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新书的作者杨适同志跟我同事，我们在一处教书，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对西方哲学的起源有过相当长期的钻研和思考，并且为高年级学生开过这一方面的讨论课，我也旁听过这些讨论。他的课比较生动，并不是写好讲稿面面齐全地满堂灌，把学生当作抄笔记的简单机器看待，临了一考，照预定的框框打分数完事。他事先就把必要的原始材料印发给学生，要他们仔细看，开动脑子思考，要他们在课堂上对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共同讨论，他自己只作引导，作出的结论也不是硬性的规定，随时都可以吸收青年的思想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这本新书。可以看得出，这书不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丝毫没有以此为准的权威口气。但是他的钻研态度是严肃的，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也不下含糊其辞的判断。他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认真的深入讨论，这才是他写书的目的，正象诗经上说的那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由于我经常同他讨论，也就享受了优惠待遇，能在出版前就逐章读到他的原稿。先读的确是一件快事，作为第一个读者，比大家早得到一些新知识，早接触到许多新见解，好象早晨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澡沐着我的旧脑筋，使它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些新鲜念头来。可是这样一来，杨适同志就派给我这第一个读者一项不可推托的任务，要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给大家看看，作为引起议论的引子。我既然赞成他“求其友声”的旨趣，当然应该首先在行动上支持，哪怕说出的话有毛病，成为批评的对象，那也是起了引起争鸣的作用。只是我这个人虽然爱好哲学，为哲学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仅仅翻译过一些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知道那么一点点，自己一本书也没有写过，写序难免出笑话。我不想向专家们班门弄斧，只想向青年的同行们请教。因此我不能学过去的少数名流那样，为了应酬而写序。他们可以不用看书就发点冠冕堂皇的高论，拿来应付作者，其实对读者不起任何作用，等于不说。我的目的和作者一样是“求其友声”，决不能掩盖自己的无知，只能说一点真正出于自己思想的老实话，争取大家评判。

杨适同志这部书不是什么即兴之作或者应时之作，而是一部认真讨论哲学问题的书。但是读起来并不干巴，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火气和架子，我觉得平易近人。哲学虽然研究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世外天书，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普通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应当感到兴趣，因为这种根本规律直接联系到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息息相关。有些人说自己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说自己没有哲学头脑，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他指导行动的基本原则，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则就是哲学罢了。中国人历来重视哲学，尤其在多难殷忧、动心忍性的时代，现实的问题迫使人们不能不深思，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思考得比较简单，有的人比较深远。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变革时代，要求我们思考得比以往更加深远。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哲学无用，只有科学技术才有用，所谓“重理轻文”就是突出的实例。我觉得人们这样想是值得注意的事，的确事出有因，但是并不表明中国人真的对哲学不感兴趣，倒是适得其反，正表明他们在认真思考问题，应该说哲学思想空前兴盛的时期即将来到。杨适同志写书正是为这个兴盛而努力。他并没有提出一些定义，划下一些格子，只是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出发，从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追寻线索，摸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不就是认真研讨哲学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到了我们的头上，迫使中国人民深思，引进了西方人当时比我们先进的哲学思想，开始走上告别古代的道路。清朝垮了，帝国主义者的炮弹还是往我们头上轰，我们继续深思，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垮了。没有新的哲学思想，当然不会有五星红旗，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还要做艰巨的工作，扫除历史带来的污浊。这些污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深思，才能前进。我们不久以前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又是深思使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哲学无用的人其实也是在参加深思的人，他们反对哲学僵化，反对假、大、空，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他们不是“凡是派”。但是深思不能停止，一停止就必定倒退。科学技术很重要，必须克服以大老粗为荣的蒙昧主义，然而离开思想、不要哲学的科学是没有的，正如没有不要科学的技术一样。我们现在需要更加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哲学。杨适同志的书努力朝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值得我学习。

这部书又是讲西方哲学史的书。研究哲学是不是一定要研究哲学史？有些人以为不一定。过去的思想家全都有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错误，错误的思想有必要研究吗？这话初看有理，其实欠妥。人的思想是社会性的，个人的思想并非原子，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实践，更要吸收过去思想中的优秀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片面的、不确的成分。不弄清过去错误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自己只能重犯历史的错误。而且错误常常与正确纠缠在一起，不深入研究其前因后果，常常分不清楚，甚至互易其位。不懂哲学史的哲学家，和不懂哲学的历史家，都是盲目的。盲目很危险。有些讲哲学原理的人以为学点哲学史知识可以使自己的演讲生动一点，或者显得博学一点。这种看法是把哲学史当成脂粉，而不认识它是哲学的灵魂，应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用的不是唯物辩证法。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有些地方用的也不是唯物辩证法，但是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杨适同志的研究特别着重方法论，是针对着这个重要问题的。

还有些人虽然不反对研究哲学史，却认为不必研究古代哲学。他们重视现代哲学，这是对的。知古而不知今，是脱离实际，正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我们过去的研究犯了这个毛病，应当改正。但是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片面要求研究现实，用“厚今薄古”的口号反对“厚古薄今”，也同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现实是过去历史的发展，也是向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据；现实是实际，历史也是实际，二者是一个实际的发展。把实际砍掉一块，那只是砍掉发展。不要发展的哲学就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杨适同志的研究与此相反，他讲的是最古的哲学，但不是孤立的哲学，而是哲学的辩证发展，这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要永远发展下去。这是古与今统一的研究，我认为是现代化的哲学研究，厚今而不薄古。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他下了不少功夫，讲的其实并不限于古代哲学，更重要的是现代哲学。他对方法论的看法，值得大家商讨商讨。

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要花费气力，不避艰难险阻，取巧的路是没有的。不但自己研究要付出大量辛劳，就是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轻松。我读杨适同志这本书，虽然觉得妙趣横生，可是流的汗也不少。他引了那么多原始材料，作了那么多细致而又概括的分析和选择，读时跟着他上下求索已经气喘吁吁，还要不断地往回看看，以防自己的脑子乱套。而且单单这样做还不够，我还必须作自己的判断，要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比较比较，仔细想想。这是苦事，也是乐事。吃苦是享乐的前提，如果我怕吃苦，浅尝辄止，那就毫无所得，尝不到甜头了。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管哲学史，不理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浮想联翩，那当然舒坦得多，但是只能得到空中楼阁，误己误人。杨适同志不是那样做的，他倒是迎着困难上，不惜自找苦吃，把苦涩的外皮一点一点剥开，挖出深处的甘美桃仁。他挖出的桃仁我们也必须细嚼慢咽，一不小心就会囫囵吞枣，成为不知其味的猪八戒，多此一举。古代哲学是比较难研究的，需要先下一番考古工夫，细细爬梳，尽量不遗漏一点材料，然后用现代最先进的手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它联系起来，才能恢复本来面目。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急功好利的人也许会看了发笑，他们是智叟，我们还是学挖山不止的愚公罢。

杨适同志还有一方面做法我认为值得参考。他避免门户之见，尽量吸收其他学者的正确成果，在他自己的原则下加以消化。例如讲柏拉图哲学的发展时，他大量吸收了陈康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比比皆是，他并不因为陈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摒弃。我觉得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只是摒弃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派性而已。此外他讲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吸取英国学者Ross的合理观点，讲概念发展时还采纳瑞士学者Piaget的儿童心理学学说。

原稿我看得比较仓促，看后他又作了不止一次修改，因此我希望快点出版，以后再仔细读。我希望大家读一读这本新书，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专业研究工作者不要轻易放弃阅读的机会，它会启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的。它给我们起了一个头，我们读了动动脑筋，必要时也来同作者商讨商讨吧。

王大庆

198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