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俊瑞（曾用笔名陶直夫、钱泽夫、泽甫、周彬等）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钱俊瑞于1908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乡鸿声里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于鸿声小学和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1922年小学毕业后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到小学任教。当时，正值江苏省举办民众教育学院，钱俊瑞受陶行知思想的影响，决定投身于民众教育运动。他于1928年考入无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入院后第二年到黄巷实验区从事工人教育工作（黄巷是丽新布厂的工人居住点）。

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陈翰笙来无锡，组织一批革命青年，开展对我国农村的经济调查。钱俊瑞参加了陈翰笙所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并转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农村经济调查组先调查了无锡、保定农村；以后在江苏宝山、河南许昌、山东潍县、陕北榆林、安徽二十里堡以及广东的若干个县进行调查。在对这次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钱俊瑞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发表了有关农村经济的大量文章。

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科研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为了加强控制，中央研究院于1932年把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并任命傅斯年为所长。傅斯年上台后，竭力排挤左派。1933年，钱俊瑞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除名，自南京返回上海，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当时，他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与邹韬奋、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艾思奇等人接触，并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我党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大破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移到苏区，但中央文委仍留在上海，在中央文委领导下，左联、影联、剧联、美联、社联、教联组成“左翼文化总同盟”，钱俊瑞曾一度出任该组织宣传委员。1935年9月，经周扬和胡乔木介绍，钱俊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

30年代中期，钱俊瑞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大量的革命工作。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学术研究活动。当时，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参加建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创办《中国农村》杂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精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所，进行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其二，积极参与由胡愈之领导的、在“苏联之友”社基础上创办的《世界知识》杂志的工作，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问题的研究。

1933年，为了摆脱中央研究院某些人的干扰，争取科研工作的自由，以原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调查的那些人为核心，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被选为理事会主席，钱俊瑞是理事之一。1934年10月，农研会创办了会刊——《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钱俊瑞是该刊的重要成员。

在参加农研会活动的前后，钱俊瑞（或以陶直夫、周彬的笔名）在《中国农村》月刊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主要有：《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农作机械化的社会意义》、《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论证了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批判了歪曲中国社会性质、取消中国革命的托派分子的理论和其他掩盖阶级矛盾的庸俗理论。

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对象的问题上，钱俊瑞批判了美籍教授卜凯把农耕技术作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的错误观点和托派分子所主张的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着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错误理论；明确提出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农村生产关系，中心问题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指出在说明农村生产关系时，不仅要分析土地的分配状况，而且要研究对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有重大影响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的地租问题和地价问题。钱俊瑞的这些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具体展示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有关农村经济研究对象的理论。

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上，钱俊瑞批判了那种把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混为一谈的观点，以及那种根据中国处于国际资本的支配下就推断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并在《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两篇文章中，分别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发展途径和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中，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上，钱俊瑞发表的《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一文，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的特点，说明由于中国的多数地主（甚至富农）把大部分土地出租，而租进土地的又多数是那些没有土地或有地甚少的贫农，因此，细小经营就成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形式。而这种细小的经营并不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因而也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说，中国的土地集中并没有产生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这从一个侧面又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农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在中国的地租问题上，钱俊瑞以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的租佃制度和地租形态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中国地租的本质》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地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封建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说明近代中国的地租虽在形式上有很多变化，但它仍是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与资本主义地租仍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参加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讨论的同时，钱俊瑞还对中国的金融货币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与章乃器合写的专著《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新知书店1935年出版）；在报刊上发表的《新币制的透视》、《国际货币战与中国币制改革》和《中国跃进英镑集团以后》等文章。在这些著作中，钱俊瑞全面论述了中国金融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特点；论述了30年代中期在列强加紧争夺对华货币权的情况下，中国的币制改革及其发展趋势。其中，《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一书影响颇大，成为当时的一大畅销书。

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步开拓，钱俊瑞越来越注意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1936年，他写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阐述了研究中国经济的正确方法。其中特别强调要按阶级观点，进行实地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该书是当时青年自学丛书的佳作之一。

30年代初期，特别是30年代中期，整个世界充满了火药味，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为了加强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了解，钱俊瑞与胡愈之、金仲华和张仲实等人以“苏联之友”社为基础，于1934年9月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先后由钱亦石、张仲实、金仲华和钱俊瑞任主编。该刊着重于世界经济政治的研究，曾专门介绍过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有关世界经济的理论。在这个刊物及其他报刊上，钱俊瑞（或用笔名钱泽夫、泽甫）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火药气下的世界景气》、《西班牙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保卫马德里》、《土耳其论》、《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展望》、《太平洋市场的争霸战》，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通过对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评述，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经济“景气”，完全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军事化基础上的一种虚假“繁荣”，通过对列强市场争霸战的分析，充分展现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特别是殖民地市场）而产生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并通过对殖民地经济的论述，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国内经济关系（如土地关系等）的本质；其中，在《土耳其论》一文中，钱俊瑞通过对土耳其民族经济的发展的分析，已提出并在一定范围内论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特别是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

进入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因此，钱俊瑞当时除了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外，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成了著名的争取民主和宣传抗战的斗士。

1935年底，钱俊瑞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文化救国会党团书记。次年，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钱俊瑞等相继创办了《永生》周刊和《现世界》（钱俊瑞曾任这两个刊物的主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后，钱俊瑞任“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在党中央长江局领导下工作。上海沦陷后，他辗转到武汉，创办了《战地知识》和“战时书报供应所”，并与孙冶方、姜君辰等共同编辑《救亡手册》（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为动员和团结抗日民主力量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武汉失守后，他由董必武派遣到襄樊，主持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用合法形式帮助建立桐柏山根据地。1939年初，他赴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人民外交工作。1940年7月，钱俊瑞随叶挺军长自重庆到皖南新四军工作。在新四军里，他负责组建战地文化服务处，并在军教导总队为军队干部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理论。皖南事变后，他转到苏北根据地，任华中文委书记，主编《江淮日报》；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直到抗战胜利。

在全面抗战前夕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钱俊瑞的理论研究工作和著述活动都是围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展开的。在这一时期中，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专著是：《中国国防经济建设》、《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给救亡同志的公开信》、《汪精卫卖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和《论战争》；主要文章则有：《目前研究中国经济的目标》、《论民生主义的实质》、《从中日财政经济观察未来战争》、《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动员》、《和平的呼吁》、《关于乡村服务人员大团结的一个具体建议》、《开展内地的救亡工作》、《第三期抗战中乡村工作者的具体任务》、《目前乡村工作同志的三大任务》、《迅速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两大国际力量在中国的斗争》、《从经济上观察意国侵阿战争的前途》、《论苏德战场》，等等。

其中，在《中国国防经济建设》等经济理论著作中，钱俊瑞不仅提出和建立了国防经济的理论和方针，论述了国防经济建设的任务及其各项具体措施；而且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独立民族经济的任务，并把它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的经济基础来加以论述。钱俊瑞提出，为了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采取如下两项极其重要的措施：（1）为了抵抗外国资本的侵略和消灭割据性的地方经济，必须以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实现从落后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中间环节；（2）为了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特别是建立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因为离开了人民民主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绝无可能的。钱俊瑞上述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的思想，关于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并以此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的思想，以及关于建立革命民主政权以保证民族经济的发展的思想，强调了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初步地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的理论。

抗战胜利后，钱俊瑞被派赴北平参加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随后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的代社长（社长是徐特立）兼总编辑，创办了《解放》三日刊。1946年5月，钱俊瑞奉命自北平赴延安任党中央秘书；9月调解放日报社，任该报社论委员会主任。1947年3月，我军主动撤出延安，钱俊瑞经山西到河北平山县，参加在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下的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并先后出任过中共建屏县委书记和华北大学教务长。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钱俊瑞出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负责接管清华、北大、北师大、燕京、辅仁等高等院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建国初期，钱俊瑞先后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在教育部和文化部任职期间，钱俊瑞先后发表了《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用革命精神实施新学制》、《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和《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等文章，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政策。

1956年，钱俊瑞参加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钱俊瑞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在十年动乱时期，钱俊瑞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放。

1978年，钱俊瑞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到任后，他主持召开了两次世界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了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参加发起建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并被选为会长；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创建工作，并被任命为该报社社长。1980年后，钱俊瑞还兼任了国家计委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和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3年钱俊瑞退居二线，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恢复工作以来，钱俊瑞主要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活动。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著有《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等书；主编了《世界经济概论》（上、下册）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等专著；并主编了我国世界经济方面的工具书——《世界经济年鉴》。其中，《世界经济概论》一书被列为高等学校教材，并获1987年“吴玉章奖金”世界经济学特别奖。此外，在从事繁重的著述活动的同时，钱俊瑞还多次参加代表团，前往西欧、美国、日本、印度考察各国经济，并在瑞士、美国、日本、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作学术演讲，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

钱俊瑞晚年的学术论著内容广泛，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了适应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同时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钱俊瑞确定了世界经济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并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重点课题。在这方面，他的颇多论述为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起到了组织和协调的作用。

二、在《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等文章中，钱俊瑞从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形成的历史分析中，说明了人类社会在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如何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和世界资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即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钱俊瑞把这种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尽管尚未充分展开，但钱俊瑞已作的这些论述，对于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建设，对于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研究中，钱俊瑞不仅分别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如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出现的新现象问题、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道路和模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这些不同类型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新变化也进行了研究，从而较全面地分析了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这种分析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民族历史特点、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乃至于它们的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素；并把这些国家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定地位中来加以考察；就其方法论来说，则既重视对事物内部运动规律的研究，也重视对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的分析。

四、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中，钱俊瑞特别强调要根据当前世界的客观形势，从世界总战略的高度出发（而不是从个别具体问题出发），来确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以及制定这种战略的主要原则。这不仅使当前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使他30年代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丰富和发展。

五、在着重进行世界经济研究的同时，钱俊瑞对国内经济问题也给予高度的重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力图借鉴外国经验来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的许多论述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文章，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主张。

钱俊瑞晚年的研究活动是多方面的，但创建世界经济学几乎是他倾其全力予以进行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按照他的设想，80年代将使世界经济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在对世界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为此，钱俊瑞曾准备于近期内在《世界经济概论》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世界经济学原理初探》；与此同时，还将为建立和发展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比较发展经济学积极准备条件。而到90年代以后，将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实和完善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力求在本世纪末将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比较发展经济学建设成两门独立的、完整的分支学科。

然而，正当钱俊瑞执著地进行创建世界经济学的探索工作的时候，这位孜孜不倦、勇于创新的学者终因劳累过度，不幸于1985年5月25日病逝了。钱俊瑞虽然未能在生前完成他创建世界经济学的宏愿，但他对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以及对创建世界经济学所作的初步规划，无疑将对后人起到铺路奠基的作用。

本文集收入钱俊瑞的25篇学术文章，其中有些是解放以前发表的。为保持文章的原貌，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这次结集出版时未做改动，特此说明。

林水源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