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并运用它开创社会进步的崭新道路，建设新的生活方面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社会实践。在苏联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这种体制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考验，也走过社会经济和平发展艰难曲折的道路。几十年中，这种体制确实显示了它政治上的稳定性，在不少时期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经常为经济危机所困扰的情况，也显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和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头仍然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过若干错误和失误，出现过一些悲剧性的事件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战后从70年代起，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逐渐减弱。苏联领导人虽然先后采取了若干完善化措施，也未取得明显效果。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社会上的积垢越来越多，以致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机制”。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竞赛中，苏联丧失了并正在丧失着某些阵地。战后仿效苏联建立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某种规律性。它说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和其他事物一样，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作用和长处不是永恒的。必须随着客观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实行真正的革新，才能使体制保持和增加活力。否则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惩罚。可见，近几年来，体制改革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是偶然的。它已经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倾注全力去解决的最中心的问题。

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分析70年来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探寻造成“障碍机制”的某些答案。第二，考察苏联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体制运转的成效，历史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特点。第三，论述80年代苏联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为振兴社会、政治、经济，为焕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步骤。总之，我们力图在研究分析苏联政治、经济体制70年的历程中获得某些启发，作出一些必要的结论。

二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概念、成份、组织结构等问题，苏联、东欧以及我国学术界进行的讨论和撰写的文章已经不少。虽然其中一些问题尚存在分歧，但是政治、经济体制所包括的内容范围等问题逐渐明确起来。特别是随着各国体制改革的实际发展，体制问题的阐述不再产生障碍。因此，这本书没有在体制概念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在各章、节的论述中触及到体制问题的广泛领域。这本书在论述政治体制时涉及到政治体制的主要成份有：政治组织结构，政治规范，法律制度，政治关系，政治思想，方针政策等。在政治组织结构中包括若干政治组织设施，即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法律机关，经济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等。在论述政治体制的运转机制时，我们着重分析各政治组织的设置，职能权力的划分，它们各自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关系。

在有关经济体制的章、节中，我们着重论述从经济的最高领导机关到基层企业和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分析这些组织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宏观上和微观上经济运行的机制。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表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虽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任何经济改革措施都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反之，政治上的革新也是一样；但是政治与经济确实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也相互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相互之间具有制约的作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明确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者虽不多，但实际上政治体制的局部变革还是常有的。在主要领导人更迭时，常常是在政治上进行了某些革新以后才进行经济改革的。有时政治和经济的完善、革新又是同步进行的。有的经济战略方针或经济政策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因素。例如：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历史上是作为政策上的转变出现的，实际上也是经济机制上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在分析时，很难将它们分开。因此，这本书在论述各个时期政治和经济体制时，既有分也有合。有的时期体制改革只有局部的性质，不涉及体制全部成份的变化，则按实际情况在论述上有所侧重。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体制运行的实际。

三

研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划分体制的发展阶段，既不能按照苏共党的历史分期，也不能按照经济史的历史分期。虽然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变化与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体制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特征。体制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从整体上的变化并不是经常发生的。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因此，它在各个时期都打上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印记。划分体制发展阶段的标志有三。第一，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在整体上有较大的变化；第二，采取了与体制有关的新的方针政策；第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体制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上述三点，我们把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划分为创建阶段，形成阶段，探索革新阶段，改革的徘徊和停滞阶段，以及全面改革的新阶段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创建阶段，大体上相当于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的时期。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列宁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5543625。列宁曾提出工人监督，设想使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实际上未能真正实现。在政治体制方面，列宁建立了苏维埃议行合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关，赞扬过党政合一的集中制，后来也批评过权力过分集中，党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带来不良后果。主张“最高类型的民主”与集中制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过直接过渡的尝试。这种尝试带来政治经济危机后，列宁总结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5543626又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543627因此，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尽管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并没有从体制上把它固定下来。列宁创建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对付国内外复杂的局势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体制并不符合列宁的理想。他对这种过度集中的体制，在政治上演变成官僚主义机构、经济上急于过渡表现了严重的不安。在他晚年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有关体制的卓越思想。这些著作直到现在仍然是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源泉之一。

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入了形成阶段。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并没有将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晚年的思想继承下来，而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列宁的思想。虽然联共（布）围绕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延续到1928年，但是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列宁去世后基本上逐渐丧失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消灭多种经济成份，加速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经济上急于过渡的思想在联共（布）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领导人，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党内反对派一个个的被击败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政治和经济管理的集中制更加定型化。随着最初三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就和卫国战争的胜利，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被确认下来。维护这种体制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并作为一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广为宣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固然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和政治上的专断有关，但也是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超前思想和帝俄封建专制制度传统的影响，以及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巨大的政治错误交织在一起，社会潜伏着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遭到某些扭曲的阶段。

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对30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提出批评并进行改革探索的苏联领导人。他严厉批判了个人崇拜、政治专断和破坏法制等种种现象，批判了经济管理上的部门壁垒和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等弊端，并相应采取了一些完善措施。禁锢的思想领域开始了“解冻”。从这一点说，他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他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因而所采取的措施是局部性质的，无力的。例如，他对工业和建筑业只是从行政领导关系上进行了改组，并没有从体制上改变高度集中的性质，也没有从机制上施行大的手术。加上他更加严重的超越阶段的冒进思想和决策上的唯意志论，导致了改革探索的失败。

勃列日涅夫是以赫鲁晓夫政策失败的挽救者面目出现的。因此他上台后的许多措施是更改赫鲁晓夫的作法。有的管理制度是直接恢复以前的办法。经济管理又从地区管理改为部门原则。在他领导的18年中，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说，是一个小小的回潮，甚至在他之前苏联出现的某些积极因素，如政治向民主方向的转化，发挥地方的主动精神，文化、思想上的活跃气氛等等也没有保持下来。经济领域虽然也实行了1965年名为“新体制”的完善物质刺激的制度，但旧体制的大框架基本上没有触动。名为“完善”管理体制，实际上长期踏步不前，经济境况越来越不景气。政治上因循守旧，社会生活严重的消极现象，使国家处于危机前的状态。5543628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出现转机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安德罗波夫由于执政时间短，在政治、经济改革上没有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但是，他关于变革苏联社会和推进经济改革的思想是明确的。他在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矛盾性质等理论问题上阐发的许多观点是有价值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跨入新的阶段，是从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开始的。这次全会制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经过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到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经济管理改革的总体方案，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构想。这是苏联体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现阶段的改革是在深刻认识并揭露传统体制的弊病基础上进行的，明确了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打破了30年代以来形成的理论体系的禁锢，为彻底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而且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势头，新思想的涌现方兴未艾；第三，改革越出了经济体制范围，是一次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改革；第四，改革的步伐较大，冲破了旧体制的框架，力图以新的机制代替旧的“障碍机制”；第五，改革继承并发扬了列宁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并从列宁的改革思想中，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及列宁晚年的著作中吸取改革的历史经验。

我们指出了苏联现阶段体制改革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应看到苏联改革的思想、理论和方案措施，还有许多朦胧之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发展中得出的某些结论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思维的更新。事实上苏联有关体制建设上的许多问题、事件、人物和党内斗争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的真理和谬误完全被颠倒了。要反复再认识，重新作出评价。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几十年体制发展的历程中埋藏着许多对当前改革事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人们不断地去研究、发掘。这本书的完稿，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一块铺路之石。