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8年11月“业务归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在世界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史组，1981年5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室，专业方向为战后国际关系史，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1988年初至1997年中，根据组织安排担任研究所和院机关党委的领导工作，走上了党政工作与科研业务“双肩挑”的道路。在此期间，由于党政工作繁忙，只能挤出一点业余时间继续从事科研。1997年中至2001年底，调任亚太、日本所联合党委书记，才得以实现党政事务和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双肩挑”。2002年初退休后，在受聘从事院史研究的同时，继续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和写作。

我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从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一书入手的，因而奠定了较好的资料基础。在随后进行的战后国际关系史综合研究中，凭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心血付出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使我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认识逐步提高。加之不满足于埋头书斋，而是乐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同行和研究生，接受检验和批评意见，从而不断克服认识上的局限性，一步步增强了驾驭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的能力。此外，由于我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所以在政治方向上从不动摇。

收入本文集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作品，共28篇。就时间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段：20世纪80年代前期到9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90年代后期及新世纪之初为第二阶段。从内容上看，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及相关问题。把《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82）纲要》作为开篇，意在忠实地反映我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最初切入点及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先后为研究生院国际学科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战后国际关系史”课程，后又整理成二十余万字的《战后国际关系简史》一书。80年代中期，我被吸收进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获国家图书奖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总编委会，并与卫林、俞源共同主编了其中第九卷（6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除综合性研究、讲授、撰写战后国际关系史外，我还选取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联合国和第三世界的崛起等专题为重点，较深入地钻研了世人瞩目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以及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可能是比较前沿的。

第二部分，关于亚太政治及国际关系，其中以中、日、俄关系为重点。我在研究战后国际关系过程中，一向把苏联东欧国家关系，乃至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一个侧重点。这方面的一系列观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上面提到的《国际关系史》第九卷第三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此后的苏东剧变，同样成为我重点追踪的课题。但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亚太政治及地区国际关系纳入了我的研究范围。对亚太政治的形成、现状及发展趋势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对该区域合作面临的形势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从这方面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可以看出，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仍然是我在亚太国际关系研究中继续关注的新的重点之一。也许有必要一提的是，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如今俄罗斯外交的研究，我都格外重视中苏（中俄）关系，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建议。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它失去了昔日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我仍然认为，鉴于俄罗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巨大的潜力，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对俄罗斯的任何歧视都是政治上的近视。与此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和适应中日关系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我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选取中日关系和日俄关系作为进入日本外交研究的突破口。从收入文集的文章可以看出，我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寄予厚望，尤其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特别是日本青年。我主张把右翼的日本统治集团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高举“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旗帜，以扎扎实实发展中国自己的综合国力去推动和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至于日俄关系，鉴于双方领土争端的错综复杂性，以及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等特定国际背景，我认为日、俄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实现尚需假以时日，同时吁请有关方面关注这一对中国周边外交有着利害关系的问题。此外，为了对中日、日俄关系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我还特地就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其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影响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于把握日本近代外交的本质，揭露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掩盖和歪曲侵略历史的真实面目，想必是有益的。

第三部分，其他问题。除了可以直接划归以上两个主题的文章等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科研成果。这些作品大都是由组织交办、适应当时特定的需要而完成的，因而往往留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譬如关于波兰团结工会问题的研究即是一例。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国际共运步入低潮的情况下，在波兰发生了旨在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所谓“团结工会”运动。它实际上是苏东剧变的一个先兆，因而在国际上甚至在我国也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根据组织安排，我对其跟踪研究达10年之久，1989年8月应北京市总工会之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工人阶级”专题讲座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后以此为基础整理成为《波兰团结工会问题及其教训》一文。又如，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略历史的阴谋，我撰写了《有关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几个问题》，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入选了由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七部委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他一些文章也各有大同小异的背景，恕不一一赘述。

总之，本文集收选了我将近30年来科研工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应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对国际问题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但是由于时空的变迁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作品中恐难免有落伍甚至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孙叔林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