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预言而是紧迫的预警。它论述当今全球政治的形势，谈及21世纪开始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谈到绝不能任其发生的事情。我对全球变化失去控制的关注，包括了我对我们时代政治含义和启示的必要的主观解释。因此，本书有些地方是对病情的诊断，有些地方是对后果的预断，有些地方则是作者的倡议。

这部个人的论述有时甚至涉及哲学的领域。而在大规模政治觉醒的时代，若非不仅考虑到人的能力提高的后果，而且考虑到人的精神之主要内容变化的后果，那就不可能论述现代的全球政治。

承认人类历史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及其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乃是我立论的必要出发点。历史并没有完结，而是压缩在一起了。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轮廓相对分明，因此，人们会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进程感；而今天的历史所呈现的却是相互抵触的间断现象，模糊了我们的透视感，打乱了我们的历史洞察力。

换言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实际上已与我们业已开始理解的那个世界大不相同；而且当我们的理解跟上新的现实时，世界甚至可能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情况还有更大的不同。间断性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主要现实，它要求人们对我们时代的含义进行深刻的探讨。

此外，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观念，特别在世界先进地区内大规模地瓦解，妨碍了我们对目前的——且不说未来的——错综复杂情况的理解力。极权主义学说已不得人心——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界定道德标准的宗教作用亦已式微，而消费主义的精神特性却改头换面地取代了伦理标准。人类控制本身和环境的能力一直在迅猛发展，而我们对物质的期望发展之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与此同时，我们的道德鉴别能力和自我控制的社会标准则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伦理上发生了困惑是无从提高历史的理解力的。

本书是以这一中心假设为依据的：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并从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充分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

我更加着重于下列三大问题：

1.在20世纪，一般的极权主义，特别是作为世界事务中意识形态力量的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其历史意义何在？

2.在进入21世纪时，世界的理论学说和地缘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能会怎样？

3.上述问题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对美国社会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

这些问题确实都是大问题。它们还很复杂、合乎时宜和重要。我不想用大部头的、引经据典的、充满书卷气的巨篇——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陈述来阐明这些问题。我要让读者清楚明确地领会我的论点，以便他或她自己来断定我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还是含糊不清的。然而，我应当说清楚，这不是一本讲对策的书，不会列出一系列的快速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我所论及的问题是棘手的、深深植根于长期历史潮流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作深刻的重新评价。

这种评价的论点部分地来自我以前的一些，著作。在《两个时代之间》（1970年）一书中，我认为，美国正先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正是美国的麻烦和希望之所在，而苏联则可能会停滞在其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在本书中追溯了其中的一些论述。在《运筹帷幄》（1986年）一书中，我指出美国可以在冷战中和平地取胜，特别是因为苏联制度有其内部的弱点。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年）一书中，正如书名所说，认为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在当时正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

我的下列论点按4个阶段论述：

1.20世纪的政治是以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它应被说成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这种疯狂性不仅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而且还包含着人类史上最大的野心企图，以便确立对人类本身内在和外部条件的全面控制。根据破天荒的厚颜无耻的教条式意图，企图建立强制的乌托邦——即地上天堂——遭到了失败，而这种企图正是约200年前法国革命在欧洲所引发出来的理性和理想主义冲动的乖张表现。

2.与极权主义实验失败的同时，出现了真正全球规模的人类政治觉醒。这一巧合可能意味着，与当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联系的自由民主框架可能适用于世界范围，从而为达成可能的全世界的政治共识奠定基础。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的各种分裂力量可能仍然证明大于种种凝聚的力量。在先进世界地区内日益增长的趋势是，把一种我称之为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灌输到自由民主的内涵中去。这种趋势可能会使西方政治观点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只顾达到个人的自我满足，再加上人类通过基因工程和其他科学的自我改变方式——都不受道德制约——重新塑造自己的能力不断增长，这一切往往会提供一种条件，使渴求消费和摆弄自身的欲望的势头得不到一点自我控制。相比之下，在较富裕的西方的外面，人们的生活基本上仍在谋求解决生存的根本问题，而非追求铺张浪费。这些不同的趋向有损于和阻碍了全球共识的达成，并加剧了日益深化的全球分裂中所固有的危险。

3.今天，美国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国。但是，只有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转变成全球政治的背景下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政治——在现代通讯和日益增强经济上相互渗透的影响下——正变成一种消除国内和国际界线的扩展过程。在这中间，就孕育着产生一个真正的全球社会的可能性。问题是一个不受一系列对全球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全球大国，究竟能不能长时间地发挥其优势。诚然，美国的力量是真实的；事实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大概不会受到任何潜在敌人的挑战。无论日本或欧洲——鉴于我在以后篇章中所述理由——实际上不大可能取代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全球地位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纵欲无度而产生的种种弱点，集中地体现了目前美国文化可能界定的趋向。除非作出精心的努力来重新确定某些道德标准的中心地位，以便对一味追求满足个人的欲望进行自我控制，否则，美国独占鳌头的时期也不可能持续多久，尽管没有谁能明显地取代美国。

4.虽然一种单一的和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呈现，但是，由于来自文化的而非经济的原因所形成的内在弱点，美国却难于在其中行使有效的世界权威，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使世界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增大的局面。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情况，那大概可以通过欧亚的地区性冲突随着苏联的崩溃而日益加剧来加以说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更令人对这一前景有不祥之感。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后世界危机可能加深，破坏了民主对全球广泛的吸引力，并会促使有千年历史的蛊惑民心的政客集团卷土重来。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也会随之尖锐化。一个反对富国的较贫穷国家的新联盟——或许会以中国为首——也可能随之出现。

这样，在下列诸因素——我们历史进程发展的迅猛，我们塑造世界能力的增长，我们对物质欲望的快速膨胀，和我们在道德上的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的作用正产生着无法控制的变化的空前动力。我们大家都在奔向未来，但塑造未来的正是日益加快的变化速度，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意志。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诚然，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迹象，表明人类现在可以较好地进行更认真的努力、把本身组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尽管如此，根本的事实仍然是，人类为其本身界定一种有意义的存在的能力，正日益受到主观期望和客观社会经济情况之间矛盾的威胁。在这两大趋势间潜在冲突的内在危险是，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共同理解政治存在的要旨——即人类相互依赖的条件。迈向这种理解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致力于界定人的内在和外部强烈渴望的适当限度，而这种限度归根结底是道德方面的。这将需要自觉的努力，在社会需求和个人欲望的满足之间，在全球贫困和国家富裕之间，在不负责任地改变自然环境乃至人的本身，以及致力于保持自然遗产和真实的人的认同感之间，权衡利弊，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是美国目前在乌托邦后时代所面临的严峻的历史性挑战。做出有效回答的出发点是承认，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受某些共同遵守的自我约束准则所指导的社会，才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界。只有具备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确保，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而不是受害者。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于缅因州东北部湾

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