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均衡》完全是一本批判论战性的著作。虽然我的批判主要针对瓦尔拉新古典一般均衡学派，但对其他经济学流派也作了一些批判、分析。我向中国读者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仅仅根据我的著作就对经济理论作出判断。在还没有阅读被批判的著作以前，决不轻易地接受一本批判性的书。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对一些好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给予极大的注意并进行仔细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一些经济问题的理解和一些经济分析工具的产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只有既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又读了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包括《反均衡》），一个经济学家才真正有权作出他自己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者反对这些可供选择的理论。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都必须以公正无私的比较和冷静的逻辑推理为基础，而不能事先带着盲目的偏见。我努力做到既不妥协又不失礼貌，虽然我不接受许多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但也不想用攻击和诬蔑来代替健康而又有礼貌的争论。

《反均衡》源于我对一些经济理论的失望。我和匈牙利其他经济学家一起试图理解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感到，不论在匈牙利、苏联还是中国，不论在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准教科书，都缺乏说服力。

这些教科书把事物的理想状态（一个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怎样运行）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实际怎样运行）相混淆，把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与科学“规律”相混淆，把某种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具体形式看作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和普遍的形式。

同我们时代的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在寻找新的理论起点，新古典理论逻辑严密的内在力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可是，我也逐渐发现了这一理论学派的局限性。它“抽象掉”经济过程的社会政治环境，忽视利益冲突的影响，忽视政权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忽视在市场价格——利润机制以外所有起作用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它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描述也是相当片面的。当我们试图理解社会主义体制时，它的说服力就更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把描述说明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混同起来。大家都熟悉这样的格言：我们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我觉得，现在是强调另一面的时候了。改造世界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说明世界！我们需要科学地描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否则，改变、改革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努力都将在黑暗中进行。

《反均衡》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提供的主要信息是：不存在预先精制的现成理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经济学家，必须创立自己的理论。我们有重要的文化科学遗产，可以充分利用前辈提出的思想，把所有应当继承的思想作为建设新经济理论大厦的有价值的材料。但是，这幢新大厦的建筑师和建设者只能是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这是一项远远没有完成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如果《反均衡》能给这种建设工作带来启发的话，我便很高兴了。

本书提出了前人（不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还是新古典理论家）忽视了的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市场长期偏离了瓦尔拉一般均衡。《反均衡》比较了两种市场态势：“压力”和“吸力”。在第一种场合，买者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卖者服从买者提出的需要，为买者的货币而竞争。在第二种场合，卖者是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买者为卖者提供的商品而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于第二种情况是很熟悉的：生产领域中原材料、半成品、机器零件、能源等的经常短缺；消费领域中住宅、电话及其他服务、公共交通、某些工业制品的短缺；最困难时期的食品短缺，等等。这本书分析了持久短缺的有害影响，主要在于阻碍了技术进步、创新和质量改进。我希望，本书得出的这些结论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

长期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写作《反均衡》时，我强调的是超高速的强制增长和过于宏大的计划，把这些因看作导致经济比例失调和市场不均衡的重要力量。但是后来我在《短缺经济学》一书（已有中文版）中，把重点转到了体制因素方面：利润刺激的削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企业成千上万种的行政控制。我认为，这些就是持久短缺和其它形式的不均衡的最确切原因。

《反均衡》和《短缺经济学》都引起了许多争议，讨论还在继续。庆幸的是，没有人声称他已获得了终极真理。我敬告读者，不要在我的任何著作中寻找没有争议的真理。如果说《反均衡》有一个总的“精神”，那么这就是对各种教条和学说进行合理的怀疑和持保留态度的“精神”。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于引起独立思考，批判地寻找支持或否认现存理论的事实和证据。这是逐步获得对经济现实真理性认识的唯一途径，也是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