宗旨之一。

我应该大大地感谢我的女助教格尔达·施瑙斯（Gerda Schnau ss）和狄茨出版社编辑部给予我的许多支持和编辑工作方面的协助。对于一切愿意通过批评、鼓励和学术争论帮助我改进和加深我的这个控制论哲学分析初步尝试的人们，我也想预先致以谢意。

格奥尔格·克劳斯

1961年4月12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