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知名的民主教授邓初民同志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举行学术座谈会纪念这位卓越的社会科学家的时候，首先回顾一下他从事革命活动和学术工作的一生。

邓初民同志是湖北省石首县人，一八八九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一二年他考进了宋教仁办的武汉江汉大学。次年得亲友资助，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学。一九一七年底回国，一九一九年到山西太原进山中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等校任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任湖北法科大学教务长，经董必武同志介绍，秘密参加国民党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并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长兼武汉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初民同志逃出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转移到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担任“社联”主席，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法政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解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因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内地难以立足，被迫出走香港。继后，辗转流离，到达桂林，受聘于广西大学。抗战期间，他先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后到重庆，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他在重庆加入中国人民救国会，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编《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等进步刊物。一九四七年由上海转赴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建国后，邓初民同志历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校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邓初民同志是我国知识分子中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的影响，回国后立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早在“五四”时期，他在山西太原任教，就开始用社会发展史和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教育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宣传。我认识邓初民同志就在这个时期。当时，我是太原师范学校的学生，邓老和其他几个大学教授办了个杂志《新觉路》，宣传进步思想，吸收了两个学生做编委，我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不远，但他是教授，我还是个学生，可算是“忘年之交”。邓初民同志在国内许多大学教过书，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每到一处，他竭力运用大学讲坛和出版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许多学生和受他影响的进步青年，不少人今天已成为我国的负责干部或理论工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革命的教育家。

邓初民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在社会科学中涉猎的方面很广，但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通俗的语言和流畅的文笔传授给他的学生和读者。

首先，他十分注意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讲授社会发展史来进行的。他在许多大学开过这门课，并且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等。在这些著作中，邓初民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他在《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一书“序言”中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社会构成过程和社会变革过程，也自然要遵循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被人们发现。”这就是他写这些书的目的。可贵的是，早在五十年前他就指出，根据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很显明的事实，可以推断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并且十分鲜明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五个特点：一、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三、促进生产力无限发展及劳动者生活日益改善；四、不劳动者不得食；五、新型民主的国家。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对阶级专政而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他说：“劳动阶级的独裁，就他方面说，就是劳动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并且较以前任何德谟克拉西，都还要德谟克拉西，还要彻底些。”这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的。他教育人们抛弃黑暗，追求光明。

其次，邓初民同志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讲课和著书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一九四八年，他在香港南方学院讲授《社会科学常识讲话》时，就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科学的哲学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的。只有把科学建筑在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才是可靠的，才能帮助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是真正有用的科学”;“科学不仅要建筑在唯物论哲学基础上，而且还一定要建筑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哲学基础之上。”他的这份讲稿，经他的学生整理，解放后得以出版。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初民同志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出了巨大努力。解放之前，在我国大学讲坛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政治学和宣扬虚伪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学。邓初民同志力排众议，独树一帜，在他对世界各国政治作了研究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建立了新型的政治学。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一九二九年由昆仑书店出版的《政治科学大纲》和一九三二年署名田原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这两部书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政治”与“政治科学”在社会总体构造中的地位；（二）“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三）政治科学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各种政治现象，即如何说明国家的本质及其辩证法的过程。在回答政治学的内涵时，他说：“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他在书中论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特别是为建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社会阶级与政治、政党、民族、政治的统制、国家，作出了贡献。这些基本的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政治学研究仍然有着意义。

邓初民同志并不是一个关在象牙之塔中的埋头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一直把他的教学和著书工作与当时中国革命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积极参加了武汉革命政府的工作，支持各界人民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斗争，对不法土豪劣绅予以严厉制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参加“社联”的活动，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鲁迅主持的“左联”一道，在文化战线开展反“围剿”的斗争。到了广州，正值“一二·九”运动高潮，他坚定地站在爱国师生一边，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四十年代他在成都任教，公开在讲坛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的行为，和马哲民、黄松龄同志一道，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教授”。

特别是到了重庆，邓初民同志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全力地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工作，和邓初民同志接触频繁。他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这段时间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一本是《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影响都很大。我也多次以“若愚”的笔名在他主编的《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记得《唯民周刊》第一期上，就登有叶挺同志的一首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申述了叶挺同志的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抗战胜利后，我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新华日报》（重庆版）社长，邓初民同志仍留在重庆。记得李、闻惨案后，他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单，但是他仍不畏艰险，出席了重庆各界人民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一九四七年，他到了上海，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但白天仍然到大学和职工集会上作报告。他善于讲演，声音洪亮，田汉同志称他的讲演是：“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江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为我国民主革命而战斗的“民主教授”。

邓初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是和他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茫茫的黑夜，当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人类智慧的结晶时，便毫不动摇地以此作为终身的信仰；当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后，便很快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尽管他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党员，但能把自己的行动和事业紧紧地与党的斗争方向联系在一起。他最早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李大钊同志，并在他的指导下，在留日学生中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在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和董必武、陈潭秋、吴德峰、李哲时（李文宜）等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并向陈潭秋同志表示：今后无论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也一定要直接间接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做。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持的“社联”，和鲁迅主持的“左联”一样，是党的外围组织。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他受到张云逸同志的帮助，并且从张云逸同志那里阅读到了党的文件。到了成都，他常和车耀先同志接触，并受党指示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他则直接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到了香港，仍然和党保持紧密联系。他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并在民主人士中积极宣传。一九四八年底，在党的安排下，他乘船离开香港，奔赴祖国东北解放区。

解放后，邓初民同志服从党的安排，离开北京前往山西任职，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因病辞去在山西的职务，居住在北京。这以后，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邓初民同志是一九六二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在这以前，他组织上虽然没有入党，思想上却一直接受党的领导。这就是他成为坚强的“民主教授”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的原因。他说：“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集体，依靠人民，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求到进步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入党后，邓初民同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九六四年，他书写了一付对联：“尽管既老又病，还得勤学苦干”，一直挂在他的床头。他一直把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指示作为座右铭。晚年，他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逐渐失灵，但仍然用高功率的助听器坚持收听广播，在病床上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大事。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恶痛绝，口述整理成文予以声讨。

邓初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待人热忱。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断进步、献身革命的道路。在他辞别人类世界之前，他说：“同志们，朋友们，让我激起我的青春活力，大声再讲一次，一个人能够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为广大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工作，该是何等幸福，愿你们工作得更多，愿你们工作得更好！”这是他最后呼唤出的心音，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今天，当我们举行这个小型学术座谈会来纪念这位知名的学者和民主革命活动家的时候，无疑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将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