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已尧先生把他近年来所写有关华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文章，约10余万言，收集成书，来信要我作序。我读了他的大作之后，深深感觉他能把握这一为前人所未曾充分注意的重要问题。

近一百多年来，自从中国与西洋关系增加以后，一般人以至于历史家，多只注意到列强用实力推开中国的门户，使它本身发生了巨变；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人向海外移民，他们的生活和遭遇，以及这一发展的历史意义。

海外华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应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单从数量上说也可明白。1940年全世界的海外华人约有850余万，1956年已超过1,400万，1962年增至1,600余万，次年就接近1,700万。据我的估计，目前海外华人已达到2,000万了。这就是说，海外华人约与加拿大全国人口一样多，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乎要多一倍，比全世界犹太人口要多五、六百万，不久以后，可能多到一倍。这个现象，比起100年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已有天壤之别了。

虽然2,000万海外华人还不到中国总人口的3%，但是这部分华人分布的地区大，创业的机会多，他们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一部分人的教育程度，都已超过了中国本地人。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吸收、贡献和影响，对中国文化的改革和向外传播，已逐渐有了显著的成绩。未来的发展更不可限量。

可是这一正在发展中的史剧，竟很少为人从这一历史角度来注意和研究。中文著作更是罕见。这也许还是受了过去安土重迁观念的影响，正如传统中国少有史诗，我们不作兴夸张移民远徙的业绩。

当然，自19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发生“华工禁约”运动以后，中国人也曾写过不少作品来纪录华工所经历的险阻艰难，所遭受的限制压迫和虐待。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由日本到加拿大和美国各地游历，目的之一就是调查华人在美加的情况。他当时写有《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并且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大陆游记》，一名《美国华工禁约记》，对当时的条约规例等颇有记述。同时，中国还出现过好几种小册子报道华工所受的虐待和他们的反抗。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有署名“支那自愤子”的，写了一种小册子《同胞受虐记》，印赠分发。同年民任社出版《抵制禁约记》一书。还有许多报刊，如《外交报》等，也都有文章讨论如何抵制排挤华工运动。

这时候，上海还出现了不少的白话和文言小说，描写华工在美受歧视和虐待的情形。最好的例子如1905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的白话小说《苦社会》48回，6万多字。作者以华工的身份描写3个知识分子到美国做工，见闻经历不少的惨痛遭遇。类似的作品还有《绣像小说》上所载的“苦学生”。此外，如1906年启智书社出版有“中国凉血人”作的文言小说《拒约奇谭》;1907年小说林书社出版有“碧荷馆主人”作的白话小说《黄金世界》；名小说家“我佛山人”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上也发表了《劫余灰》，都以描写华工在美做“猪仔”的生活为主。

这些作品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抵制外族压迫的思想发生过相当的影响，推动了当时抵制美货和反抗外人侵蚀中国主权运动的发展。凡是研究晚清思想史和小说史的人都很熟悉。但是，当那些运动过去之后，这些作品就不再流行了。一直到近些年才在大陆上又重新提起。例如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把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有关的档案和新闻记载，汇集在一起，还算便于参考。可是缺乏外文资料，对于事实背景也没有注释和分析。1962年同一书局又出版了阿英（钱杏 ）编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收集材料相当丰富。但就全面历史性而论，关于19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的史实，还很少象1936年商务出版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最后一章所记的详细，更不消说远远超过了。

至于在这方面的外文著作，除了少数部分性的专题研究之外，许多都是小说新闻性作品，把“唐人街”渲染得稀奇古怪，以引起读者的趣味。著名记者艾斯伯雷（Herbert Asbury）的《旧金山外史》（The Barbary Coast,1933），还算能透露出100年前一些华工的惨痛遭受，已是不可多得之作。倘要找到更严肃、更生动、更深刻而全面分析性的专著，也实属不易。

一般说来，中国人过去在这方面的著作，多是以浓厚的民族国家感情来纪录经验和见闻，对客观事实与情势的发展却往往缺少详细而冷静的记载和分析，尤其是很少有人全盘深入研究各所在国造成排华运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等背景和因素。这种感情作用自然是很可理解的。近代中国既然受到列强的欺凌，海外华人又遭遇无理的歧视。这些都可以激起义愤和国耻感。所以许多作者都鼓励海外华人团结奋发，甚至要他们回国；或者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华侨；并且宣传在国内发展工商业，改革政治、经济和教育，以图发愤自强。这些作者有时相信，如果排华的坏人不得势了，如果中国本身富强了，中国政府有实力保护侨民了，海外华人便可免受那些无理的待遇。这种“自强”或“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是18、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政策所引起的一种反应。

上述这种思想趋势，若严格地说，也未尝不是一种以敌人之道以御敌的方式。本来，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洋各国之所以排挤外来移民，一部分是由于民族国家主义过分病态发展成帝国主义的结果；加以世界人口问题日趋严重，因此国界种界也显得更明显。大家知道，在19世纪末年，人们出国旅行，还不需要象现在这样办理繁难的护照和签证手续，也没有象现在这种庞大的海关和移民局来严厉管制。到今天，几乎各国都严格限制外来移民。人类在科学文明与物质生活提高之后，门户之见似乎反越来越深了。排华运动发生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最重要的，如经济政治权利的冲突、社会生活习惯和文化思想背景的不同、种族差异本身所引起的偏见、一般人“大鱼吃小鱼”的心理、以至于其他种种利害关系等，都可推波助澜，成为因素。可是我们要注意，由这些因素所助长的排挤外来移民的行为，仍往往要在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或“爱国”的借口和屏障下来实现。

在目前这种“民族国”对立图存的大趋势下，中国本身必须自求富强以谋生存与平等待遇，这种主张自然还有它的现实性和正确性。如果中国本身富强了，与别国的外交关系也改善了，海外华人自然也会受到许多好处。不过在原子能时代，实力均衡已成僵局之下，这后一点的有效性也许不免受到限制了。现在即使最富强的国家，也很难用实力保护或推行向外移民，何况目前国际强权对立，这使海外华人处境更加困难。他们一方面要活在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里，另一方面又要在各地方狭隘的民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的压迫下图生存。试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情形，便可想象了。这些海外华人不可能得到祖国有效的帮助；若只能走回国这条路，试问中国本身人口问题已够严重，怎能总是鼓励海外华人回归呢？中国本身需要科学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奖励他们回国，甚至不妨提倡利用客卿，这还算非常合理。不过，即使一部分人才流散在外，也不能说一无是处而大可悲哀。孔子就把“人弓人得”的理想看得比“楚弓楚得”还高尚。我们即使不说这种大道理，单就华人个人的成就来说，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人们仍然会承认这是华人的成就。以色列国成立后，爱因斯坦不愿回去当总统，我们仍然知道他是个优秀的犹太人，是人类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中国人近年来流散在国外的不下几百万，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目前的是非暂且不计较，单就长远的客观历史事实而论，这种中国人口突然向外大迁徙，已是空前的，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东西文明沟通史上不可忽视的发展。目前海外华人在困难环境之下，正要用这种历史远见来自处。这种看法，也许可以鼓励每个海外华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地发挥本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海外华人在本质上的处境也非常特殊。他们往往是世界人口中一个最大集团的成员，同时又是某个人口集团中的少数者。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4，无疑是个最大集团；但是海外华人，除了新加坡等地之外，却都是少数人口。这前一因素，又正可以加强这后一事实。中国本国人口，每年可能增加2,0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加拿大或两个澳大利亚，或相当于世界上犹太人口的总数。这真是太惊人了！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总不免要人口外流；即使竭力推行节育，即使各国限制移民，将来的长期人口自然流动的结果，华人足迹，在地球上还是会分布极广。这就是说，正是由于华人是世界上的一个多数集团，便有可能在世界各处发展成为少数集团。将来世界上华人组合成的少数人口集团之数，可能比任何其他人种组成的少数集团为多。这种局势也许在目前还不太明显，但这决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明白了上面这种情况，很可帮助了解海外华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凡是少数集团所受到的歧视和排挤，海外华人现在或将来都可能有机会遭遇到。海外华人应该主张减少对移民的种种限制，应该同情和支持为少数集团争取平等和合理的待遇。但海外华人与别的少数集团联合的程度，以及为本身利益而斗争的方式，都必须斟酌各地实际情况和可能性而定。不能希望建立几条抽象原则来普遍应用与推行。其次，海外华人与其他少数移民集团一样，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先锋，因此对如何迅速选择吸收别人的优点，如何保存发展自己的长处，以求最好的改进和创造，须具有高度的敏感和坚强的毅力。在这方面，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将得到最大的考验。中国人在2,000多年以前就极力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精神，那时的所谓“四海之内”实际上是指全世界，今天的海外华人自然应该发挥这种传统，应该说：“四海之外皆兄弟也。”今天的海外华人应该有做世界公民的勇气、度量和本领。

世界各国对华人的态度，往往随时代和政局的转变而不同。有些国家的移民法在条文上给华人以平等待遇，固然已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华人所受的待遇是否已真正与所在国的公民或其他移民平等，当然还大成问题。海外华人在这方面恐怕还需要长期的、更积极的奋斗。在这种奋斗中，必须注意，排华运动固然常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那背后的重要因素却往往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应该从这些方面去求解决。华人反对种族主义，决不能跟着种族主义本身的口号和方式去反对，否则反而堕其术中，愈引起种族间的隔膜。顽固反动的种族主义者总会逐渐减少，在他们自己种族内也会变成少数，无法假借那整个种族的名义来歧视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反抗运动，应该以孤立那些种族主义者于他们自己种族之外为首要策略。这样做，也许需要有一点世界主义的眼光。

海外华人面临的困厄、挑战和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沈已尧先生这书可说是一个先驱，将引起大家对这一重大问题作进一步研讨。这样一来，他这书的本身也就会更富于历史意义了。

周策纵

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196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