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科学的三种途径

掌握科学可能有不同的途径。一种途径是具体归纳途径：从某些个别事实的实际观察出发，逐步扩充和综合这些事实，直到形成科学的基本范畴，提出科学的一般问题。另一种途径恰恰相反，是系统演绎途径：从这门科学的一般原理开始，从确定这门科学在其他科学中的地位及其基本概念（如同它们在现有科学知识水平上所形成的那样）开始，使之更为具体化，充实以日益丰富的实际材料，逐步接近于最完全地掌握这个存在领域的全部知识。然而，还有第三种途径，这就是历史途径，准确些说，是历史编纂学途径：尽力一步一步地考察科学本身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个领域的实际知识自古以来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各种结论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是怎样产生的，一般观念是怎样确立和相互交替的。同前两种途径比较，掌握科学的这种“历史编纂学”途径，具有自己巨大的优越性。

掌握科学的这三种途径（和科学本身相应的三个方面），任何地方也没有象民族学5488729表现得这样明显，这是为什么，下面我们就会谈到。

绝大多数民族学家过去和现在熟悉自己的专业，可能是通过第一种途径，即经验途径。人们关心周围现实（这特别涉及到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民族地区）中的某些事实之后，起初是业余地，而后是日益系统地观察它们、记叙它们、研究它们，把其他邻近的和遥远的各族生活中的类似事实拿来进行比较，逐步及于更为一般和更为广泛的问题。遗憾的是，通过这种途径达到高度综合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仍然是少数问题和部分民族（高加索、波罗的海、匈牙利、意大利等）的行家，超过这个范围就了解不多。经过这种途径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真正掌握民族学的全部知识或者基本知识。

掌握民族学的第二种途径是系统演绎途径：首先了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它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总的研究课题的一般概念，然后沿着整体的阶梯，逐渐过渡到系统地研究各个族体集团和（或者）各种个别问题，以具体的实际材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民族学）充实研究内容。彻底遵循这种途径，可以为高水平地广泛掌握这个科学领域提供一定的保证。

但是，这种水平仍然有限。运用有关这个或那个民族的具体实际材料，简单地象科学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去说明它们，是不够的：极其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材料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成为科学财富的。比如说，日耳曼语各族的生活和文化是一回事，因为古代文献早有关于它们的记载，数世纪来直至今天，它们都是经过详细研究的族类集团之一。然而，新几内亚山区或亚马孙农村某些新发现部落的面貌，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们的名字昨天还不为人所知。了解这些新发现的部落，可能使一些似乎已牢固确立的理论观点需要加以修正。

如果只是静止地、在现状中去考察问题和理论，那末要提出和研究原则问题，研究现代民族学理论，评价和批判它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何民族学问题都有自己的历史，有时有长久的历史。不了解这种历史，就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并且，任何民族学理论或学派、任何观点体系，都有自己的先行者，同过去的理论和学派都有自己的思想联系。不认识这种思想联系，不探索科学的过去，任何理论思想工作，都不会得到什么肯定的结果。

一句话，不知道民族学的历史，要比较完整地掌握民族学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对民族学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就能保证最充分、最深入地（尽管可能不总是系统地）了解这个认识领域。历史主义从来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基础。历史主义态度是对待任何科学对象的唯一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认识科学本身也是必需的。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488730。恩格斯写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5488731。

列宁反复谈到对现实采取历史观点和历史主义态度的必要性。他在《论国家》的讲演中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最可靠、最必需……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5488732。

科学的两方面

在任何科学的历史上，可以分为两方面：实际知识的积累与实际知识的思维和综合。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把它们看作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似乎开头仅仅是积累实际资料，然后才开始综合资料和构筑各种理论，这是错误的。不，民族学资料（即有关各族的生活、文化、习俗、族体特点和族体差别的资料）的发现、搜集、记载，从最初起就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出于实际的动机，或者为了满足自然的求知欲望；但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民族学资料在人们意识中都不是未经制作和僵死的东西，而是已列入某种尽管是简单而幼稚的体系，然而似乎是经过思维的。在实际动机中，最初起主要作用的是两种动机：为了战胜邻近的和比较遥远的各族，必须了解它们；为了同它们开展贸易，知道它们的财富和它们的需要，也必须了解它们。

随着古代东方大帝国的产生，民族学资料开始成为帝王自我推崇的工具：在亚述－巴比伦、波斯及其他帝王的胜利志铭中，夸耀地列举被征服各族的名称，追求的是一个明显的政治目的，即表明征服帝王拥有牢不可破的实力。

在古希腊可以看到，随着希腊人所掌握的土地和人民范围的扩大，以及文化的普遍高涨，是怎样同时形成了比较严整的一般理论（日益增多的实际材料不断充实这些理论），即希罗多德、波利比的一般历史理论；是怎样同时形成了希腊人吉波克拉特、德谟克利特，罗马人卢克列齐·卡尔等有关人的自然科学观点；所有这些观点，可以大胆地认为是过去或现在一些民族学理论的雏型或先驱。

科学的历史编纂学的任务

认真考察民族学知识积累的一般进程及其理论思维的逐渐提高，不能不发现，科学的发展总是同文化的一般发展紧密联系、同时进行的，而文化的发展本身又是由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各种民族学理论的出现，它们之间的斗争，一种流派为另一种流派所取代，往往只是巨大而复杂的社会意识发展过程和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因此，不注意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总形势，要研究各种民族学学派和流派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简单地说，在研究各种民族学学派或者各种民族学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观点时，必须经常注意两种联系：这个学派或这个作者的观点同现在或过去其他观点的思想联系，以及这种观点的社会根源，它的社会思想基础，归根到底，就是社会力量、阶级力量的某种对比、它们之间的斗争。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环节，总是反映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阶级、政治、民族）利益。这些集团及其利益（同样简单地说）往往有两种：它们或者与过去相联系，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它们或者面向未来，因而实质上是进步的。当然，这里需要郑重说明：从多数来看，即使一定的流派总的具有反动倾向，但在它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也常常可以发现肯定的因素。必须把思想流派同各个诚挚学者的活动区别开来；这些学者从一般观点来看是属于这个流派（尽管总的说是虚伪的），但他们的具体研究对科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488733。这对于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关系。

如果把某种思想史的批判性概论归结为寻找这个或那个作者的各种错误、漏洞和含糊之处，那末写这样一个概论并不很费气力，但其裨益很值得怀疑。将交替出现的错误堆砌起来，无法写成科学史。这种历史只有在我们能够探索和评价各种思想时才能阐明，因为这些思想虽然可能具有各种局限性，但它们依次构成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构成科学大厦的砖头。但是，这些砖头必须首先（往往如此！）从掩盖和埋没着它们的建筑垃圾堆中弄出来。

把砖头和垃圾区别开来，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也就是要对这种或那种思想、各个学者的活动、一系列流派和学派等作出评价。

我们要正确理解编纂民族学历史的目的和意义，问题还有一方面需要了解。那就是，作为一门科学，民族学史的主要对象是什么？看来，就是我们在这门科学的著名活动家著作中所找到的有关民族学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但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了解学者们尤其是科学大师们的个人观点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但……其他的东西更加重要。要是个人观点对这门科学的总的状况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要是它们不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这门科学的一定流派，个人观点仍然是个人观点。而表现在各个（著名的和一般的）学者著作和观点中的各种流派，对历史编纂学家来说，正是特别重要的。

不仅如此。我们关心这门科学的各个流派，不是这些流派本身，而是因为：一、它们反映了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阶级的社会观点；二、它们本身过去和现在都对社会意识，对时代、国家、阶级、民族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闭关自守、对生活不发生作用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所以，了解民族学家的理论原理固然重要，但民族学的哪些概念和它们怎样反映到不是职业民族学家，而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一般有教养、会思考的人的意识中，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例如，十六世纪的米舍尔·蒙泰尼，十八世纪的德尼·狄德罗、伏尔泰、弗格森，十九世纪的孔德·斯宾塞，二十世纪的迪尔凯姆、弗罗伊德，他们对于民族学材料是怎样理解和怎样考虑的？依据这些标志，同按照民族学活动家自身的观点比较，对于这门科学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及其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会作出更好的判断。

还有一个标志也并非不重要。科学的状况一般不仅体现在观点（不论是谁的）中，而且也反映在客观现象上，即在这些或那些大量的“社会事实”上。例如，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学杂志、大型的和有计划的民族学考察队的组织，定期召开的科学大会和会议，国际科学联合会、协会的建立，一定的选题在某些年代的刊物上占优势，等等，这些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几乎都是同时出现的。科学的历史编纂学家能够在类似现象中发现某种规律，就应当给予特殊的评价。

本书只包括民族学史的一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本书范围之外的还有：一、全部早期的科学“史前史”，即从古典东方起至十九世纪中叶，许多世纪来民族学知识的全部积累和最初的、不成熟的综合性尝试，就是说，民族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和独立的学科尚不存在的全部、大量时间。民族学的这种“史前史”，作者在《民族学源流（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这本专著中作了阐述；二、俄国民族学史，作者1966年在以这个名称为书名的著作中作了论述；三、东方各国，即阿拉伯世界、伊朗、印度、中国、日本民族学知识的发展史，概述这种历史需要有专业素养，首先要通晓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本书作者并不自以为具备这种知识。

本书内容主要是阐述“西方世界”（如果可以有条件地使用这个基本上已为历史证明的名称的话），即西欧和北美各国民族学知识和民族学思想的发展。

在这个历史民族学区域内，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自然都有自己特殊的传说。但是，历史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同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比较起来，要有力得多、重要得多、鲜明得多。因此，总的概述整个“西方”民族学知识的发展，比我们单独地分别考察法国、英国、瑞典等国民族学的发展，要更加正确和更为有利。地方特点应当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加以指出，例如，传播学派在德国和奥地利占优势、社会学派在法国占优势、功能学派在英国占优势，等。但是，我们这个概述总的结构应当同这个区域科学发展的统一进程一致起来，不按国家分述。民族学在欧洲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则另立专章论述。

历史编纂学概述

编纂欧美民族学的历史，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尝试。充分阐述这些尝试，可以成为一本专著的内容。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回顾其中内容比较丰富和比较成功的一些尝试就足够了5488734。

阿尔弗雷德·哈登的《人类学史》5488735一书，篇幅不大，但简要地概括了体质人类学、种族分类学、古人类学、个人和族体心理学、考古学、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系问题）、民族学（主要是文化的传播和平行发展问题）和“社会学”等发展的实际材料，也就是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亲属称谓，以及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研究方面的资料。虽然阐述极其概括，但人类学和民族学积极活动家哈登的著作包含有许多有意义的新鲜事例。

托马斯·彭尼曼的《人类学一百年》5488736一书，对人类学的发展进程作出了独道的广泛综合，再版了两次。彭尼曼仍然认为，“人类学”是有关人类知识的全部总和，并且他把人类学数世纪的全部历史分为四个时期5488737：一、形成时期，即从古希腊到1835年，其特点是：有关人类及其体质、心理和文化的思想不成熟，实际知识的积累，各国的游记和记述；二、趋同时期（1835—1859），人们试图总结有关人类的考古学、身体学、语言学和文学的资料，使之成为贯穿统一的进化论思想的统一的科学；彭尼曼认为，ч.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的问世完成了这种总结；三、建设时期（1859—1900年），从达尔文的这本著作出版和布谢·德佩泰发现的古石器得到公认到这个世纪末。在这个时期，创立了古典的人类发展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考古学、古生物学、语言学、“工艺学”（物质文化资料的进化）以及最主要的是对文化上落后的各族进行比较研究等各种材料相结合。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是这个时代的主导思想；但这时创立的许多理论，是极其肤浅、极不深入的；四、“批判”时期（1900一1935年），试图修改这些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这个时期的标志。同时，关于人类的科学的材料在数量上急剧增多，这使得一个学者要全部掌握它日益不可能了；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势，即统一的“人类学”分为各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断削弱；而重新建立的新理论更加扎实和更有根据，可以认为孕育着一个新的建设性时期（不久的将来）。

T.彭尼曼历史概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力求抓住各种思想的联系，探索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相邻学科成就中的共同性，了解各种极不相同的作者著作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彭尼曼还顺便指出了科学研究同这个或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历史的联系。这个概述的弱点是，《作者醉心于纯粹按时间顺序来分解科学史，而对每一个时期（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批判时期）就其倾向说来往往是根本对立的各个流派却区分不够。没有把弗洛伊德学派、功能学派和美国的博厄斯学派作为特殊流派区别开来，就是一例。

P.洛伊的《民族学理论史》5488738是按狭隘的专业范围写成的，他本人是著名的民族学家。洛伊和彭尼曼不同，他撇开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仅仅考察“民族学”本身，而且很遗憾，完全忽视了民族学思想同科学思想的一般倾向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发展的联系。在洛伊看来，“民族学理论”似乎是在学者们头脑中自己发展的，只取决于这个领域实际知识（新的游记、考察和对各族的记述）的增长。洛伊在著作中没有系统地阐述这些或那些作者的观点，仅限于对比和批判，大概认为读者自己会去了解它们。

洛伊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力求使这个概述做得特别完整：比如，他只字未提弗罗贝纽斯（偶尔提到他的名字）的“文化形态学”，只顺便涉及到A.范冈内普的观点，忽视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K.荣格和许多其他学者的著作。全书对被考察的理论做了有点主观的分类，充满了尖锐争论的气息。作者倾向于把民族学的几乎全部研究课题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传播还是平行发展？洛伊的上述著作虽没有提供有关民族学发展进程的完整而客观的概念，但对了解各个学者的世界观和一些民族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仍然极其有益。

西德学者威廉·米尔曼写了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人类学”史纲5488739。作者坚持“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即广泛使用的“人类学”一词，把它看作是“关于人类的普遍比较科学”，因而也包括体质人类学在内。体质人类学、人种学的历史叙述占了他著作的很大篇幅。但民族学在他著作中还是占有足够的地位。

米尔曼的科学史分期与众不同：在十分简要地阐述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类学”之后，接着就是“现代人类学的产生”一章，这章分为“批判时期”（1685—1775）、“古典时期”（1775—1810）、“社会历史思维理论”（1810—1859）；之后是篇幅最大的一章，即“人类学各学科的理论”，下分“基本的时期”（1860—1890）和“往后的理论”。然而，不论是这种奇怪的分期，还是叙述上的某些简单化，都不妨碍作者相当成功地考察了各种主要思想的演变过程，利用大量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的引证说明了这个过程。对于俄国杰出的研究家，作者也没有忽视。

罗伯特·海因－格尔德恩在《德语国家民族学理论一百年》5488740一文中，叙述了从魏茨到米尔曼的最优秀的德语民族学家的观点。他特别注意“历史”（即“传播”）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和他们所提出的“文化圈”概念等，对他们的评价采取了足够的批判态度。

意大利乌戈·比安基教授的著作《民族学史》5488741，是自古（尽管早期只简略涉及）至今全面阐述科学史的尝试。作者非常大胆地把各个流派分别归纳到一起，如将法国社会学派列入巴斯蒂安的“实证进化论”，又把“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的民族学合为一章。资料不是按理论流派，而是按问题安排的。比安基本人坚定地强调自己倾向于（他所理解的）“历史学派”观点，把它同自然科学观点对立起来，并且从这种立场出发，坚决谴责了古典进化论。

著名的民族学家、大洋洲学家费利克斯·基辛的基本著作《文化人类学》5488742，有阐述各个主要学派的专章，作者称之为“问题”。基辛列为这种“问题”的有：“文化和社会进化学派”、“历史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配置学派”（原文如此！——原作者注）、“文化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或相互影响”、“哲学和人类学的接近”。

波尔·梅西埃1966年出版的著作《人类学史》5488743，篇幅不大，极其概括地论述了从“史前期”至今的民族学思想和发现，试图批判地了解现代民族学的各个流派。

1968年出版、由著名的法国民族学家热昂·普瓦里埃主编的大型民族学百科全书《民族学总汇》，对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5488744，在这个百科全书中，一个条目的篇幅就有30页。这里刊载的《民族学思想史》纲要，附有一个详尽无遗的、先按学派分类，后按国家分类的民族学新书目录。确实，阐述不够系统、重复，有时评价也令人怀疑，但其参考价值是无可争辩的。

马文·哈里斯的新著《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文化理论史》5488745，内容极为充实。同其他民族学史编纂学家相比，作者的论述开始于较早的时期，即从启蒙时期，确切地说，从十七世纪末起（约翰·洛克）。哈里斯非常认真地考察了科学中每一个流派的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第8章：“辩证唯物主义”）；他把自己的叙述一直延续到现时代。他对各种理论的批判虽然不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严肃认真的。

加利福尼亚温德尔·奥斯瓦特教授的著作《一种民族，一种习俗：世界民族学和它的历史》5488746，内容新颖，历史叙述占有很大篇幅。作者在总结这种论述时认为，有关各族的实际资料已经积累不少，民族学家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对这些资料作出科学的分析。

最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手册》5488747这本著作，作为代序刊载了弗罗德·沃德格特的一篇历史概述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认真和公正地阐述（尽管是十分矛盾的）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和问题；光是文章所附的一个参考书目就占了24页！

欧洲各国民族学的历史有点特殊，因为“本国”民族学（德国人叫民俗学）这个领域在多数西欧国家被看作一门特殊的科学。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意大利人 Дж.科基亚拉的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欧洲民俗学史》5488748。

值得一提的还有乔治·菲舍尔的德国本国民族学史概述5488749，莱奥波尔德·施米特的奥地利民族学史概要5488750，拉法埃莱·科尔索和保罗·托斯基著作中有关意大利民族学史的书刊评介5488751，波兰民族学史5488752，等等。

遗憾的是，在俄文中至今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外国民族学史。E.Г.卡加罗夫用乌克兰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5488753;Дж·科基亚拉的上述著作有一个俄文译本5488754；在B.H.哈鲁津娜5488755、П.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5488756、Ю.B.克内申科5488757等人的一般民族学著作中，在《民族学基础》5488758教科书中，在P.Ф.伊特斯的著作《民族学概论》（教科书）5488759中，都有比较简明的历史概述。《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二、三版，扼要地阐述了民族学的历史。M.О.科斯文的《母系社会》5488760一书，包括了很有价值但范围有限（仅仅母系氏族一个问题）的历史论述。与此类似，不久前出版的E.M.麦列京斯基《神话诗体》一书，也包含有神话研究问题的详尽的专题史5488761。

关于各个外国作者，古典的（摩尔根、泰勒等）特别是后来的（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莱斯利·怀特、莱维·斯特劳斯等）作者的观点和著作的批判性论述，在有关专题论文中，或在阐述一般问题时顺便提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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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先是为专门和系统学习民族学的人，即大学历史系学生而写的。它是作者在多年来给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学生讲课的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作者期望，这本书不仅在大学生当中会有自己的读者，而且它对民族学家——这门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相邻学科的工作者——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一切同“民族学界”接触的人们，都会有所裨益。

作者对于参加本书或个别章节手稿讨论的莫斯科大学民族学教研室和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本书的编辑修改，十分有益。C.H.阿尔塔诺夫斯基、И.C.科恩、M.B.克柳科夫、A.И.佩尔希茨、П.И.普奇科夫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极为有益的意见，我表示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