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二年列宁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要超过和平时期的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的半个世纪做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地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第6卷161页）5510460。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是各社会政治派别以及各文学流派之间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斗争，科学及艺术各领域中爆发了尖锐的论争的时期，也是“重新评价一切”的时期。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一句话：“现在我们这儿，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都在刚刚开始安排。”类似的话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各种不同派别的报章杂志上随处可见，只是说法不同罢了。甚至象《基础》这样的杂志，虽然其刊名给人以沉静、“不动”的印象，也承认“人心纷扰”、“一切都在旋转、一切都在骚乱的旋风中奔突”，这就使文学界显得“格外不平静”5510461。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谈到由于出现了生活的“新阶段”，因而产生了“全新的现象，正个机体严重失调的现象”5510462。柯罗连科在他的特写中写道：“村社里到处出现纠纷和对立”5510463。在九十年代曾引起激烈争论的魏烈萨耶夫的小说《风气》中，有一位女主人公说：“我们周围的生活正发生多年未见的、根本的变革，一些事物在倒垮、在灭亡，而另一些事物则在悄悄地生长”。这种变革不但锤炼出了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也引起那些“在倒垮、在灭亡”的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苦闷和注定要灭亡的预感。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一八九三年写道：“我们正生活在犹如解冻一样的奇异时期……，一切都在融化……，水面上复盖着一层一踩即破的薄冰，令人望而却步”5510464。旧俄国确实如履薄冰。十九世纪末叶进步的小说和诗歌，描写大河解冻、奔腾而下的景象颇为流行。它象征新俄国在前进，人民大众在前进。这浩浩荡荡的前进运动范围日趋广大、气势愈加磅礴。后来，列宁自豪地称之为“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第16卷第352页）。

“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荡涤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时的理论之争正是尖锐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各政治派别的斗争。革命不可避免地将要来临——这已不仅是经过科学分析而得出的论断，当时一些最敏感的人、甚至远离直接革命斗争的人也已意识到了5510465。在革命即将来临的形势下，整个俄国的进步社会思想史和俄国文化史被视为争取人民真正彻底解放的一个准备过程。曾使历代俄国进步人士反复求索的“怎么办”的问题，已变成具体的实际行动问题。尽管那些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陈词滥调尚在蔓延，以《莫斯科新闻》为喉舌的反动派仍在顽固不化地叫嚷什么人民是“忠于君主制、东正教和民族性”的，尼古拉二世也操着文牍式的官腔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大俄罗斯帝国的基础坚固不拔”。但是一个新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无产阶级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从而使整个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化也大大加剧了。俄国文学的伟大作用再一次突出地显示出来。

在俄国，数十年来、社会的主动精神在文学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自由。俄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得俄国的进步作家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思想代表，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的。赫尔岑写道：“没有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便是他们唯一的论坛。只有从这个论坛上，他们才能使人们听到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5510466。普希金谈到在祖国最艰难困苦的时代，作家“披坚执锐，站在启蒙运动的前列”，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时，也补充说道：“他们不应因为自己永远首当其冲，身受一切苦难和风险而胆怯退缩、怨天尤人”5510467。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象一条红线贯穿于“热烈渴望解决社会生活任务”5510468的俄国进步文学的整个历史。正因为如此，俄国文学才有这样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样深刻的哲学含义，并将艺术创作与政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末，两个世纪的交界线上，文学已不再是“唯一的论坛”了。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胜利、无产阶级秘密刊物的发展——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赫尔岑当时曾指出过的文学的那种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步文学仍然是认识生活，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有力手段。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把俄国文化的传统及其未来的问题同面临要改造世界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列宁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强调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那些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第5卷第337页）。

一八八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5510469。这是因为俄国文学同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哲学思潮，同俄国国内掀起的革命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想到俄国所有的优秀作家努力进行的思想探索，想到俄国的文学，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既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新思想，又批判地检验了别国的理论思想，我们就能够充分领会到列宁关于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所具有的意义的那句话的含义。在此还应该提到成熟时期的别林斯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动和庸俗方面的批判，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唯心主义学说的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革命运动只有掌握了在科学上无可辩驳的正确理论之后，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由于书刊检查的限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思想是用隐晦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对于他的读者来说，其含义是十分清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当现在立志改造西欧生活的那些代表人物牢牢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之时，就是新原则在西欧社会生活中即将胜利之日”5510470。

十九世纪末，这个时期在俄国终于来到了。当列宁谈到：“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时，他提到了东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以说明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俄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列宁写道：“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第31卷第7页）。这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行者已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俄国扎根和发展准备好了土壤。就这个角度来说，有几件事实具有典型意义：即早在俄国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现之前，别林斯基已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从历史角度来看内容正确的批判，并且捍卫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思想；还有，“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第8卷第11页）；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力求批判地吸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们的学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是这一学说的继续，参看第19卷第1—8页），但是由于当时俄国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水平。

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和政论文对俄国十九世纪进步民主思潮的总的思想发展所起的突出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文学、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仍有其现实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俄国生活的最重要矛盾，而且多数一直未能解决，直到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当列宁分析他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时，他经常回顾俄国文学和政论文的历史，研究有关传统的问题。弄清某一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常常有助于他更加明确地判定这一现象的社会内容。

列宁对俄国文学评价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所特有的洞察力。列宁善于以简洁的，有时非常言简意赅的形式，一语道破作家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并指出他在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总过程中的地位。

同时，这些评价又成为对那些极其复杂的过程（例如：分清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中的基本路线和阵营，这些阵营间的相互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特点等）进行原则性概括的根据。譬如，列宁提出这样的观点：“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在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第17卷第104页）。又如列宁提出这样的论点：“一八六一年诞生了一九〇五年”（第17卷第107页）。此外列宁还提出俄国文化发展史上两条基本路线斗争的理论——一条是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路线，另一条则是由《莫斯科新闻》、《俄罗斯通报》、立宪民主党人的政论文学及《路标》的思想体系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路线。

列宁一方面对俄国古典作家——从拉季谢夫到高尔基作了评价，另一方面，又对反动的美文学、反虚无主义的小说，对卡特科夫和苏沃林之流的政论家，对“路标”派的立场以及对象萨温科夫的小说等的反动时期的叛徒文学进行了批判。这些评价和批判系统地反映了列宁对俄国文学史的观点。列宁对过去的文化进行评价时，总是把它与当代的迫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对传统问题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仇视革命人民的根源追溯到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中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和进步文化同反动文化的斗争。他指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理笔下的典型神父、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度也是‘恋恋’不舍的”（第26卷第382页）。

列宁关于俄国文学人民性问题的提法也同样表现了他那高瞻远瞩和洞察力。

在列宁看来，真正人民性的本质，就在于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性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就是说，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同人民本身的发展，即人民的觉醒过程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十分注意研究人民觉醒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列宁所说的俄国还处于“麻木不仁，停滞不前”的时期，到“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文学起初是唤起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然后又同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于是这些清晰的线条便勾画出一幅包括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动力在内的俄国文学运动的画面。

列宁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看作是由客观规律性所支配的发展过程。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一切意识形态形式，包括文艺形式的更替，都来自物质生活的矛盾这一论点，他表明以此来说明其中的任何形式都可以成为真正科学的说明，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把社会发展过程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要研究各种社会结构及其客观规律、内在矛盾、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社会变化的客观逻辑。这就需要把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看作是一种活跃的、处在经常运动状态的社会机体（参看第1卷第388,389页）。诸如“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机体”这些范畴在方法论上是极其重要的。前一个范畴要求我们去揭示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这是研究社会生活任何一个领域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研究的科学性，消除主观主义和事先拟就的公式。第二个范畴要求我们把社会看作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在这方面，列宁对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具体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在列宁看来，“社会机体”就是相互作用、相互抗衡、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的一种结构。这种机体既包括泾渭分明的几个主要阶级，也包括具有形形色色的观点和情绪的各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研究俄国文学的时候，这些集团和阶层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列宁著作中对城市贫民、小市民、流氓无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宗教界和官吏等阶层都作出了精确的非常中肯的评价，这些评价对文学史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阶层联合在一起，绘出了一幅“社会机体”的异常复杂的图画。而这幅图画在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描绘。而文学作品中反映社会结构的全面性一向吸引着列宁的注意5510471。

这一分析的诸方法论原则中，列宁对社会形态的说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者的任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把某一种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表达出来，把它的生活习惯、阶级对抗、以及它所特有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以及家庭关系等等都和盘托出（参看第1卷第121页）。用列宁的话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第1卷第122页）。

“社会机体”在“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许多不同因素，其中也包括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也就是文学作品中必然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的表现。离开了这些社会心理现象，就不可能逼真地描绘社会形态。

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情绪的作用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谈到社会情绪同社会斗争和革命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社会情绪有时是模糊的、自发的，有时则是自觉的）；谈到群众情绪的摇摆不定及其矛盾状态，即种种自相矛盾的情感交织为一体的状态；谈到人民的情绪在一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到了某一阶段，便可转变为认清形势，了解斗争的目的和任务；谈到各种思想影响对情绪和情感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列宁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厉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第31卷第77页）。

在列宁的著作中多次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贵族——以及知识分子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情绪，也描写了“时代情绪”5510472列宁谈到这一社会心理因素的巨大意义时指出，在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条件下，“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遥远的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成为增加一滴就使水漫出杯外的那一滴，成为情绪大转变的开端等等”（第15卷第251页；着重号是引用者标出的）。当革命斗争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时候，人民的情绪便会转变为人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在另外一些历史时刻，人民的感受和情绪，尚未形成思想上自觉的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同对事情实质的不正确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称辛克莱为“有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引用了辛克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中的一段话，其中写道：“……进化产生在人们心中；我们是进化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任何进化……一千个满怀信心和决心的人，要比一百万个谨小慎微的和可敬的（可尊重的）人强得多”。列宁指出辛克莱当时所站的立场是进步的，指出他的号召“基本上极为正确”（第21卷第241—242页）。但又强调说，“感情”是不能代替对历史过程的理性认识的。由此可见，文学上所反映的情感和情绪是研究某一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5510473。

根据以上这些方法论原则，既能够研究某一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又能够研究某些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首次找到了“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的客观标准。他们“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第1卷第120页）而已。然而“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5510474，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第1卷第120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社会形态这一范畴应用于社会学，制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并确立了“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第1卷第389页）。

列宁以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复律标准”为依据，论证了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发展中的共同点和与众不同的特点（如列宁论述了各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共性和特殊性），列宁的这些论点对文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列宁认为，民粹派不善于发现普遍的历史规律，看不出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也看不出它们中间的每一国家所具有的特点，这是民粹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一窍不通的突出表现。

在本书中我们将努力说明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矛盾时，是如何应用“重复律标准”的。众所周知，西方的伪学者和早先的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胡说什么托尔斯泰观点的弱的一面，即他的“不抵抗”论，正是俄国农民内在的固有的特点。列宁指出，早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间的革命时期，俄国农民就掀起了农民起义史上规模空前的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可见托尔斯泰的“勿用暴力抗恶”论只是一定历史经济条件的反映，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生活的产物。运用“重复律标准”来进一步说明列宁的上述论点，便可发现东西半球的各国文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出现过与托尔斯泰思想弱的一面相类似的观点。与此同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作品的强的一面，正是反映了全体俄国人民无比强烈的革命的反抗精神。托尔斯泰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不公平，并且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

同“科学的重复律标准”完全相反的是比较主义的方法论。比较主义的方法论把文学发展看作是“超民族”的统一的潮流，无视俄国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以及文艺创作的具体历史内容。苏联许多文艺学家的著作中都谈到，文学发展的某一历史规律性总是根据某一国家的特点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当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某一国的作家受到了另一国作家的“影响”，而是由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每个国家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浪漫主义，都因为它有与他国文学相同的某些特征。但是每个国家的“浪漫主义”又反映该国的一定阶级和该国的民族文化所固有的一些特征。现实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只有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才能对各国民族文学的特点以及各国文学互相丰富的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

* * *

列宁说明任何问题、包括文学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方法论原则中，有两个原则对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重要：第一个原则是关于研究选择和安排事实材料；第二个原则是关于研究这些材料的基本方法。

根据列宁的提法，这些总的方法论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掌握全部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列宁指出，在研究社会现象方面，为了证明事先拟就的公式，人为地去选择和拼凑事实并为了同一目的而去选择例证，没有比这更流行和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列宁说：“……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第23卷第279—280页）。

另一个方法论原则是关于研究方法。这一原则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髓、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原理只是历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参看第35卷第238页）。

以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列宁在说明文学现象时的出发点。这两个原则在列宁论赫尔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得到了详尽无遗的发挥。列宁一方面一丝不苟地考虑到各方面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坚持深刻的党性立场，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明这些事实。正因为这样，列宁对文学的论述才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宁论赫尔岑的文章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事实根据和列宁所利用的材料来源便可发现列宁极其仔细地研究了各个方面的大量材料。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列宁不仅对赫尔岑的著作、生平及其思想演变了如指掌，而且还研究了伦敦俄国自由印刷所的出版物，他不仅翻阅了报刊材料，也翻阅了已经发表的赫尔岑同代人的私人通信，以掌握当时不同派别围绕赫尔岑所进行的社会文学斗争。列宁为了进行论战，利用了有关赫尔岑的文学评论和报刊上为纪念赫尔岑诞辰一百周年所发表的文章。另一方面，列宁又把赫尔岑一生的活动看作是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直到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的整个俄国社会政治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列宁遵照这一方法，在文章中提出了有关俄国解放运动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的开创性的新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就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过程和划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阶段的基础。

列宁要求“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出个别的事实”，列宁对赫尔岑进行全面评价时，正是按照这一要求去做的。列宁在承认赫尔岑的伟大作用和功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严厉指出赫尔岑的弱点和错误，例如赫尔岑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第18卷第12页）。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揭露了自由派对赫尔岑的诬蔑。自由派颂扬赫尔岑的弱点，抹煞他的优点，贬低赫尔岑在俄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

列宁对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包括文艺现象所作的分析，为我们反对抽象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化倾向奠定了基础。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以意识重于物质世界为出发点，来研究多种意识形态形式的方法，捍卫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文艺现象）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原则。同时列宁也反对所谓人的思想不可改变，人的主观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固定不变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论。在革命斗争的各种不同的形势下，列宁都始终不渝地揭露了此类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在确定某一作家的历史作用时，列宁感兴趣的是这个作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列宁认为，唯物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党性原则，这就是说在评价某一事件时，“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第1卷第379页）。列宁的这个论点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决不意味着把过去的资产阶级古典文化统统归结为捍卫狭隘阶级利益的文化，正如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们所断言的那样。列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艺术家的世界观问题时，也考虑到艺术的特殊性，认为艺术家有时可能违背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去客观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还认为，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原则上也有可能与自己的阶级决裂，站到人民这方面来。列宁驳斥了否定这种转变可能性的各种粗俗的所谓“社会学”理论，譬如，列宁谈到托尔斯泰时指出：“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列夫·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第16卷330页），无比深刻地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情绪。

由此可见，列宁分析文艺作品时所遵循的原则，同贬低历代伟大作家意义的庸俗社会学是针锋相对的。另一方面。列宁所作的一些具体评价是肃清所谓“单流论”的一剂良药。“单流论”抹杀作家的阶级立场，抹杀作家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政治斗争这一因素。列宁在高度评价屠格涅夫作品的同时，也指出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与革命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屠格涅夫“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第27卷第252页）。

众所周知，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两种民族文化同时并存、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同少数剥削阶级的文化进行斗争的学说，乃是科学的文学史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把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点当作一个公式，把整个文学机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方法过去曾流行一时，结果把某些在自己的活动中与解放运动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写过一些反动作品（同时也写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作品）的大作家，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划归反动阵营。例如，一些文学评论家一笔抹杀象列斯科夫这样杰出的作家。除了他真正反动的两部小说《深仇大恨》和《走投无路》以外，庸俗社会学家对他的其他作品一概视而不见。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一封信发表之后，某些文学评论家曾利用其中关于“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把它说成是列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总的评价。这样的解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它无视讲这话的具体原因和这一评语的上下文。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写的这封信，在谈到对文尼阡柯的小说《先辈遗训》的评价问题时，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先辈遗训》因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言论报》的赞扬。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这部颓废主义小说，并且针对《言论报》的书评写道：“我看，模仿是有的，但这是对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第35卷第127页）。这句话的本意显然是说文尼阡柯为了迎合时俗，正是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最拙劣”的东西，也就是他的作品的颓废的一面，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那些精华，对文尼阡柯来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据邦契－布鲁也维奇的回忆，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他研究了当代社会的病态方面，他的作品中固然有不少矛盾和反常的东西，但同时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5510475。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革命后不久，即一九一八年，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的一份决议，决定为一批最杰出的作家建立纪念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列入这些作家的名单中5510476。

离开列宁的这些要求，文艺学中就会出现方法论上的左右摇摆，以致对于历史上许多作家的评价，往往会出现大错误，出现无视该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其复杂的社会本质。出现所谓“应付纪念日”的文学研究，对任何一个古典作家，都采用千篇一律、空洞浮泛的公式，完全抹煞了每一个作家的特点。例如，对普希金的评论，就表现出这类倾向。在一些著作里一会儿把普希金写成对人民起义惊恐万状的贵族老爷，一会儿又把他奉为农民革命的思想领袖（遗憾的是，后一种观点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文学界还时常看到）。对革命民主派的分析也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丝毫不考虑他们的个人特点，结果别林斯基成了一个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面貌相同的人。

几年前关于民粹派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在挑选、归纳和解释事实方面也受到了这种片面性的影响。某些作者偏离了列宁的分析原则，对民粹派这一十分复杂的现象不是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去分析它的矛盾性，而是人为地拚凑事实，一会儿倒向这一面，一会儿倒向另一面。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抬高和美化民粹派；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低估在社会思想、文学及文艺评论方面的这一重要流派。

苏联文学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时候，不仅学习列宁直接谈到文学问题的文章，还学习他的全部理论遗产。学习的时候，当然必须深刻领会列宁各种论点的准确含义。

我们举例来看一看列宁是如何解释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的。大家知道，在《怎么办？》这本书中列宁批判了工人事业派的马尔丁诺夫的一篇文章，并且提到了与此相关联的浪漫主义问题。马尔丁诺夫当时指责列宁主办的《火星报》，说它“一旦从现实问题转向预测未来，便往往犯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胡说《火星报》的特点是“革命想象”和善于编造“荒诞离奇的未来景象”等等5510477。

列宁以挖苦的口吻列举了自己的论敌们提出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幻想的权利”这个问题，他紧接着写道：“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的差别的问题时写道：‘差别有各种各样，我的幻想可能赶过自然的事变的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的差别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有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第5卷第481页）。

列宁就这样利用皮萨列夫的一段话，把“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使人“跑到前面去”,“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图景”的幻想，同那种“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5510478的幻想截然分开，并提出扎根于现实、从实现革命目标的斗争中产生的革命幻想来与反动的幻想和反动的浪漫主义相对立。

列宁也批判过“忽视现实”、陷入反动空想的民粹派（第1卷第221页），还批判过西斯蒙第不是把现在和未来加以比较，而是迷恋于把现在和过去相比较（参看第2卷第205页），拿“抬高我们的骗局”去抨击“鄙陋”的真理相对照的反动的浪漫主义（参看第2卷第170页）。这些事实都是大家所熟悉的，

总之，列宁是就革命斗争的道路和前途问题以及批判经济浪漫主义，才提及浪漫主义的问题。列宁的这些论点同文艺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论点显然有普遍意义。因为浪漫主义问题同鉴定特定类型的世界观和特定类型的思想流派是密切相联的。再说，“理想”和“幻想”是任何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想”和“幻想”同实际生活和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关系，与浪漫主义问题也是分不开的。所有这些标准就决定了浪漫主义的性质5510479。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出现在各个领域中——从哲学，经济观点直到文学艺术等等，因此完全有根据说浪漫主义的特点就是对世界一定类型的关系。既然浪漫主义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现象，那么列宁鉴别浪漫主义所用的标准，在方法论上也可以用来分析浪漫主义表现的各种范围。当然，在文艺创作领域中，浪漫主义的问题比起社会意识的其他领域要复杂得多。一九六四年《文学问题》杂志曾就艺术中浪漫主义问题举行过一次讨论5510480。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志都一致认为，浪漫主义可划分为两种主要派别，不管把们叫做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革命的或保守的，反正两种派别的观点已经住了考验。不过必须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一，浪漫主义的这两种派别从来不是相互隔绝的，而经常是相互交错的，每一种派别都是由其主要的思想艺术倾向决定的；二，即使谈到反动的浪漫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指直接的政治上的反动，所指的仅仅是某一作家的创作是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其作品表现出什么社会历史倾向，就是说这个作家是“向后看”，看过去，还是“向前看”。与此同时，不但要注意浪漫主义两大派别的思想表现，还要考虑到十分复杂的整个艺术体系。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对列宁有关浪漫主义的一些论点曾作过片面的解释，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一些庸俗化的文学评论家（特别是在“拉普”的评论中）甚至根本否定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价值，认为浪漫主义是反动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另外一些人把政治定义生搬硬套地用来说明浪漫主义，忽视了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抹杀各种类型的浪漫主义的区别的反历史的倾向。其实，别林斯基早已指出不同类型的浪漫主义，把“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同与进步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新型浪漫主义”严格加以区分5510481。高尔基也谈到过两种类型的浪漫主义，分别称其为“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

列宁一向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生活，他嘲笑那些脱离实际、想入非非、无视现实生活的规律和要求的错误倾向。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品的最大优点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弱点则是幻想的不成熟（参看第15卷第179—182页）。列宁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是现实主义的（参看第2卷第458页）。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列宁不分什么流派（黑白地）一概否定文学上的浪漫主义551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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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提出了俄国的历史发展的许多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俄国文学的巨大功绩。大家知道，列宁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正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第16卷第321页）。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的制度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同时它又展现了俄罗斯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丰富的思想境界，塑造了许多美好的形象，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肯定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和人民解放的思想。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代表——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人的作品，推动着人们去寻找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各种奴役的道路。但是只有无产阶级这个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彻底改造世界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未来社会关系具体前景才清晰地展现在人民眼前。在这以前，不少作家虽然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天才地批判性地描写了他们当时的现实生活，但是当他们转而描画未来的社会制度时，他们只能以浪漫主义的抽象轮廊勾画出一些最笼统的东西，或者创造出一些社会乌托邦罢了。在这方面，列宁称之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先驱者之一的赫尔岑（参看第5卷第337页），在《来自彼岸》一书的序言中，对自己的儿子发表了一段有重要意义的话：

“不要在本书中寻找什么解决办法，这在这本书里是找不到的，当代人也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了的东西已经完了，而未来的变革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我们不是在建设，而是在破坏；我们不是在宣告新的发现，而是在排除旧的谎言。当代人是忧心忡忡的Pontifex Maximus5510483，他的任务仅仅是搭桥，为的让别人，让那些陌生的后代在桥上通过”5510484。

赫尔岑嘱咐革命后代去实现那些“未来的社会变革”的理想，即俄国的优秀儿女为之献身的理想。他们使俄国和俄国人民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名列前茅。这个理想在列宁的著作中已不仅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变为现实的目标；已不仅是如何破坏旧社会的学说，而且是一门如何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列宁的著作为俄国思想界首次提供了赫尔岑当年因缺乏解决办法而感到万分痛心的那个“解决方案”。列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解决了古典文学曾经提出过的许多问题。十九世纪末叶，为新的世界观的胜利而奋起斗争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这种新的世界观一方面对当代生活进行清醒的、全面的科学分析，另一方面又以这种科学分析为基础去预料未来，鼓舞人心和增强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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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局限于遗产”——列宁的这个论点说明了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基本问题的态度。

俄国古典文学所以有力，就在于它的批判现实主义，就在于它勇敢地有力地揭露了旧制度的一切不公正和残暴、揭露了沙皇政府的专横和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现象。列宁十分重视旧时代作家、政论家创作的这个特点，高度评价他们的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论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参看（第15卷第179页），高度评价他们善于“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并努力教导社会“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论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笔下的农奴主形象，参看第13卷第38—39页），列宁要求革命前的党的报刊“把一切政治上不满和进行反抗的分子集合起来”，激起人们“从事政治揭露的热情”（第5卷第7—8页），为此列宁在自己的许多政论作品中借用和重新揭示了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托尔斯泰以及一系列其他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在同资产阶级颓废派的反人民的文化作斗争时，列宁也经常求助于俄国文化及文学的民主原则。然而列宁在高度赞扬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批判和暴露倾向的同时，他又向文学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文学去努力体现正面的社会主义理想。因为世界观是推动文学从艺术角度认识历史现实达到攀登新的高峰的最主要的因素。

俄国的进步作家和政论家一向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全面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列宁高度评价俄国进步作家创作和观点的这一基本特点。列宁把俄国伟大作家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和自由派向人民“献媚”经常进行比较。列宁揭露孟什维克文人同人民谈话时，总是想“弯下腰来”（参看第5卷第441页）。这同革命民主派的传统，尤其同谢德林是有直接联系的。谢德林说：“你想了解人民要什么、缺什么，就必须使自己站到人民的观点上，为此既无必要弯下腰来，也不必向人民献媚”5510485。列宁很重视革命先辈的代表人物维护人民利益的满腔热忱，但同时他也指出，在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之前，历次解放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和人民缺乏联系。在革命斗争进入无产阶级新阶段之后，人民性这个概念就无比扩大，获得了新内容，因为这时的文学已面向前所未有的读者，“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第10卷第28—29页）。在评价艺术作品时，首先要想到艺术“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5510486。

俄国的进步作家和政论家一向努力培养人民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对祖国忠心耿耿的英勇忘我品质。专制制度下人民受苦受难的景象和认识到革命运动的软弱无力，使得许多作家禁不住感叹——这是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形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国主义时所说的话。列宁的民族自豪感高度体现了俄罗斯人民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正是俄罗斯人民创造了拉季谢夫和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以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等俄国一切优秀代表的文化、所有这些优秀人物都把自己的力量和才干献给讴歌祖国，献给谋求祖国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解放事业。列宁的爱国主义具有明确的革命目标：“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9/10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第21卷第84页）。列宁所主张的爱国主义，就是将民族自豪感同各民族平等的一贯的无产阶级原则结合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第21卷第86—87页）。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对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认为祖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第15卷第168页）。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列宁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其他重要的指示；如，研究爱国主义问题时，必须把真正的爱国主义和以虚伪词藻为掩护的假爱国主义加以区分，必须把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列宁讽刺地称之为“爱国志士”（参看第19卷第33页）的那些自觉反对民主、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以及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加以区分。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他教导我们说：“……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第21卷第86页）。

从这个角度来说，各民族进步的、民主的分子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在民族问题上的巨大意义也是明显的。列宁写道：“如果多数乌克兰工人处在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我们就会肯定地知道，除了大俄罗斯神甫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起作用的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思想。在同前一种‘文化’作斗争时，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把后一种文化划分出来，并且向自己的工人说：‘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和巩固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同这个工人的文献和思想交往的一切机会，这是乌克兰的工人运动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二者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第20卷第15页）。

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史进一步证实了列宁提出的大俄罗斯文化中的进步思想产生影响的例子。例如，乌克兰的许多最著名作家谢甫琴科、沃夫乔克、弗兰柯、列霞·乌克兰英卡、柯丘宾斯基等人都受到过俄罗斯进步文学的直接影响。他深深感到俄罗斯人民同乌克兰人民在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斗争中是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

俄国的优秀人士都同声谴责沙皇政府对乌克兰进步作家的迫害。列宁在一九一四年愤怒地抨击了沙皇内务部禁止庆祝谢甫琴科诞生一百周年的决定。

我们看到，列宁在阐明俄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一系列其他问题时，把过去的优秀传统和真正的革命的推陈出新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

俄国的进步文学经常教育社会各界要象鄙弃农奴制度一样，鄙弃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它不断地戮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的叛徒策略。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自由派的思想和心理特点作了彻底的揭露，重新解释了俄国古典作家所塑造的各种自由派的艺术典型，仔细考察了自由派的所有脸谱，并以政论家的锋利笔触描绘了自由派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的演变。

俄国的进步作家认识到文学的特殊作用，一向十分重视同人民的自由交往和文学的自由发展问题。自十二月党人起，历次革命运动的所有纲领性文献都以种种形式写进了这一要求。然而，列宁反复强调说，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大众才有可能充分了解俄国文学的宝库。列宁关于托尔斯泰所说的一段话是有普遍意义的：“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为反对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困境地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16卷第321页）。

俄国的进步作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公民义务，他们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努力为人民谋福利，这就是英雄的俄国文学最主要、最高尚的特征。正因为这样，俄国学文比起其他国家的文学是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这也决定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俄国进步文学的长处是它的思想性、它同群众的公开联系以及捍卫人民切身利益的满腔热忱。

列宁关于文学的作用和任务的观点以及他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在理论上概括了俄国文学的上述特征，这是列宁对文艺学和美学的最重大贡献。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一文中，列宁谈到文学在改造社会方面的巨大作用，谈到自觉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谈到艺术家获得真正自由的条件，他还指明新的具体的斗争任务，号召我们为实现这一理想，使文学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组成部分而努力奋斗55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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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列宁特别重视文学的分析、认识作用，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意义。现实主义具有这样一些能力，能够透过现象的外表揭示现象的真正本质、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生活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因此列宁特别重视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化是艺术的特点之一。正是典型化使文学能够把持不同的信念、观点、喜好的人们的真正本质，他们的心理面貌、感情和情绪等等，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当列宁需要对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或者对当时政治斗争的某些具体参加者进行描述时，他就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借用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谢德林以及其他作家作品中形象5510488。

要领会列宁所阐明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和典型的本质，他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一封信中所说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文艺作品的“整个主题包含于个别的情节中，包含于对一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的分析中”（第35卷第168页）。作家把某个人物的个别特征归纳为一定的社会典型。在艺术中描写社会典型所拥有的说服力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取得了艺术所特有的具体的个性化。

列宁所说的社会典型，指的是代表一定的阶级、社会集团和一般社会现象的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多数情况下，列宁用的这个术语含意很广，并非专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但是他在说明社会典型时有时也与文学作品有关。当列宁并非专指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典型时，他常常不去注意某一人物的个人特征，虽然也考虑到个人经历的某些特点。这是因为科学分析有它的特点，科学分析的任务是用逻辑上的固定公式来概括地评价某些现象。列宁指出，如果有人企图把个别现象的全部具体特征都包罗在普遍概念之中，这就证明这个人对什么是科学一窍不通。

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列宁撕下了这个社会典型的伪装，指出他是乔装打扮的具有新气质的农奴主，——这是科学的政论分析法。然而，不少文学作品也曾使用艺术分析的方法描写过这社会典型，而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因此在上文中，列宁很自然地提到了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中同葛伊甸如出一辙的那些农奴主形象，也提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宾诺奇金这个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风度的文明地主。“什么是葛伊甸的政治活动的典型特征呢？”——列宁问道。接着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反革命地主葛伊甸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高明地用花言巧语和道貌岸然的姿态来掩盖农奴主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的掠夺本性。

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的所谓“非党的”《同志报》当时这样吹捧十月党人葛伊甸：“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卓越形象，感召着不同党派的一切正派人士。真是罕有而幸福的命运！！！”为了揭露这类奇文的真正的政治用意，列宁把葛伊甸这个反革命地主的面貌同文学上的典型的地主形象进行比较和对照。列宁写道：“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5510489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的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可是……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蛮横无礼，夸耀自己非党民主主义者的公正无私”（第13卷第38—39页）。《同志报》的政论家们妄图站在超阶级、超党派的立场上，实际上恰恰掩盖了葛伊甸的主要的根本的、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他们评价葛伊甸不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而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洒的假眼泪”（第13卷第37页）。

描写在典型环境中的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暴露出他们的根本特征和欲望，不管这些特征和欲望隐蔽得多么深。由此可见，他们的行动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列宁说，现实人物的实际的思想感情，只有根据这些人物的行动，才能断定。而这些行动必然由这个或那个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处的典型来决定。

在《奴才气》一文中，列宁谈到各种社会典型的行为都受到客观环境的支配。他指出，奴才这种社会典型的特征就是虚伪，并且强调说：“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要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仆人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第29卷第495页）。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蓄意诋毁苏联的文学研究，胡说马克思主义无视艺术的本质和创作的特性，把创作简化为仅仅是纯粹的社会观念。这类武断显然是荒谬的。驳斥这些论点的首先是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列宁强调指出，托尔斯泰的暴露乃是一个善于以无比生动的笔触描绘俄国生活画面的天才艺术家的暴露。列宁在这里谈的是艺术的认识和改造作用同文艺的本质和特性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了搞清有关文艺的特性问题，还必须认真钻研列宁关于托尔斯泰最强的方面之一——他的批判主义的论点：“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是新的。他不曾说过一句那些早已在他以前站在劳动者方面的人在欧洲和俄国文学中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他用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遽转变”（第16卷第330—331页）。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上的意义是由两种互相关联的因素来决定的：一种是托尔斯泰所反映的历史过程本身的伟大意义，另一种是他的艺术家的才能。

这一切说明列宁把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文学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列宁的著作文章和讲演经常提及俄国古典文学中的各种人物，也证明这一点。列宁经常借用别里科夫、莫尔恰林、罗士特莱夫、赫列斯达科夫以及其他人物的形象来说明当代一些活动家的时候，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些形象的认识内容，还因为这些形象的审美感情色彩。譬如，列宁把普利什凯维奇同梭巴开维支加以比较，这就着重指出了列宁称之为“封豕长蛇”的反动黑帮地主的可憎面目。把好心肠的玛尼罗夫同高谈阔论的二十世纪的俄国自由派相提并论，这就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嘴脸，看到自由主义如何用玛尼罗夫式的令人作呕的甜言蜜语来掩饰自己对人民的灾难的漠不关心，并且不惜一切手段力求避免任何“动荡”，

用列宁的话来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第20卷第255页）。不用说，这在艺术上尤其这样，因为这种感情在艺术中的表现非常强烈。对现实的艺术反映过程本身，便把认识因素和感情审美因素结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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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古典文学全部特点、它的巨大的认识力量和艺术力量、它的解放的和爱国的热情以及丰富的思想内容等——这一切都反映在列宁论文学、论文学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文学对人民的意义等问题的文章和讲演中。

李英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