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有幸与力扬先生在文学研究所共事八九年。由于不在同一研究组室，又因年龄悬殊，所以对他并无深知。只记得他那稳重儒雅的长者仪态，以及他在会议上发言时梗直率真的气度和爽朗的笑声。对他的进一步了解，那是多年以后了。出于研究工作需要，我阅读了力扬已出版、发表的全部创作、论述，并看到了当时能找到的很多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信件等。对他敬意渐深，还怀着几分惋惜之情。他无疑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有成就、有风格的诗人、学者。

力扬自幼喜爱美术，于1929年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受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浪潮影响，他和友人组织了后来受到鲁迅深情称赞的中国第一个提倡无产阶级美术的团体——“一八艺社”，1931年又在上海设分社并举行展览。这些活动很快为学院当局所不容。“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又是“一八艺社”负责人之一的力扬，因组织抗日救国活动被开除学籍、强制离院。力扬离杭赴沪，参与上海分社活动。党领导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时，他任执行委员。很快，更大的风浪改变了力扬的生活和命运，他一连两次遭逮捕。第二次在1932年秋，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竟被判刑6年（1935年秋被保释出狱）。就是在狱中，他写出了《枫》、《我在守望着》等优美的诗章。

“狱中诗”之多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予以重视的现象。它正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时代特点，作者当时不一定是诗人，但大多是革命者、旧时代的叛逆者。他们在狱中历尽苦难，也得到锤炼。诗歌是他们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呼唤。

力扬的呼唤更有特殊的意义。之后，他审美的灵感和情趣、乃至美术方面的才气，大多汇聚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这可以说是在时代要求下诗人的又一次抉择。从此，他人诗一致地不断为人们留下思想和艺术都值得珍贵的华章。

力扬诗歌中数量较大的是抒情诗。第一首诗《枫》写他“记忆的白帆”越过铁窗，飞向故乡“秋空下的红树”，展开了对20多年坎坷生活的遐想。诗作感情真挚、意境恬美、色彩绚烂。《我在守望着》更表露了诗人坚定乐观的信念“守望着一个光明的自由的白热的未来”。这两首诗，毫无初作常见的粗糙，都反映出他在生活和艺术上的深思熟虑。它们的特点，始终是此后力扬诗作风格的主调，贴近着时代斗争的主旋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而后有很大发展的诗人中，力扬的起步是较高的。

此后10余年，作为一个关注祖国正义斗争的诗人，力扬时刻怀着诗歌创作的激情，向着新的生活高度启程。抗战爆发后，他离南京去长沙、赴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工作。武汉失守前，又辗转长沙、衡阳、桂林，于1939年夏初抵重庆。在这艰苦的历程中，他的心灵也迈入了新的境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自己的创作生命，我们都得勇敢地为诗歌战线而努力……为祖国的解放而努力。”

力扬这期间的创作，在基调一致的情况下，随生活、心境的变化，视野开始扩大，抒写的内容也渐趋多样化。如《风暴》、《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等都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风暴中作高昂的呼唤：“东方的黎明”、“新生的太阳”、“春天终于来了”。后诗恰如对他友人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回答和互勉。一些国内、国际的斗争史实也进入了他的诗作，如《台儿庄》、《五月》、《朝鲜义勇队》等。旅途中所作的《黎明》、《山城》、《驼马》、《苗民》等更如他擅长的风景画、当地民间的风俗画。从《播种》、《收获》等诗中，人们看到诗人在3月温暖的阳光下播撒金色的希望，在秋日黄金的田野上收获胜利和欢乐。

此时也出现了感情深沉、较多个人情愫的作品，如《同志，再见——给毅》。与一位女难友久别重逢，短暂相聚后终因战斗需要而离别。诗人写了对往昔感情的忆念，对今日战斗的祝愿，真挚地表露了那种进退徘徊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情谊，明净而高尚。诗风也渐趋明亮、高昂、宽广、舒展。此诗为力扬本人所挚爱，更受到茅盾的赞赏，称它是《诗时代》创刊号上“我最喜爱的4首诗”之一，“情绪于哀婉中见激昂，内容与形式很和谐，不拘泥于落脚韵，而字句的自然旋律颇为美妙”。

经过七八年的创作实践，他的艺术造诣得到丰富发展。更为可贵的是，武汉失守经年，当时有些诗人、作家在感情上、创作上出现过沉闷的迹象，而力扬能始终呈现着乐观、明快的格调。即使面对困难、悲苦，他总在歌唱希望，寻取美感。

现实生活的突变再次促成力扬创作的发展。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他撤离重庆赴湖北恩施，翌年春回重庆，周恩来曾与他谈话，并介绍给陶行知，在育才学校任文学组主任，并任“文协”重庆分会理事，从事众多进步文化活动。

此时力扬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地出现新的信息和新的追求，展示着深邃、成熟的景象。尤其可贵的是，可以看到他在殷切地寻找力量。而给予他最大力量的，便是从《希望的窗子》中仰望的“北斗星照耀的所在”——革命根据地。《北极星》、《茅舍》、《普希金林》都表露了他对那“自由美好的地方”的近乎焦急的渴念。这些诗和同时的另一些抒情诗一样，都保持着诗人喜欢的温暖和明亮。

当然，现实生活的云密雾障，也难免给有些诗抹上别样的色彩，如《残堡》、《断崖》，尤其是沉重的《轭》，在静止、沉凝的画面上分明流淌着农民的痛苦。但诗人很快又回到了明净的境界。继《少女与花》、《初春》后，他写出了《爱恋》、《抒情八章》。后者真挚、细腻，分外动情，人们又看到了美好的事物：红叶、白鹭、黄鹂、玫瑰、嫩叶、绿水、镶金的云霞。而更美的是对女友的思念，为她“青春的心灵”送上遥远的祝福。这首诗与几年前的《同志，再见——给毅》有所呼应，也为力扬抗战时期的抒情诗画上圆满的句号。

力扬还写过不少其他体裁的诗作，数量虽不如抒情诗，但其成就可观，影响甚至更大。

例如，首先可提到的是1941年所作的《雾季诗抄》5首、《雾的冬天》以及稍后的《我底竖琴》、《给诗人》、《短歌》等。那时期，不少诗人出于现实需要和内心驱使，写了很多不重抒情而重思索的诗歌，被称为“哲理诗”。力扬上述作品正近于此。它们很少幻美的回忆、遐思，而是对突变生活所作的富于哲理的思考和抒发，有真实的心灵告白，更有自觉的使命感悟。他在此明确地提出：诗歌就是武器，竖琴就是剑。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叙事诗的贡献。早在1939年，力扬即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提倡写叙事诗，说它是“教育和组织群众的有力的诗的形式，我们必须克服艰苦而勇于尝试”。后来茅盾更写长文畅谈中国叙事诗发展过程，结论是“长诗比小诗难写”，然而“有伟大的前途，当无疑义”。叙事诗难写，但要迎难而上，可说是当时的共识。从短诗到长诗，从抒情诗到叙事诗，成了诗坛此后的发展方向。

正是此时，力扬发表了《射虎者及其家族》（《文艺阵地》1942年8月）。它为抗战时期长篇叙事诗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实绩。作为代表作，之后很长时期里，它和力扬几乎是同名的。长诗共8章，写一个家族四代人的生活命运，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农民长期的痛苦、困厄和仇恨。从一个家族的悲歌中呼唤着抗争、复仇的愿望，进而飞跃升华为对人生道路的探求和征服。仇恨和复仇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力扬以前的诗作中，但到这长诗进入了更高境界，它有更多思索和跃升。作为长诗所写最后一代人的力扬，他放下了世代传承的弓弩和镰刀，拿起了“更好的复仇武器”——诗人的笔。长诗感情深厚、形象丰富，用朴素沉实的语言乃至强烈鲜明的画面，构建了这篇具有“连续画”特色的佳作。

抗战胜利后，力扬主要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实际工作，写诗较少。所作也多结合现实斗争需要。除几首讽刺诗外，很多具有战歌性质，如《我们反对这个》成为“一二·一”运动中民主青年的歌曲，以后的《我们的队伍来了》更为人传唱。此时较重要的作品是《星海悼歌》、《愤怒和火焰——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悼歌》和《祭陶行知先生》。它们是悼词，或沉稳如颂歌，或激昂如檄文，但它们又都是诗，能将豪情与诗意很好结合。

力扬还写过不同形式的作品，如散文、杂文、通讯、旧诗及小说等。从中可以看到他投身现实斗争的不倦身影。

尤其应该重视力扬所写的很多理论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诗歌理论和评论。他认为诗人应“理解政治”、“用艺术的形象去描写刻画……”认为“诗人底正确世界观的确立实是先决的条件”、“必须以主观的情感去温暖所写的题材，他的诗才有了生命”（《谈诗底形象和语言》，刊于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他主张建立诗歌民族形式，要继承“五四”传统、重视民间文学、继承优秀遗产，提出“要在工农士兵群中养育出多量的有才能的作家”，并倡导“现实主义”道路和“自由诗”形式（《关于诗的民族形式》，刊于《文学月刊》1卷3期）。发表于《诗创作》1942年10月的长文《我们底收获与耕耘》，更可说是阅读了毛泽东2月所作《反对党八股》一文后，对诗歌问题所作的一系列思考，提出反对形式主义等。文章还引用了大段原文，认为它也“扼住了诗风的要害”。

这些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字，不仅有助于了解力扬本人的诗作，它们在当时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论述、见解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1947年8月，力扬随育才学校抵上海，冬天赴香港。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由香港搭轮船经平壤、安东（丹东）、大连至胶东；转赴晋察冀解放区。诗人终于来到了他渴念的“北国”，迎接到他久盼的“春天”。

力扬创作、写作，至此已十五度寒暑，他为中国现代诗歌留下了一份可贵的业绩。人们感受到他诗人的灵感和画家的敏感，感受到他艺术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同时，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正直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向往自由、向往革命道路上那艰苦而乐观的心灵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力扬在马列学院学习、执教，于1953年调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时他依旧努力于创作和写作。诗作40余首，写的大多是新的生活和人物，激动着诗人以前创作中未见的诗情和变得年轻的心。它们清新感人，有的可称隽美，如《虹》、《布谷鸟》、《泉水是祖国母亲底乳浆》等。也有些诗呈现出生活感受与艺术酝酿尚欠缺的现象，而这正是力扬早已敏感和认识到的。此时诗论极为关注群众创作，他还与诗作者们一起生活、切磋，并给予帮助、鼓励，还写诗文为之呐喊。他对叙事诗的关注始终未衰，撰文论述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闻捷等。另外，他还以对诗歌的真知灼见，坦率地评论过当时一些名人的作品，可惜未能发表，但其观点与后来文艺界的普遍看法相一致。力扬正在酝酿着新的成熟，人们也在期待着他。可惜岁月不如人意，他于1964年56岁时过早谢世。

力扬对待自己的创作、著作一向持平和低调的态度，对发表和出版都较为谨严。有些很好的作品仅见于手稿，有些作品在收集子时被舍弃，更有已编好集子而终未出版的。所以，多年来对力扬著作的整理出版，应说是不够理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计划收集出版力扬的文集，实在是让人欣慰的。承力扬家属信任，嘱我为此写个序言，我很高兴。今年又正值先生百年诞辰，我愿在此献上诚挚的纪念。

吴子敏

2008年4月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