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我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组织的专题讲座，计二十五个专题。参加专题讲授的都是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家学者，其中有几位还是中央经济部门有关的负责人。所以，他们所承担的专题都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每个专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

研究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怎样组织，讲些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比较集中的参考书。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它们要经历自身特有的发展过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运用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历史教训。随着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总结的理论观点，有的需要发展，有的需要补充，有的需要修正，有的应当扬弃。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它们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对过去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观点作了改变，并且提出了不少反映各自特点的理论创见。

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和开放的基本政策。近十年来，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我们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就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和编写的，它将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我们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进展，大致可作如下概述：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提出来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有过“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提法。这里所说的“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指在剥夺地主、资本家以后，获得了这种“可能性”即条件。这不同于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完全的社会主义”，是指在消灭工农两个阶级的差别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5537198后来，斯大林使用了“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5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沿用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1959年，毛泽东有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总结了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划分，对于象我们这样一类过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关系。十月革命以后，按照苏联的经验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形式。5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国家在经济改革中，逐步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的本质特征。这种所有制结构，揭示了社会经济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规律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和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重大发展。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问题。过去把所有制问题简单化，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经完成事情便到头了，全民所有制关系似乎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给实践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任何事物一样，经济关系也有它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有一个由不完全、不成熟到完全和成熟的发展过程。认识和掌握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就会为我们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确立相应的经济体制提供客观依据。

第四，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制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合作经济的理论是多样化的富有“弹性”的理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误解，似乎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只能是集体的、有的还把合作经济看成是转瞬即逝的事，小社要并大社，规模愈大愈先进，在我国曾经大搞的“穷过渡”就是这样来的。结果使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合作经济观念，在农村逐步实行了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合作制经济，从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合作制经济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这就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五，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有商品的“外壳”，他仅仅承认消费品是商品。长期来，这种观点占居了统治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点，明确地指出，不仅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根据我国的现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就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躺在所谓优越性上过活，似乎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可以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左”倾路线甚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视为修正主义，否认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大讲上层建筑的所谓决定论。其结果使我们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得以逐步实现的物质保证，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并且制定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置于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过去我们不重视经济规律，不讲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功能，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多次出现了反复和曲折。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一切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强调发挥经济机制的功能，把企业的活力同确立和健全企业的经营机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它的骨骼和血肉紧密相联，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混为一谈。因此，谁要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就被视为异端。实践表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共性的，如确立和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这些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怎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传统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阶段不同，它们是可以有适合各国国情的特点的。事实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根据自己的状况和特点，采用不同的形式和经济体制，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多种经济模式的出现。

所有这些问题，书中的有关专题都从不同的侧面，作了相应的反映和系统的论述；另外还有若干专题，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或文集所没有论及的。纵观全书，各个专题有其鲜明的理论上的特色：

——全书既照顾到理论的系统性，又突出了若干重点。从全部专题的设置和安排来看，既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各方面的主要问题，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论述了一些重点。比如就系统性来说，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方面，都设有专题；但又适当突出了所有制关系和生产、交换关系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集中的分析和探讨，再就生产方式两个侧面来说，既系统地重点研究了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又专门安排了五个专题探讨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也是作为重点来安排的。此书虽说是各个专题组合起来的论著，却又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和结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专题研究同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相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总的说，它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要确立和逐步发展公有制关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为将来逐步向按需分配发展创造条件。但到底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却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书中的各个专题都是本着这种精神从理论上展开的。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探索各种理论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不长，要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许多理论问题还不成熟，理论界的看法也很不一致，需要不断地认识和再认识。因此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将使我们逐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许多专题对若干理论问题和不同意见的探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的。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衰亡过程中，在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但现实社会状况不完全具备甚至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些原则的条件时，需要从实际出发，予以阐明和补充，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二是在十月革命以来，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所总结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其中有的比较正确；有的部分正确，需要修改和补充；有的则是错误的。后两种情况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结合社会主义实践，重新研究并作出新的科学概括。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以此推动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同时要大力开展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敢于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新思想。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本书各个专题都力争体现这种求实和创新的精神。

参加本书各专题撰写的有董辅礽等十七位专家学者，分工顺序如下：马家驹（研究员）：第一讲；李泽中（研究员）：序言、第二、三、四、六、七、十二、十九、二十五讲；宋养琰（教授）：第五讲；陈栋生（研究员）：第八讲；霍俊超（副研究员）：第九讲；田江海（研究员）：第十讲；戎文佐（研究员）：第十一讲；项启源（研究员）：第十三讲；唐伦慧（副研究员）：第十四讲；张纯音（研究员）：第十五讲；陈道源（副研究员）：第十六讲；董辅礽（研究员）：第十七、十八讲；杨培新（研究员）：第二十讲；戴园晨（研究员）：第二十一讲；王振中（助理研究员）：第二十二讲；赵人伟（研究员）：第二十三讲；孙效良（法制司长）：第二十四讲。

李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