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作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对许多国人而言，拉丁美洲还是个陌生的地名，人们对其知之甚少。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我国与拉美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了解和研究拉美被提上议事日程。1961年7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筹备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着手培养新中国第一代研究拉美问题的专业人才。当时，国内研究拉美的专家极少，有关的图书资料也十分短缺，主要从各大学文科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30多名优秀学生来从事此项开拓性工作。那年盛夏，我恰好从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刚刚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因在学校学的是拉美历史专业，当即被分配到该所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刚走出校门，满怀激情，奋发图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口号是“为创建中国的拉美学派而奋斗”。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瞬间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两代人的艰辛努力，我国的拉美研究从蹒跚起步逐步走向成熟，现已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拉美所已成为具有相当实力、享誉国内外的专业研究机构。我作为该领域的一名拓荒者，亲历和见证了这一艰辛的创业过程，几十年奋力跋涉，辛勤耕耘，用自己的汗水浇灌了这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伴随着拉美研究事业的日新月异，我个人在业务上也不断成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并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日，欣接通知，要选编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于是，重新翻阅旧日之作，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我的拉美情缘始于大学时期。1956—1961年，我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8年秋，我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正在攻读西方中世纪史。忽接教育部通知：国内急需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专业人才，希望留学生中有人选读相关专业。于是，根据国家的要求，我改为学习拉美历史专业。当时系里没有拉美史教师，但对中国学生特别照顾，专门从科学院聘请了一位拉美问题专家瓦·伊·叶尔莫拉耶夫教授来指导我的学习。他非常热情，对我说：“中国和墨西哥都是文明古国，你就学墨西哥史吧！”于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墨西哥历史，自学西班牙语，并完成了毕业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墨西哥》。就这样，我与墨西哥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拉美研究的历程。

由于学的是墨西哥历史，我到拉美所工作后，一直从事墨西哥问题研究。20世纪60—70年代，拉美所在业务上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主要任务是收集和翻译有关基础资料，对拉美国家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等问题开展研究，为外事工作服务。1965—1966年，我们被派往河北黄骅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业务工作全面中断。1969年拉美所被撤销，全所人员下放到黑龙江中联部“五七”干校劳动，直至1972年3月我才返京，到中联部拉美司工作。1976年7月，拉美所重新恢复，我又回到所里，继续研究墨西哥。其间，我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吕龙根老师合作编写了《墨西哥》一书，并陆续发表了若干论文，如《墨西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墨西哥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特点》、《美国—墨西哥战争》，等等。

1980年底，拉美所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体制的改变使研究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办所方针也作了相应调整，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加强现实性和对策性研究尤其是经济问题的研究。1982年，墨西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债务危机，并引发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衰退，墨西哥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于是，从80年代开始，我的工作重点转向研究墨西哥经济问题，与张文阁、杨茂春等同志合作编写了《墨西哥经济》一书，参加了苏振兴和徐文渊同志主持的“六五”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负责其中“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部分；同时，对墨西哥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的对策、经济调整和改革等热点问题即时进行研究；此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石油部等单位合作，对墨西哥的农业、石油等部门经济开展对策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继续研究墨西哥问题的同时，扩展领域，加强对拉美地区综合性问题的研究。1987—1991年我主持了“七五”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从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特点及其对拉美经济的影响以及拉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模式两方面，探讨拉美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其成果于199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9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1992年，美、加、墨三国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年12月，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四国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南北经济一体化和南南合作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面对新的形势，我加强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1992—1996年，我主持了院重点研究项目“论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本室同志合作，撰写了专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北经济一体化的尝试》，对南北经济一体化的特点以及美国的西半球经济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这是国内第一本有关该协定的学术著作，2000年获拉美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7年，我参加了由宋晓平同志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计划重点项目“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与宋晓平、徐宝华、石瑞元等3位同志一起完成了相关学术专著。此外，我在中拉关系研究方面也作过一些努力，1997年参加了李明德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的拉丁美洲与中拉关系”，与外交部袁世亮同志一起负责其中中拉关系部分的写作，该成果以《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为题由时事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各个时期我在完成相关学术专著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文章。据初步统计，除专著和工具书之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关拉美的论文、调研报告及各类文章约130余篇。受篇幅所限，本书仅收录了其中公开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39篇，这些文章大致反映了笔者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为查阅方便起见，按内容将其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选录了有关拉美地区经济问题的9篇论文。其中《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世纪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对拉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全面回顾。这是我参加齐世荣先生和廖学盛同志主持的国家委托研究重点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课题时，作为阶段性成果写的一篇论文，编入该课题的中期成果《二十世纪的历史巨变》（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再调整》是1995年我在《世界形势研究》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对拉美国家经历了80年代的深重危机之后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作了评析，指出该模式存在两大弊端：经济的脆弱性明显增加，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模式的再调整势在必行。《拉美和东亚：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文是在1998年6月22—25日在京召开的“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该文从新的视角，即共同面临挑战的角度对两大地区进行比较，一些观点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赞同。《如何评价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一文是1996年参加拉美学会年会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该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如何评价拉美经济改革提出了几点看法，强调在评价一国经济改革时，必须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国内的具体条件。最后一篇文章对中国开拓拉美市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一些对策性研究。

第二部分所选的10篇论文涉及墨西哥的经济发展问题。墨西哥作为拉美第二经济大国，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在拉美地区具有典型性。战后，墨西哥经济走过了从快速稳定增长到深刻危机的曲折过程，其经济发展战略及存在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迪。所选文章主要围绕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战略、债务危机、经济调整和改革及其经验教训等问题。其中《墨西哥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特点》（1980年）和《墨西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在学术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也可以说是我的习作。前者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特点；后者对墨西哥国有经济的形成发展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30多年后重读这些文章，虽然其中某些提法和结论显得有些肤浅，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初步勾画了近代墨西哥社会演变的进程及其特点。80年代，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十分重视借鉴国外的经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备受关注，《战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是当时国内较早论述此问题的文章。该文在《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2期发表后，《世界经济》杂志同年第6期予以转载，《北京周报》西文版1982年第27期摘要刊登。该文对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墨西哥经济危机和政府的政策》一文是1982年墨西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债务危机之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此文得到墨西哥驻华使馆的好评，被译成西文，发回国内；该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1984年）。《墨西哥经济调整的前景》（1986年）、《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成效与问题》（1994年）、《从墨西哥经济改革看第三世界的战略调整》（1992年）等多篇文章对80—90年代墨西哥的经济调整和改革，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等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评述。

第三部分就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中的几个热点问题——1994年12月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等选收了7篇文章。当时，这些热点问题曾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特别关注和热烈讨论，我曾就上述问题给有关部门写过一些调研报告，这里收录的是就上述问题公开发表的几篇文章。墨西哥在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警示意义。

第四部分收录了涉及墨西哥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6篇文章。1989年我被农业部信息中心聘为特约研究员，与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长期合作，共同对国外农业经济问题开展对比研究，参与了上述单位主持的一系列国家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或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达的任务，选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里所选文章大多是其中的研究成果，如《墨西哥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转移》一文（与杨茂春合作）是1984年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国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转移》调研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获国家农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第五部分是涉及石油问题的4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应石油部门之约而写。《石油价格战和墨西哥的能源政策》是1986年4月我参加“国际油价中长期趋势研讨会”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墨西哥作为当时世界主要产油国，其能源政策对国际油价和我国经济具有一定影响。

第六部分涉及墨西哥历史与中墨关系问题。其中《墨西哥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比较研究》一文是1985年3月我应邀参加联合国大学（东京）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墨西哥现代化进程1876—194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当时提交的是西班牙文版，会后译成英文，编入由联合国大学出版的论文集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A Comparative Approach，Edited by Omar Martinez Legorreta，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89（英文版），本书收集的是该文的中文译稿。此次会议有墨、日、俄、中四国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会议就墨西哥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开展比较研究，对非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探索。《中国与墨西哥：加强合作，共谋发展》一文是应张宝宇同志之约，为其主编的《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一书所写，该文集以中文和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双语出版（2006年，澳门版）。此文对中、墨关系的历史渊源、现状和前景作了回顾和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全书所选文章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内容较广。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想通过此书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所选的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这是拉美国家“失去的10年”和“改革的10年”，这一时段拉美国家的经济始终值得关注，有关文章作为当时的现实记录对后人也许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受个人水平和主客观条件所限，所选文章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一些早期作品难免带有岁月的印记，但作为一份历史的记录，它的出版还是有意义的，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珍贵的纪念，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是一份历史积淀的存留。其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漫长的科研历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拉美所的历届领导、同事、同行、朋友在各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趁此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时，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田文同志和易小放同志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劳，她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和敬佩。同时也感谢拉美所科研处以及其他有关同志提供的帮助。

陈芝芸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