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名字适与钱锺书成为对仗，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已故学者享年最长——这位前辈学者就是陈友琴。提起他，许多青年学子已经惘然。这并不足怪，古代室名人太多。

陈友琴（1902—1996），原名陈楚材，后改友琴。笔名陈珏人、夏静岩、郭君曼、珏人、楚才、畴人、笠僧、琴庐。籍贯安徽当涂，寄居安徽南陵，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晨，出生于南陵县城关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陈锦蘭淳朴恳挚，是当地颇受患者称颂的中医，但在幼年陈友琴的眼里，不免严厉。父亲陈煦生则平和开明，身为前清秀才，对国学素有根底，闲暇时曾手抄过许多古典诗词，对他深有影响。父亲承继家业，也做中医，兼营药材生意。或许是书生气太浓，家里的小药铺一直经营得不太景气，经常赢少亏多。陈友琴是在南陵县城南书屋读的私塾，后到宣城第八中学插班。1921年在上海澄衷中学读三、四年级，1923年3月，与王蘅洲结为伉俪。妻子小他一岁，出身药商家庭。一年后，他考入上海私立沪江大学教育系。作为由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高昂。因祖父去世，父亲负债，无法负担大学全部费用，所以陈友琴只读了两年，1926年8月便肄业离校。

辍学后，经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张东荪介绍，陈友琴在图书馆当了一个学期的职员。后回乡在旌德县高小教书。此后，又到繁昌县三山镇父亲的朋友、杂货店商人叶壁城家里教私塾。此间，坚持自学，博览群籍。后来在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又读了三年插班。陈友琴曾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一目十行，这是所谓才子吓唬人的，凡是求读书真正有所得的，还需十目一行才是。”这句甘苦之谈被“补白专家”郑逸梅采入其《艺林散叶》。1928年3月，经朋友介绍，到安庆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训练部编审科文书干事。1928年8月至1929年1月，在安徽贵池的省立第五中等职业学校任国文教员。此后，主要投身于教育事业。1929年2月至7月，在安徽凤阳的省立第五中学高中部任国文教员。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至北平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训练部文书干事。1930年2月，任上海市私立建国中学文史教员。因私立学校薪水较少，又于1930年夏至秋，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编辑《训练》半月刊。1931年1月至12月专任建国中学教员。1932年起，任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文史教员，同时在敬业中学兼课。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学校陷于停顿，回安徽避难，在南陵县立小学代课。1933年春，上海战事平息，携眷回到上海，在恢复了的敬业中学、建国中学教国文课，同时兼任上海民众教育馆干事。1933年12月至1934年，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记者、编辑。其间，1934年1月至5月，以中央通讯社特派员身份参加川康（当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考察团，在上海《民报》连载《川游漫记》、《川北视察记》等专题报道。1934年10月，陈友琴的第一部游记文集《川游漫记》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收入《江行初写》等二十二篇游记，由国民党要员叶楚伧题写书名。这部游记后来令川籍作家、学者赵景深都十分叹服。

1935年3月，陈友琴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活字与死字》，提到北京大学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鲁迅“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半农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鲁迅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陈文认为“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认识文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许多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对于这一类的字，一概谥以佳号曰‘死字’”。此文引起鲁迅的注意，专门写《从“别字”说开去》5494470一文，加以辩驳，认为“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长期担任国文教员的陈友琴自然从中得益，后来在《国文十讲》这部小册子里，继续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论题。

1935年8月，由于性情和待遇等原因，陈友琴辞去记者职务，重新回到上海务本女子中学，任文史教员。在此期间，因为与同乡前辈胡朴安、胡怀琛兄弟颇有交情，得以经常在胡朴安主持的《民报》上发表文章。1937年8月“八一三”事变以后，返安徽南陵，与同学组织抗日救亡会，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春，家里的药铺被日本飞机炸毁，为谋生，至安徽泾县东乡黄田村，在私立培风中学任国文教员。1938年8月至1942年1月，任浙江省立衢州中学文史教员，教授历史地理、国音字母、论理学等。同事有后来的著名作家王西彦，学生有后来的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夫。1942年2月至6月，在浙江金华任《东南日报》资料室干事。1942年7月至12月，在安徽屯溪任私立徽州中学文史教员。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在安徽休宁县梅林镇任私立建国中学教导主任。1944年8月至1945年9月，在江苏瑶溪任省立临时中学文史教员。1943年至1945年，还兼任《复兴日报》副刊编辑。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在上海敬业中学代课。1946年2月，任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1946年8月至1947年12月，转回《东南日报》，负责青年版和副刊《东南风》的编辑。1948年1月，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员。1948年8月起，兼在杭州师范学校上课。

陈友琴的教学在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于30年代执教的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和四十年代执教的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值2002年百年校庆时，都不约而同地在校刊开辟专栏纪念陈友琴，高度评价和称赞他的教学和为人。陈友琴在中学里教国文和历史等，教学中经常旁征博引，讲究灵活有趣，不局限于书本，因此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注意将课本同现实联系，引导学生怎样正确认识时代，懂得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时，他曾为此组织了一次班级辩论会，辩论究竟是应该“攘外”还是“安内”，这场辩论使他的学生受益匪浅。1946年任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期间，由于他在课堂上宣讲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作品，发表针对时局的言论，被一些学生宣称是“共产党”，惹恼了这所教会学校的校长李培恩，被校方解聘。陈友琴注重教学，更注重育人。他热爱学生，对学生的关爱无所不至，也深受学生的爱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友琴失去人身自由，造反派对他做了大量的外调，希望能得到他们所要的“材料”，但均“无功”而返。

30年代，正在上海任教的陈友琴结识了开明书店的叶圣陶，他的才华和学问颇受叶圣陶的赏识，在叶圣陶、王伯祥的鼓励下，陈友琴编撰了《清人绝句选》（又名《清绝》）。据该书编撰凡例后的题署时间，可知这部诗选1933年8月就已确定体例，直到1935年1月才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铅印本。徐乃昌题签，柳亚子题字，王西神题诗，查猛济、叶圣陶两人作序，以此推重，引起学人的留意和兴趣。民国时期，学界对前清文学并无太高评价，当时大学开唐诗课比较多，宋诗课比较少，清诗课就更少了。清诗不为人重视，一是研究清诗的人比较少，一是有些人对清诗存有偏见。例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曾经说过，清诗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袁枚、蒋士铨、赵翼，臭腐殆不可向迩，龚自珍、王昙、舒位粗犷浅薄。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文廷式、金天翮、章太炎等对清诗之衰也异口同评。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的青年陈友琴，认为这样的定位不公正，也不够全面。清朝从顺治入关至1912年覆亡，前后268年，诗人辈出，并非只有梁启超所说的几个大家。陈友琴认为清诗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要正确评价清诗，必须掌握全部材料，细心研究，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治清诗，既向前人学习，也向当代人学习。在上海教书课馀之暇，陈友琴常以乡里后生的身份到徐乃昌家里去看书。徐家藏书很多，自费刻书也不少，允许他出入书房，尽情浏览。陈友琴拿清诗和唐诗、宋诗对照起来研究，认为唐人绝句以神韵胜，宋人以清新胜，清人神韵兼清新。当他钻研清诗的时候，了解到宋人洪迈编过《万首唐人绝句》，清人严长明编过《千首宋人绝句》，而清诗绝句则没有人编过，于是立志填补这一空白。陈友琴的《清人绝句选》被当时的学人认为是：给古典文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5494471这部诗选甄选五绝作家110名，七绝作家262名，将近400名清代诗人，1000多首绝句，选编在一卷，可粗略地看出：清诗（至少清代绝句）不是“衰落已极”，而是大昌；不是清代没有好诗，而是如近人王西神（蕴章）所云：“皎如明月清如雪，云水光中洗眼来。”

1936年1月，他的第二部游记文集《萍踪偶记》，作为“创作新刊”之一，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名取意于“十年沧海寄萍踪”5494472，收入《上天台》等十八篇游记。书前有“卷头语”，书末有赵景深的跋。1949年4月，经当时杭州地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审批，陈友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1949年5月，杭州解放，陈友琴参加了谭震林等主持的会师大会，随后作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接管杭州师范学校的工作，成立校务委员会后，任副主任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行政职务。改校长制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校长。1950年，参加中国教育工会。同年秋，参加杭州新文艺工作者协会，被选为委员。1952年，参加杭州市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星期。1953年3月6日，由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最初，杭师校长由教育局局长郭人全兼任，陈友琴与之配合得很好。不久，浙江省教育厅委派吴容专任杭师校长，她的作风很不民主，陈友琴难以与之共事，于是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吴组缃等朋友，别寻出路。吴组缃向何其芳介绍，但1953年7月，中宣部还未下调令，浙江省教育厅已委派陈友琴至临安县，任草创中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副校长兼语文教研组组长。

1953年11月，陈友琴奉中宣部之调，依依不舍地离开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北上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从此未动，一直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直到退休和去世。这一年陈友琴已经51岁，和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先生一样，一家人住在中关园。因为相距不远，陈友琴常到邓之诚家去做客，讨教治学的经验。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收藏的清代诗文集、史籍很多，给陈友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陈友琴很敬佩邓之诚，认为他是一个读书人，治学谨严，学问踏实，知识渊博，乐于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事隔多年，每每谈及，犹深深感怀于其真诚与亲切。陈友琴认为，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是那个时期最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1954年3月1日，郑振铎等提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由作协古典文学部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在《光明日报》上设置学术副刊《文学遗产》，余冠英和陈友琴被推为编委。这并非虚衔，陈友琴投入了大量精力参与刊物的审稿和编辑工作。1955年，陈友琴加入作协。1956年，文学研究所隶属关系由北大转到中科院。随后，进行了第一次职称等级的评定。文学研究所只有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三人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陈友琴被评为六级副研究员。195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周刊）改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担任主编。1956年秋，文学研究所由北京大学迁至中关村，陈友琴继续在古典文学组从事研究。

1958年秋，文学研究所又一次进行研究人员职称等级的评定工作，陈友琴仍为六级副研究员。秋冬之际，文学所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不久成立了资料室，由吴晓铃兼任主任，陈友琴兼任副主任。何其芳的设想是要把资料室办成全国的“资料库”，要为全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大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服务。而且不但收集国内的，还要收集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资料。1960年2月9日，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时，也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在这一思想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5000余册的剪报资料。同时开始“大型文学评论目录索引”的资料收集工作。时间从1901年至1949年10月，跨度大约五十年。另从1949年10月至1959年10月跨度为十年，前后共六十年。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五册。

陈友琴的代表作《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就是在当时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一指导思想下展开的。5494473围绕《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编撰，陈友琴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两篇长文。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国内涌现出多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分析白居易及其创作成就的传记类著作。陈友琴撰写的《白居易》是其中出版较晚的，收入“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1961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尽管只有3.6万字，却是影响广泛的普及读物，多次重印。这是论说平实而准确的一部白居易传，在介绍生平的同时，以专节分析评价代表作《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琵琶行》。其评述扼要简洁，语言通俗易懂，注释详细精当，而且在学术层面上，吸收此前著作成果的同时，避免了一些过于平面化、简单化的论断。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值得推荐的白氏小传。

1959年4月10日，《文学评论》第一次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余冠英、陈友琴借便邀与会的夏承焘至文学研究所参观，此时文学研究所已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1959年5月15日，陈友琴也和许多同事一样，自中关园搬入东四头条胡同一号学部宿舍。邻居有余冠英、钱锺书等。这一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下达任务，资料室副主任陈友琴从何其芳那里接受了编辑、注释《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工作。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余冠英、钱锺书、孙楷第分别予以指导。出版后，陈友琴赠出不少样书，广泛听取意见。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收到后，很重视这本书，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满眉批和注释，然后转送回陈友琴。同时专门撰写《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问题》5494474，提出11则名物方面的修改意见。

1959年7月，陈友琴的第一部论文集《温故集》，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友人陈向平的鼓励和支持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部13.9万字的集子收入《略谈〈长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等22篇札记、论文及考证文章，多数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过。除了前四篇是长文以外，其馀篇幅都很短。其中与同行商榷之作颇多，正是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气氛的缩影。内容以唐诗（尤其是白居易）研究为多。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是他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习古典文学、分析故书旧学的产物，所以名为《温故集》。1962年4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内部铅印本，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陈友琴参加编写唐代和清代部分章节。第二年，陈友琴由六级副研究员提升为五级副研究员。

1966年至1979年，和其他学者一样，陈友琴进入学术冬眠期。从发表《重读舒位〈瓶水斋诗集〉》一文（《光明日报》1965年6月13日《文学遗产》第512期）以后，直到《略论清代初期诗坛上的南施北宋》（《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国内找不到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文革”期间，陈友琴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两年后解除处分。1969年至1972年，前后三年，他同文学研究所其他人员一样，下放河南罗山、息县、明港等地的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在干校里，有一天，有人和钱锺书开玩笑：要他以钱锺书的名字，对一个“姓名对”，他们以为这是奇招，可以难倒他。谁知钱锺书脱口而出：“陈友琴”。又有一天，一位从北京探亲回到河南息县干校的同志告诉大家：北京传说陈友琴已经死掉了。陈友琴听到以后大笑，立即写下一绝：

钱锺书笑而和之：

从他们在困境下互相唱和的诗句，可以看出一种达观。从干校回来后，陈友琴一家搬到西直门外皂君庙宿舍。

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随之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友琴继续任文学所副研究员。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白居易专家，陈友琴参加了初稿的撰写，执笔了白居易等相关诗家部分，同时也批阅其他部分的初稿。他“在资料考订方面的严谨”，对《秦妇吟》注释初稿上的长篇批语，给参加编写的王水照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9月，陈友琴参撰的另一部《唐诗选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组、北京市维尼纶厂小组选注”。1979年11月，《乐府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陈友琴参加了卷四十七至卷七十三的校勘和标点。

1980年3月，陈友琴的第二部论文集《长短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22.9万字的集子收有《论杜甫对学习、继承和批评的看法》等比较长的论文22篇，有些是第一部论文集《温故集》中收录的，另外还有比较短的小品36篇，题为诗文小语。附录《〈长恨歌〉辑评》《琵琶亭诗话》，可以与《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相互参看，应该是后者早期分类编辑的产物，更有利于专题研究。

1983年7月，陈友琴由五级副研究员升为研究员。在此前后，研究重心开始向清代回移。1982年，他选编出版了《元明清诗一百首》。宋振庭读后，以满腔热情，撰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1983年6月28日《文汇报》）。李荒芜也写信给陈友琴说：“选注很好，就是少了一些。”随后，他又全力投入选注《千首清人绝句》的工作。这是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清人绝句选》的增订注释本。这本60.8万字的大书，历时数年，终于在1985年年底完稿。新稿在篇目上作了较大调整，增选了作者，注释更加详尽，作家小传也多有修订。1988年5月，《千首清人绝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他又编选了《元明清诗选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共两册，选元明清诗人270家，诗歌666首。

1985年11月，陈友琴的第三部集子《晚晴轩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书名取意于李商隐《晚晴》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弁言”云：“我是从旧社会经历艰难困顿的境遇，翻腾磨炼过来的。如今真是‘云开日出，有人欲天从之快’。晴窗之下，掇拾小文，名之曰《晚晴轩文集》。其中有论古代诗歌的，有谈文人轶事的，也有类似杂感随笔的，不名一体。读书札记较多，短小而并不精悍。另外还附有旧体诗数首。”这部9.1万字的集子收有《关于清代重要诗人的评介——读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等论文或散文，以及读书札记和诗抄，这是他晚年最后一部结集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在集中精力著述之余，陈友琴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80年秋，他参加“日本茶道文化考察团”赴日本访问。1984年12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参加《文学遗产》创刊三十周年、复刊五周年庆祝大会。1986年5月8日，还和邓绍基等，一道与中日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第六次访华团代表举行学术交流会，由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马良春主持。1986年11月，陈友琴按司局级待遇离休。1991年10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殊津贴。1996年5月17日，在北京病故，享年95岁。

陈友琴先生称得上一位世纪老人，他前半生献身教育事业和报刊编辑，从小学老师、中学教员到大学讲师，从副刊编辑又到副校长，后半生则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从清诗到白居易，再回到清诗，此外对唐代诗人杜甫、卢纶、崔颢、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罗隐、于以及宋代词人李清照等，也做过深入研究，前后结集有《温故集》《长短集》《晚晴轩文集》。友琴先生一介书生，不慕虚荣，平和冲淡，朴实厚道，有学者风，无市侩气，对关系学一窍不通，在生活上淡泊为怀，整日勤耕默耘，无暇他顾。十年浩劫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批斗扫地，七十岁了还下放干校劳动。其间，他和俞平伯的老实闹出不少“笑话”。据说，一日见集市卖河虾，俞平伯问小贩多少钱一只，小贩皆乐，戏以一角一只，竟以六元钱数六十只。而陈友琴先生买花生，亦问多少钱一颗。1973年回京后，原住宅早已另行分配，当时只有两间共二十平米，无上下水道、无暖气的简易平房供年逾古稀的陈先生夫妇居住。友琴先生急于争取时间开展研究，一再向工宣队队长提出要恢复自己的工作。多次受到白眼后，先生无奈，只好将书柜、生活用品塞满房间，在床边挤进一张两屉桌，不分昼夜地默默笔耕，需查找书籍资料时，只能爬到床上打开书柜翻找。狭窄的房间，夏天闷热，冬天穿风，数年过后，陈友琴先生的右腿受寒得了风湿病，从此行走困难。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1985年，他还不知道管房子的归哪个处，甚至连房产处在哪儿办公都不知晓。许多人说他有“名士气”，看来并非虚言。

陈才智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